一位经济学家的理性与情感
与陈志武交谈的时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不仅时长超过了我的预期，而且谈话的深入程度也是如此。
陈志武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平时很难从他脸上读出过多的表情，这也许是作为金融学教授长期严谨的理性思考和众多的数据模型建立的原故吧。但这次采访我却看到了他对中国现实思考的极其丰富的情感状态。采访中间，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带给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时，他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了眼泪。在那一刻，作为一个来美国只有十多天的我来说，很难完全理解一个在美国居住工作了十多年的他，但他对中国的感情与牵挂却带给我无数多的思绪。
我在历史系选了一门与中国相关的课，在芭来特教授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课上，她这样介绍着中国：一个在文明古国发明过四大样东西，且对人类文明有过贡献的中国在后来变无声无息，然后就睡过去了，一睡就是好几百年，二十多年前，她突然醒来了。这个描述的确非常有意思，这不是一个概念性的描述，而是一个极形象且能带给人许多思考的讲述。课下坐着真正来自五湖四海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我在想，他们会从这个介绍中怎么想像中国的今天呢。
陈志武所为之激动和担心的，当然是一个长睡者之后醒来的中国状况，她的状况与其中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
陈志武来自湖南一个落后的农村，在中国上完大学和研究生后，带着几十美元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完成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之后到俄亥俄大学任教，最后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过去贫寒而简陋的乡村生存和目前他富足而充实的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在他身上对比应该是无比的强烈，我也见过经受过这种强烈对比的人，在他们身上，这种两极化的体验慢慢会让一个人思考更多的问题，即将不是学者，他或她也在思考着，因为这种思考不是一般性的问题探索，而是与自己带着体温的记忆相关联。
我相信每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来自一个最深沉的动机，这个动机就像一个无形的发动机一样在驱动着每一个灵魂走着他们自己开始未必能预料的线路。
陈志武的专业是金融，但他目前的所研究的领域已扩展了许多，与经济相关联的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众多的问题他都关注。在他流泪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了他所关注的对象为何这么广，这个问题本来一直想问，但我想我的确明白了。近年他呼吁最多的是关于中国的制度建设，中国正在发生着真正意义上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紧跟这个变化的应该是一系制度至少是制度框架的建立，然后才是一点点地细化，要不然社会所积累的财富将无法支持持久的发展。
他从制度建度的角度对金融、农民和外贸等问题进行许多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无不带着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许多问题就是从一个思考着的问题中派生出来的。他目前的状态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每年他都多次回国，这种在多元文化的大舞台上的走动，使他的思考一直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与许多国家对比中来完成的。其历史和地理两个角度的交叉使他的许多想法给人启示。
◎记者：陈教授您好，今天上午我一直在读你的文章，在许多文章中，您呼吁最多的就是关于制度建设对于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如何建设？能否在您所熟悉的领域中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陈志武：我最近的文章一直在涉及这个问题，尤其在新闻领域的开放度和司法独立的问题上，过去三年来，我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在金融领域方面，有利于市场发育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想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作为我们来说可能是将许多人没有说出来的话把它说出来了而已。作为制度建设，重要的是要从一些细部入手，从具体的方面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建设很重要，而不是大而化之地让大家感觉这个就重要。为了这个问题，过去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收集了许多数据，研究这些问题。我喜欢退回到二百年前，或者三四百年前的中国社会。
当初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架构对当时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经济活动的规模来讲，可能差不多够用了，像我老家湖南省的各个镇和村是不怎么来往的，但是在那个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市场交易相对来说是简单的，而且是小范围、熟人范围之内的。在那种简单的交易环境下，那些独立的正式司法或新闻媒体对经济交易都不是那么太重要，因为说到底每天打交道的都是比较熟悉的人，熟人之间有传统的道德来约束，所以有没有一个法官来帮人们调解纠纷并不是很重要，而且也因为以后世世代代都在同一村、同一地，中国社会中，熟悉的人中间是有约束的。有了这些约束后，使那个社会对正式司法和新闻媒体的需求不大。
可是，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将整个中国社会不同的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的经济市场，这种大规模的跨地区融合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发生了跨地区的市场交易后，出现了问题找谁？而更多的买卖是一次性的，这时候传统的道德约束就不管用了，因为现在更多的是陌生人间的跨地区交易。这时如果司法系统跟不上来就要出问题，这种交易就会受到抑制，人们就会回避跨区域的市场。这样，中国现有的交通、通信网所提供的物理性便利的潜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交通、通信硬件上来后，法治这种软件会不会跟上来就很重要，要不然人们会花很长时间去判断这个生意要不要去做，做起来的交易成本也会太高。所以司法的独立和对司法的可靠性的信任，将决定我们所拥有的交通和通信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大小。这里，一个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的作用也很重要，它也是促进跨地区经济市场的深化的必要条件，能帮助疏通市场交易所必须的信息环境，减小做假与行骗的空间。
◎记者：您刚才所讲，主要说了司法和新闻媒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前提条件下它们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建立呢？
陈志武：相对来说，新闻媒体与前二十年比，其制度建设要走得好一些，程度要比司法改革快多了。
◎记者：您指的程度是什么？
陈志武：制度建设。指的是媒体有什么不同声音时，并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打压。
◎记者：这是制度建设吗？
陈志武：制度建设包括两方面，一种是有形的，指成文的书面上的东西，一种是无形的，无形的制度建设比有形的更重要。比如说，以往的学生了解经济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来实现的，而这门课程中教会我们两个概念，一个是剥削，一个是资本家的残酷，这让许多老百姓对今天的市场化经济有了一个不太好的看法，看到有钱人就想到“剥削”。这说明有形的市场制度建设是一回事，支持市场发展的“无形”观念性制度建设则为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后者的话，市场发展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在中国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市场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却还那么少、还停在三四十年以前的“剥削” 经济学上，这实际上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炸弹，这种不稳定因素非常危险。如果老百姓对基本经济学概念只是这样的话，他们一看到市场财富的分配不平均，就会有问题。所以我说无形的制度建设包括整个社会对于每一种有形制度的理解、接受、认同程度，这些太重要了，否则容易产生社会震荡。
◎记者：您是说中国社会比较认同新闻媒体所做的一些事情？
陈志武：人们对开放新闻媒体的认同度还是有的。现在中国新闻法还没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法没出来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因为反而可能给新闻界、法律界一些创新的空间。
◎记者：哪种意义上说呢？
陈志武：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新闻法，如果是约束性的新闻法反而不好。两年前我收集了两百多个涉及有关媒体诉讼的案例，其实通过研究这些案例，与新闻有关的诉讼中，从2001年到现在，法官判媒体侵权的频率越来越低，这表明整个社会对媒体自由的心理接受程度越来越大，理解程度也越来越深。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判决媒体败诉时法官给媒体的处罚在逐年加重，我从中感到的是人们对不负责任滥用新闻自由，对不负责的人也越来越反感。我说的媒体无形的制度建设就是指这些方面，指的是社会对新闻自由的认同的深化。
◎记者：在司法这方面，无形的制度建设呢？
陈志武：这些年通过的法律很多很多，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与我们现在通过的法律数量相比。但相比之下，其无形的法治建设却不那么令人满意。
◎记者：怎么判断不那么好呢？
陈志武：就是人们的法治意识在许多方面还不是很强，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文化传统方面原因都有。
◎记者：那么美国在司法这方面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陈志武：搞法学研究的话说，最好的法治是一般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去感觉法律的存在但照样不违法，法律要是与社会大多数人的习惯做法或基本价值观相违背时，那种法律也实现不了，其执行成本也会太大，使法律的尊严受损。比如，在美国社会中，商业交易合同每天千千万万，但是如果你做一个调查看每天签署的每100个合约中最后需要到法院里去解决的有多少，你会发现那远远低于1%。这说明人们的无形的观念对有形的法制的理解是比较深入的。这样整个社会才会有效地运转起来，不会觉得为了法治执行而带给社会的成本太高。
◎记者：您看中国司法界有哪些还需加强的呢？
陈志武：如果与有关国营与民营的讨论联系在一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