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大获全胜，更加感谢大帅爷，感谢“世界人民解放军”，德田球一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人上第一生命大厦门口，去三呼“大帅爷万岁”、“世界人民解放军万岁”。
但这只是“第一次读卖争议”，接着在1946年6月份，又出了一个第二次。
“第二次读卖争议”的起源，是GHQ新闻处认为读卖新闻有关当时正在进行的东京审判的报道，违反了GHQ的有关规定，能说、不能说的乱说一气，把读卖新闻社长马场恒吾叫去骂了一顿，这位马场社长被骂得一口一声“哈依”，回来就把铃木东民等6名共产党员工会领导人给开除了，理由是“确立编辑权”。现在读卖太民主化了，原来的老板被你们挑唆大帅爷给弄到巢鸭去蹲大狱，其余高管们全部靠边站，都是你们工会在胡闹，这下子闹出事来了，可不得工会方面负责任吗？
工会这边当时就被马场社长的举动给雷住了，马场是正力松太郎临走时扶上来的马仔大家都知道，可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急着为主子报仇啊，难道不知道日本共产党和“世界人民解放军”之间鱼水情深得很吗？当时就罢了工，要求马场恒吾撤回成命，向工会道歉。
这时登场的是一个叫务台光雄的人，此人除了一开始在纤维公司干过几年之外，一直是在各报社里干，算个传媒人。但是务台的传媒生涯很有趣，他不编报纸，而专门卖报纸。正力松太郎看中了他的销售才能，把他从《报知新闻》弄过来，他到了读卖之后，很快在东日本一带《读卖新闻》就超过了《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而成为了第一大报，1946年当时任读卖的贩卖局长，还是董事衔的，日语叫“取缔役”。
在日本，报纸销售是一种利润极高的行当，因此像所有没有技术含量，而能得到高利润的行当一样，报纸销售基本上控制在黑道手里。务台手下有些什么人就可想而知了，只见一声令下，顿时就有几百个卖报纸的彪形大汉，要冲进读卖新闻社来打人，工会连忙关上大门，准备向警察或是“世界人民解放军”求救，谁知道警察和“世界人民解放军”已经来了。
只不过警察是务台喊来的，那天一共来了500多名腰里别着王八盒子、手里抡着大棒的警察，还有“解放军”的宪兵在边上围观。不由分说，就把罢工的工人们用大棒子打了出去，被打了出去的工人们在外面还坚持了4个月，最后到10月份，才不得不接受铃木东民等37名工会领导人，以及积极分子全部被开除的屈辱条件而复工。
后来正力松太郎当然没有被作为甲级战犯，押上东京军事法庭，反而在1947年9月，东京审判还没有结束，就作为第一批被释放了出来，这是因为正力松太郎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把《读卖新闻》从不起眼的三流小报，弄成了发行量仅次于《真理报》的世界第二大报的能力，被美国人看中了。
正力松太郎出狱之后，重返《读卖新闻》的社长位置，1952年创建了“日本电视”，1955年从自民党出马参加选举当选为众议员，后来历任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等要职，现在被人称为“日本棒球之父”、“日本电视之父”和“日本原子能之父”。最后一个称呼的由来，是因为他是“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任委员长，日本采用核电就是在他任会长期间决定下来的，这里面还出过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因为反对核电政策，愤而辞去原子能委员会委员职务的事件。
因为有甲级战犯嫌疑，而在巢鸭监狱待过的人，不管上没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要没当场被大帅爷绞了，后来都被释放或者赦免了，出狱之后，大部分人都还继续在主流里混，像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光看这个现象，似乎可以说东京审判形同虚设。
但实质上完全不是这样，应该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出狱之后的甲级战犯或者嫌疑犯们之中，不但没有一个发表过反美或者翻案言论的，反而都成了极端亲美的人。在重新登上“读卖社”宝座的正力松太郎的手里，《读卖新闻》从战前的极端右翼立场，转到了亲美中立偏右的立场，这个立场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著名历史学家保阪正康指出，不管这些人日后混得如何风生水起，但实际上一直生活在东京审判的阴影里，或者有可能还在美国人的监视下，至于美国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就没人知道了。
但是现在根据已经解密了的中央情报局文件，能够确切知道的是，岸信介和正力松太郎起码曾经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正力松太郎用来创立“日本电视”的资金，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给的1000万美元巨额活动经费的一部分，而岸信介的政治资金中，也有一大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反过来看诺列加、萨达姆和本·拉登，只能让人感叹今不如昔，当年如此精于用人之道的美国人，到今天除了敌人或仇人之外，已经不会制造“自己的王八蛋”了。
正力松太郎死于1969年10月，7个月之后，出任《读卖新闻》社长的就是务台光雄。
“第二次读卖争议”以读卖工会的全面失败、“民主读卖”不再存在而告终，实际上，也就是日共失败了。实际上，只要日共在国际政治方面稍微敏感一点，就应该知道风向已经不对了。当年3月份，英国的丘吉尔在访美的时候，已经发表了有关的演说，制造了一个很有名的词汇叫“铁幕”。虽然冷战还未正式开始，但英美和苏联在二战期间，为了共同对付纳粹德国而结成的临时同盟，已经宣告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帅爷怎么可能支持背景是日共的工会行动呢？
可是日共方面还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变化，他们以为只是自己的马屁拍得还不够，对大帅爷指示精神的理解还不深刻，如果当时吃透了GHQ有关东京审判报道的规定就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这种迟钝，使得日共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吃尽了苦头，成了夹在一边是大帅爷，另一边是斯大林的国际政治风箱里两头受气的小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