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1973年的病》写得形象生动，感人至深。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杨崇德（中国当代百位小小说名家之一，以下简称杨）：我是一个生在大山里的孩子。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以及弯弯曲曲的山坡是我儿时最熟悉的环境了。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没有念过书的辛勤农民。在那片山水相依、父母相怜的土地上，不知道有多少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难以言说的天真和亲情。《1973年的病》是我儿时的一个真实缩影。它影响了我一生。小时候，我是一个较为内向的孩子，在全村十几个同龄儿童当中，只有那么一、二个人能够与我为伍。我常常一个人捧着柴刀穿越在家门口对面那片丛林里蹿来蹿去，搜索着弄回去就能燃烧的干柴。如果再翻过几座山坡，就是一条长年不涸的山溪。溪水很清。喝起来很甜。溪里有成群结队的小鱼，我们那里都叫它白肚鱼。白肚鱼儿常常游弋在清水潭里，或者躲藏在奇形怪状的石缝中。潭水不是很深，抓起来很是有机会，也很容易上瘾。因此，用土方子去药山溪里的白肚鱼，那是我们那一带孩儿们干大事业的一件重要活。村里没有学校。村里离大队有近6华里的山路，坡很陡。村里的很多孩子不喜欢天天走那条爬得让人气喘吁吁的山路，当然就不喜欢去读书了。村里调皮的孩子常常在半路途中改变了方向，他们不是去学校，而是往山溪里跑。虽然我没干过那种事，但打内心里我也很想去。白肚鱼的诱惑真是太大了。可是，1973年的那个夏天，我为了能跟调皮的孩子去药鱼，一个谎言把自己弄得骑虎难下。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我的谎言里，是那般真诚，那般慈爱。是他用一片让我感动终生的特殊父爱，治好了我的逃学病。如今，我那个300多人的村庄，靠读书出来的只有3个人。我就是参加工作最早的一个。当然，我绝对不赞成用读书的方式去抹杀儿时五彩缤纷的梦。但到了今天，与我同龄的伙伴们无一不在后悔。他们后悔自己小时候为什么不努力读书。他们甚至也在自己的儿女们面前后悔着自己。我觉得他们再怎么后悔，也都无济于事。至少，他们应该学学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他知道该怎么去尊重和鼓励自己的儿女。
陈：王蒙在《文章的魅力在于它发现了生活》一文中写道：“文章应该是活人写的充满生活气息与生命力量的话。你可以写口语、方言、俚语、俏皮话；也可以偏于书面雅言，哪怕夹杂文言，但是，你的文章里应该有你的体温、脉搏、心跳与爱憎。你的文章应该能够令人感到你的特点、你的个性、好的活跃的思路。你的文章里应该有你对生活的新发现。文章的魅力在于它发现了生活。生活的魅力在于它解释与充实了文学，也受到了文学的感染与启发。”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结合具体作品与创作实践阐述微型小说的魅力。
杨：王蒙老师的话，显然是大师语录。我觉得，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就应该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当然，我也看到了某些文友，他们企图通过另类方式写作，带有“戏”写的意味。可我不喜欢那种写作方式。我还是要反复王蒙老师那句话：文章的魅力在于它挖掘和展示了生活。离开鲜活的生活，企图通过调侃、毫无边际地折腾之法，用作品来挑逗人，取笑人，这是不严肃的创作手法。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一篇小小说都有原型，但至少我每一篇作品的创作欲望都源于生活中的某一个点眼。我只是站在这个点眼上去拷问、去发挥。比如：我的作品《在我们回城的那个晚上》，其实就是一个事实的事件。1997年，我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搞了一年扶贫工作。这篇作品所写的内容就是我们三名扶贫队员在扶贫结束、第二天即将回城的那个晚上，我们请了扶贫村的几位村领导吃饭。这是我们三个扶贫队员自己掏钱请的，也算是回报村里的几位领导对我们扶贫工作的支持而已。可他们打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我们本应该请他吃一顿，他们甚至认为我们打着扶贫的旗号，弄了一些钱没给他们。他们暗地里通知了他们的家人陆陆续续来赴宴。当然，他们的家人三三二二赶来时，我们也是打心里欢喜。人就应该真诚坦露。当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分摊宴请款时，他们对我们却是另眼相看了。在后来的一两年里，他们常常派人送一些红薯、南瓜、小鱼儿之类的土特产来。这就是我和他们的亲情。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亲情。我的这篇作品虽然揭示了农民身上那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生活习惯，但我觉得这种习惯真让我感动。我不是厌恶它，而是打心里喜欢它。感谢我有那么一段难得的生活经历。
陈：在我看来，你的乡土小说代表了你的最高成就。乡村人物、语言及故事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指出：“故乡的经历，故乡的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因此，如何超越故乡使作品更上一层楼，就成为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杨：陈老师，你这是抬举我了。在国内，写小小说有一批高手。比如南京的滕刚先生。滕刚的作品，是我最看好的小小说作品。读他的作品，真让人产生心灵上的颤动。他就是不断地拷问我们的生活。我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信念：要写作，就要肩负着一种责任，哪怕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刺激他人的神经，只要作品里包含着一种责任，就值得我去为之努力；要写作，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离脱了生活中原生态的东西，凭空想象，肆意发挥，我没那个本事，即使弄出来了，我觉得那也没什么太大的价值。我今后仍然想在小小说写作方面继续努力，但我想，我的写作范围可能仍然放在农村和官场。王跃文先生是我的老乡，我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只隔一条迎丰路，他的官场作品真是有韵味，因为他熟悉中国的准官场。我不期望我的作品能起到多么大的作用，我只是希望，我的作品不要弄伤了读者的眼睛。应该让读者看了以后，有一丝儿感触，那就是万幸了。农村生活有苦有乐。今后，我应该多写一些乐事。这是我必须注意的创作方向。
陈：用文学书写农民工，表现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成长经历，揭示他们与社会、时代的复杂关系，将他们载入文学史册，是作家的一种责任。作为农民的儿子，你更有责任在作品中表达文化程度较低、生存立足艰难、文化生活贫乏的农民工的诉求。
杨：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农民的痛苦，是中国最大的痛苦；农民的快乐，才是中国最大的快乐。关注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是我个人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是英明的，每年的第一个红头文件都是“三农”问题。大家应该深刻领会。现在最怕的就是跑调儿、做样子。如果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都能够严格落实中央精神，我相信，中国农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中国作家们的心态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陈：现代小说从奠基者鲁迅开始，乡土小说就显赫的登上了高雅文坛。鲁迅之后，乡土文学依然繁茂，但继承并发扬光大者却寥寥无几，而在思想文化上的掘进几乎就没有进行。关键问题就是创作者本身的贫乏，他们原来就没有人文关怀，更没有对文化的深入思考，比较优秀的作家也只是满足于现象的描述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乡土小说之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你准备好了吗？
杨：我曾经写了一大批乡土题材的作品，都是写我最熟悉的生活片断。尽管我从1987年起就在地市级的小城市里工作，但我还是非常关心农村。因为我的家人有95%以上的都生活在农村。因此，不管我走到哪里，农村仍然是我的家。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到农村，到村里的老前辈家中坐一坐、聊一聊。我喜欢打听他们的生活，我更喜欢通过他们的嘴了解周边村民们的生活。我不喜欢把作品建立在虚无飘渺的完全虚构之上。总得要有一个生活原型来刺激我，让我去发挥、去提炼、去感慨。在金融部门工作的几十年里，我有心观察一些非纯真的官场生活。因而，在我后来的作品里，我更注意写官场上的一些事儿。我觉得，中国的官场，需要规范。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有些做法真叫人呕心！我的小小说的写作范围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形色色的官场；另一个是朴朴素素的农村。读一读官场事儿，你会觉得有些人简直不是人；读一读农村事儿，你会觉得不是人的简直成了人。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没有太大的创作压力。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准备不准备的问题了。总而言之，有了快感，我就喊。这种呐喊，应该是每一位文学创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
（载中国作家网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