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等都有所涉墨。您认为各种体裁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艺多会不养家吗？
曾 心（泰国作家，以下简称曾）：我觉得作家在学习上、阅读上，不可视野太窄，“博观”十分重要。作家知识视野越广阔，思路的天地也越广阔，获得创作的机缘就越多。我原来是学文的，后来又去学医，在任中国医学史教学时，发现了“医”与“史”之间，有个空间地带，它既涉及“医”，也涉及“史”，还涉及“文”。如果我没有“文”的基础，就无法去“开垦”这一“边缘科学”的领域，写出那本带有较浓厚文艺笔调的医学随笔《杏林拾翠》（此书25年后，百花文艺出版社新版）。如果我没学医，后来也无法写出带有某些医学知识的微型小说《三个指头》、散文《大自然的儿子》、《一坛老菜脯》、评论《给泰华文学把脉》等。
世间没有一种孤立绝缘艺术。我觉得各种文学体裁有意或无意在互相作用、渗透和影响。小说、散文是外视点文学品种，小说旨趣在于演绎故事，散文钟情在于绘画外在世界。诗是内视点文学。我写叙事散文，力求情、景、议融合的同时，喜欢用白描，并参有些情节，虽不完整，但可增加了吸引力。写小说，写到关键处，我也喜欢用白描，甚至用散文笔调营造环境、人物、情节的氛围。写评论，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也喜欢用形象思维，使语言有些情趣和文艺色彩。写诗歌（六行内小诗），注重抒情，营造意象，必要时也用内视性的“议”，使诗自觉地从生活中升华起来，甚至还用上了微型小说“最后打击力量”的欧·亨利式的结尾。
俗话说：“百样通，米缸空”。“艺多”能不能养家呢？泰国是个商业社会，难以单独“从艺”、“从文”。泰华的作家，几乎都是亦商亦文，以商养文，“文”是副业。我觉得在商场里，开始“打滚”时，如能“百样通”，“艺多”机遇往往会更多些。单独从文，不管“艺多”或“艺精”，都难于避免“米缸空”，养不了家的困境。
如果从狭义来说，“艺”是文学，“家”是精神之家。我也说不清，自己在哪个文种成了“家”。多数评论家、学者、作家肯定我的散文和微型小说的成就；吕进教授却说我的“主要的成就在诗，诗的主要成就在小诗”；司马攻先生还说“文学评论是曾心的十八般武艺中的一个强项”。呵呵！看来我是个随着个人的视觉和喜爱而无一技之长的“家”了。
陈：《三个指头》被中国当作“初二语文试卷”和“九年级语文统练试题”（浙江教义版），载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2000—2001》和《世界中学生文摘》。请您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曾：中医四诊：望、闻、问、切。“切”就是切脉，也叫把脉。“把脉”靠的是三个指头。三个指头，往往可判断其医术的高低。由于职业关系，我不仅与病人接触，也接触许多老中医，他们一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行行有退休，只有老中医没有退休。中医越老越吃香。加上当时泰国华文教育断层了半个多世纪，中医很难找到“徒弟”，传承似乎到了“绝路”。当年，我看到几位老中医，“硬挺着一把老骨头，死挑着这古老中华国宝的行当”，心里既感动也不好受。因此，我很想写一篇围绕着这个主题的微型小说。也许由于我熟悉这行业，脑子也有不少老中医的形象。动笔很顺利，写得很投入，越写越觉得入神，好像灵感来造访。如写到了被人誉为“朱半仙”的老中医朱一新，在切病者脉搏时，忽觉胸闷胸痛，自知大限将至，仍坚持为病人把脉，出乎意料地“跳”出一个这样的结尾：
这时候诊所，只剩下三名病号，便请他们到他卧室去。躺在床上的他，伸出三个指头，把完第一个病号的脉；又伸出三个指头，颤抖地把完了第二个病号的脉；再伸出三个指头把最后一个病号时，他的三个指头再不会动了，僵硬地停在病人的跳动脉搏上……
这个结尾的出现，好像见到文中的“眼睛”，即主题座标的显露。当时我有一种自信和惊喜——“结晶儿”诞生了。
中国评论家龙彼德赞赏“这段”是“精彩的描述”，“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个指头’是朱一新医德、医术的全面展示，也是震撼读者心灵的神来之笔（《精妙的叙事艺术——评曾心的微型小说》）！”
陈：您文医兼备，又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智慧。您在文学上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曾：我想，隐隐约约还有以下的因素吧！
现在有些人不喜欢谈思想。其实什么作品都躲避不了思想。不是这种思想，就是那种思想。即使声称不谈思想的作品，作品中还是有他自己思想的思想。因此，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深度。思想浅薄或平庸，是作家的致命伤。
我从小在泰国农村长大，对田野的稻米、花草、树木、虫鸟等，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感越积越深，以至自我流露出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崇尚自然的思想。
我喜欢“圆”的“学说”。觉得地球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星球是圆的，一切生灵的眼珠子都是圆的。“圆”是完满的象征，最美丽，最极致。因此，我想做人也要“圆”，把“圆”作为圭臬，把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之类的话记在心里。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也许由于此种缘故，深藏在我心灵的这种东西，便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了。
写作需要冲动，但更需要“冲动”之后的沉思，需要沉淀后的“冲动”。一个喜欢拿笔杆子的人，对人对物对事对景，容易“冲动”，容易生情，甚至有如点某个穴位，一点便产生连锁反应。往往冲动的情感似可燃烧、可燎原！但我习惯于“坐禅”，在“入定”时，让这种冲动的情感沉淀，沉淀，再沉淀！沉淀是冷的，冲动是热的，冷热相碰与融合，有时会“悟”出一些超出情感的“理”来，在表层里面有更深层的东西。
写作是一种创业，是一种精神的“创业”。“创业难，守业更难”；同样的道理，写作难，坚持更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之业，比物质之业更难。它要承受各种压力——物质的压力、精神的压力，社会评说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自我突破的压力什么的。因此，有些颇有才华的作家，顶不住了“压力”，只“冒尖”一时，便偃旗息鼓。我不是出生书香门第，禀赋不早慧，而是到了九岁才进学校读书。我自知自己没有什么“天赋”，也不是聪明人，有人说我有点“愚”。但我懂得“笨鸟先飞”的道理。既然起飞，不管风吹雨打，不管路途多远，不问何时到达“彼岸”，只问飞行，只问航程。在写作过程中，我学会忍耐再忍耐，冷静再冷静，坚持再坚持，也学会低头做人，甚至夹着尾巴做人。我喜欢“乌龟”的处世哲学，曾写了一首《龟》的小诗自勉：“遭受欺压时/把头缩成一块硬石//过后/继续走路”。
陈：您已年逾古稀，是否会继续给读者带来惊喜？
曾：有人说，作家从30岁到50岁是创作生命的旺盛期，之后就走下坡路。我是在下坡期，50岁才走上文学道路。我已年逾古稀，很难有什么“惊喜”之作了。
当前，随着泰国华侨、华裔家庭结构的重新组合，如娶嫁的融合，使得一个家族中几乎没有纯种的三代华裔。现在的泰华作品很少再去反映“叶落归根”的问题了，而着重写“叶落生根”。这“根”已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且似乎渐有逾越或突破华侨，华裔题材之势。因此，我想写华侨第四代、第五代的华裔，反映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生活。也许这只是还有“惊喜”之梦吧。
（载林耕主编《文综》2011年6月春季号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