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的治国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即从崇奉黄老到独尊儒术的转变。然而任何变革的发展都并非一帆风顺，作为黄老之道的坚决支持者，窦皇后成为了汉代儒道交替进程的最大阻碍。
秦朝商鞅变法之后，法制成了秦国的基本治国策略，并帮助秦国走向富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他不仅没有让长期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反而订立了各种严厉的律法，秦朝的律令极为严苛，百姓们一不小心就会触犯到法律，随时都有被逮捕判刑的可能。
除了各种严苛的律令，还有各种二十多种残忍的刑罚和苦役。秦始皇残暴的执政手段，导致秦朝满街都是穿罪衣的人，监狱多得都形成了市集。
而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了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对人民施加繁重的赋税，当时的苦役比古时繁重三十倍，而赋税又比古时多二十倍。在统治者的暴政之下，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极端激化，百姓实在无法忍受，便揭竿而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最终秦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与秦朝一同失败的也包括法家的治国思想。
由于秦朝的暴虐统治，再加上秦末战争的摧残，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经济凋敝，百姓生活困苦缺衣少食，有些地方由于长期缺乏食物，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导致当地人口大量减少。
处于这种社会条件之下，刘邦采纳了张良等人的建议，在进入关中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宽和的政策。第一，以宽容的姿态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给子婴留了一条生路。第二，为了显示自己的廉洁，命人将秦朝皇宫中所有贵重的宝物财产全部封存起来，不拿一分一毫。第三，刘邦将关中各地有才德有名望的人召进宫来，并向他们宣告：“关中百姓长久以来苦于秦朝的暴政，如今我以关中王的身份向大家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如今我只和大家约定三条律法：杀人者偿命，伤人和抢劫者依法处置。希望在我的管辖范围内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第四，派遣官员到各乡镇进行巡视，了解人民的生活状况，慰问百姓，并对他们的进奉表达感谢之情。
刘邦以“无为”的政策很快赢得了关中地区百姓的拥戴，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是他日后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与项羽为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楚汉战争中，刘邦仍然贯彻宽和的执政方针，这样便使许多有才能的谋士和骁勇善战的勇士都聚拢在他身边。例如韩信这样的大将，在楚汉交战之中并没有倒向项羽，也没有自立为王，而是忠心耿耿地协助刘邦，最终帮助他夺得了天下。陈平和王陵等人在评论刘邦取得天下的原因时，认为刘邦能够知人善任，并且愿意与手下将领分享利益，给功臣分封爵位和城邑。而项羽却妒贤嫉能，不懂得奖赏有功的将士，将攻下的城池据为已有，久而久之军心丧失，自然将天下拱手让与刘邦。
从秦末的农民起义一直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几年时间里，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动乱，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由于战争和饥饿导致人口急剧减少，汉初城市人口只有秦朝时的百分之二三十。而在农村，也由于饥饿导致的死亡或逃避劳役，使得劳动力极为缺乏，大量土地因为无人耕种而变得荒芜，粮食生产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不法商人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物价，使当时的米价竟高至五千钱或一万钱一石。百姓们家中一贫如洗，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卖儿卖女或者卖身为奴才能勉强活命。
就算是统治阶级也享受不到多么优厚的生活条件，天子以下的王侯将相出行时乘坐的车甚至连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凑不齐，而丞相和很多大臣都只能凑合着坐牛车。
刘邦看到了秦朝暴政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危害，并亲身经历了这种危害所导致的推翻秦朝统治的起义运动。他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为了维持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必须采取宽和的治国策略，给人民以休息，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社会经济，只有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使汉朝的基业千秋万代。于是刘邦在执政初期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稳定人心、鼓励农耕、恢复生产：第一，将被迫服兵役的士兵遣散回家，并分给他们土地和房屋，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第二，遣返战争时期由于躲避劳役而逃走的人，让他们回乡务农，并归还他们原有的土地和房屋；第三，使卖身为奴的人恢复自由，回归农业劳作；第四，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加重商业赋税，限制商业发展。
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回归到农业生产中，乡下许多荒芜的土地重新得到了开发和利用，社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为了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高帝还将田赋减为“十五而税一”。
汉初的君主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只有顺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从高祖建立西汉以来一直到景帝，都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这种策略是为适应汉初社会生产亟待恢复发展的情况而产生的。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舒缓了百姓因连年战乱而造成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同时缓解了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这种“君臣俱欲乎无为”的政策恰好与战国以来的道家思想吻合，因此道家思想受到了汉初统治者的青睐，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道家学说崇尚“清静无为”“无为而治”，老子认为“有所”作为会使世间万物之间产生冲突，是人世间一切罪恶的源泉；而“无为”则可以缓和事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使社会变得和谐安定。
因此老子反对利用“礼”和“法”来统治国家，他认为礼产生于忠信的不足，而且是社会动乱的源头，更何况现代的社会已经礼崩乐坏，求诸礼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道家对于法家的思想更是极力反对，老子认为律法条例越多，百姓生活就越艰苦，反而导致盗贼增多。而大量的赋税则会导致人民生活愈加艰难，阶级矛盾更加激烈，最终导致“民不畏死”，如果百姓连死都不怕，统治者用多严峻的刑罚来威胁他，对他也没有任何作用。因此，道家认为不论是礼制还是法制都非治国良策，而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统治者应该采取宽和的政策来治理国家，缓和阶级矛盾，不以强权对百姓施加控制，而是让人民自觉地服从统治。
此外，老子还主张愚民政策，他认为百姓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他们有过多的智慧。因此懂得治国的人，不应当去教育百姓，提高他们的智慧，相反要使百姓变得无知无欲，从而更利于统治者的管理和控制。
道家的这些思想，正好符合汉朝初年刚从秦朝暴政中恢复过来的社会现实，汉初的统治者认为道家的“无为而治”最符合社会现实的需求，而道家思想便成了汉初统治者信奉的治国思想。
汉惠帝时期的丞相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他在做齐国的丞相时，天下初定，而齐王又年轻，他便将齐国有名望有才能的人都召集起来，向他们询问治国的办法。但是众说纷纭，曹参一时作不了决定，他听说有一位精通黄老之学的盖公，便派人将他请来。盖公告诉曹参，清静无为是最好的治理国家的办法，这样可以使百姓自行安定下来，曹参便依照这种方法治理国家。
在他做丞相的9年时间里，齐国社会安定有序，百姓们都称赞曹参是贤相。汉惠帝时期的丞相萧何去世之后，曹参继任丞相，依然遵循萧何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没有做任何的变更。他任命官吏时也专门挑选那些为人老实厚道、不善言谈的人，对于那些苛求细节、追名逐利的官员一律罢免，并且整日喝酒取乐、不理政事，以表示自己的“无为”。
对于官员们所犯的小错，曹参总是帮忙掩盖，从来不深究，因此与下属官员们和平相处，从没有出过事端。曹参就这样以清静无为的策略，使社会保持安定平和，百姓都对曹丞相的政绩交口称赞。曹参之后的继任者陈平，也认同老子的思想，他走的仍旧是和曹参一样的无为之道。
汉文帝即位之后，仍然采用“无为而治”的政策，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就是汉初统治者利用“无为”而达到的最高成就。
文帝时期，“无为”的做法渗透到了政治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
第一，减轻赋税和徭役，汉文帝将汉初十五税一的政策降为三十税一，田租较之前减少了一半，后来又曾一度将农民的田租全部免去，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强了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将成年人的人口税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少到每人每年四十钱。在减轻徭役方面，汉文帝将原本一年一次的更卒改为三年一次，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第二，废除严峻的刑罚。汉初，萧何所制定的汉律九章相比于之前残酷的秦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但仍然有些严苛。惠帝和吕后执政时，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律令，但还保留了残酷的肉刑。到了文帝时期，被缇萦上书救父所感动，下令废除肉刑。接着又废除了株连三族的连坐法，汉文帝认为法律应当适当、公正，只有这样百姓才能信服和遵守法律。
第三，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汉文帝鼓励大臣和百姓讨论政事，废除了诽谤妖言罪，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并与皇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及时指出皇帝的错误，以保持政治的清明。汉文帝对有道理的劝谏均予以采纳，在他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因为直言进谏而受到处罚。
第四，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汉武帝也遵循“无为”的执政方针，南面安抚三越，北面与匈奴和亲，从而为百姓创造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
窦皇后亲身经历了从秦朝严苛的法制到汉初高帝无为而治的宽政，见证了汉初社会从凋敝萧条发展到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
在汉文帝当上皇帝之后，她作为皇后更是亲身经历了“无为而治”对社会民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因此她本人也非常推崇黄老之学，从小就教景帝刘启和小儿子刘武习读《老子》，其他窦氏子孙在她的强迫之下也不得不学习道家思想，并推行其学说。
景帝继位之后，在政治上受到了窦太后的影响和监督，他继续施行“无为”的治国策略，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生产异常繁荣，农业和手工业在产量和技术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口数量也比汉高祖时期增加了三到四倍之多。
从汉初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策略确实符合汉初对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以及统治者执政的需要。汉初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之下，社会经济从民生凋敝一直发展到文景时期的繁荣景象，这些成果都是与“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分不开的。
道家思想在当时确实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对汉朝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时代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景帝时期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并逐渐影响到了统治阶层。
儒道嬗替
一种学说或思想的发展，之所以会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当一种思想已经无法适应现实需要时，就必定会被另外一种思想所代替。汉初，统治者推行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然而“无为”的政策并不能真的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无所作为”，在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由于疏漏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早在汉文帝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就已经显露头角。经济上，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却苦于没有途径将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于是他们就动起了兼并土地和放高利贷的主意。土地被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再加上商业资本的引诱，很多农民都涌向城市，开始从事小手工业和小本经营。
而商人的高利贷活动不仅限于民间，甚至已经渗透到了统治集团之中。七国之乱时长安城的列侯为了出征，都需要向高利贷者借钱，只有无盐氏同意将钱借给他们。
在七国之乱被平息之后，无盐氏得到了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一下成为可与关中富豪匹敌的大商贾。
汉初，虽然商人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无法直接参与政事，但他们可以用手中巨大的资产结交有权势之人，并在一定程度上操纵政治进程。
后来商人还可以用金钱买官晋爵，甚至免除罪责和徭役，他们已经成了享有特权的阶层。商人对财富的大肆掠夺，加重了农民生活的艰苦程度，导致阶级间的矛盾激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政治上，诸侯王的实力强大，对朝廷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外有匈奴之患，内有淮南厉王刘长谋反。面临着内忧外患，人们渐渐认识到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只适合汉初休养生息的特殊时期。社会经济在得到恢复之后，如果还坚守“无为”的做法，反而会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有识志士都认识到黄老之学已经很难满足治理国家的需要，要想使汉朝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用另外一种治国思想代替“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汉初许多有责任感的官吏在认识到黄老之学的局限性后，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向皇帝进行劝谏，或用亲身行动作为表率。
汉文帝时期的太傅贾谊就指出，诸侯王势力强大是汉朝统治的一大隐患。他建议再多封几个诸侯王，从而缩小诸侯王封地的范围，减弱他们的势力。
贾谊还指出：“礼制在事情发生之前起到预防作用，而法制则在事情发生之后起到制裁作用。”建议汉文帝将礼制和法制结合起来治理国家，在对百姓施行仁义的同时，也要利用律法镇压、制裁那些意图与朝廷作对的诸侯王。
然而坚信黄老之道的汉文帝并没有接受贾谊的建议，仍旧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反而将贾谊贬斥为长沙王太傅。最终由于汉文帝对地方诸侯王的放纵和姑息，导致诸侯的势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汉文帝去世之后，汉景帝三年就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秦末的农民起义打破了法家的暴力统治思想，而吴楚七国之乱的战火则打破了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梦想。儒家思想通过汉初陆贾、贾谊等儒生的宣传和阐释，引起了汉景帝和诸位皇宫大臣的高度关注。
汉惠帝时期已经废除了秦代禁止民间藏书的法令，因此民间一些逃过了秦始皇焚书浩劫的古籍又开始流传开来。前秦博士伏生私藏了二十九篇《尚书》，在齐鲁之地上进行讲授，汉文帝曾派晁错前往齐鲁跟从他学习。此外还有淄川的田生在传授《易经》，鲁国的申培公、齐国的辕固生、燕国的韩太傅解说《诗三百》，高唐生在讲授《礼记》，董仲舒和胡毋生在研习《春秋》……这些儒生都被汉朝立为博士，成为皇帝的顾问。儒家的学术思想在许多儒生的宣传和传授之下得到了广泛传播，社会上转而信奉儒家思想的人也越来越多。汉初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开放、兼收并蓄，融合了许多其他学说的思想精髓，使得这一时期的儒学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而使儒家学说相比于黄老学说有了更大的优势。
然而儒家思想的复兴和传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窦太后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坚信道家思想的封建统治者，成为儒道嬗替过程中最大的阻碍。
汉文帝去世之后，景帝年轻，朝廷大事往往是由窦太后在背后操纵。景帝时期，尽管窦太后将治国策略紧紧控制在黄老之道上，但是新儒学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然而窦太后极力主张道家“清静无为”的治国之道，独尊黄老，对儒家学说厌恶至极，用各种手段对儒家思想的传播加以阻拦和遏制。一方面，她迫使景帝和太子（即之后的武帝）包括窦家子孙都必须研习《黄帝》和《老子》，并遵从道家的学说，她拼命控制着国家统治者治国思想的方向。另一方面，窦太后对试图宣扬儒家思想、动摇道家学说统治地位的儒生加以严厉惩治。
景帝虽然从小就在窦太后的影响下接受了道家思想的熏陶，但是他对渐渐兴起的儒家学说并不排斥。景帝曾经召集太常诸博士，让儒学博士辕固生和道学博士黄生进行关于“有为”和“无为”的辩论。
黄生认为，商汤和周武王不是顺应天命获得帝位的，而是弑君篡位。而辕固生则反驳道：“夏桀和殷纣王荒淫无道、暴虐成性，早已丧失民心，汤王和武王顺应民心而杀死夏桀和殷纣王就是必然的选择，像四季轮换一样合理，这本来就顺应天命。”
黄生又辩道：“所谓上下有序，夏桀和殷纣王虽然无道，但仍然是君主身份；商汤和周武王虽然圣明，但却身居人臣职位。身为人臣不尽心辅佐有过错的君主，反而杀掉自己的君主取而代之，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
辕固生立刻反唇相讥：“照你的意思说来，我大汉高皇帝消灭无道暴秦取得天子之位也是违背天命了？”黄生听此一时语塞，想不到话来反驳。景帝见两人僵持不下，不想引起争端，便及时劝止了这一场争辩。
窦太后听说了这场辩论之后，对主张儒道的辕固生耿耿于怀，对他质疑黄老学说“无为”的思想而感到非常不满，便下令传辕固生前来召见。
窦太后问辕固生道：“听说你很有学问，你认为《老子》是本什么样的书？”
耿直的辕固生回答道：“不过是奴仆僮隶之言，没什么思想。”
窦太后听后大怒，呵斥道：“难道只有刑部律令才是好的吗？”窦太后随后下令让辕固生到猪圈里去与野猪搏斗。辕固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这分明是让他去送死。景帝于心不忍，扔给辕固生一把剑。辕固生虽然平时并没有杀鸡宰牛的勇气，但生死关头还是奋力一搏，一剑将野猪刺死，得以保住了性命。
窦太后见状，只好作罢。由此可以看出景帝虽然仍旧坚持黄老的治国之道，但他其实却在暗暗保护着儒家及其思想，可见景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学说，只不过迫于窦太后的威胁，汉景帝在位16年一直未曾起用儒生。
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的角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汉武帝爱好儒学，刚一即位就广纳贤良方正之士，精通《诗》的赵绾和王臧受到重用，被汉武帝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郎令。担任丞相的窦婴和太尉田蚧也推崇儒家学说，贬斥黄老之学。于是在若干好儒大臣的活动之下，设明堂辟雍、行巡狩封禅、改历、正服色等，儒家向来重视的礼仪都列入了朝廷的政事议程之中。
通过赵绾的推荐，儒学大师申公被汉武帝以隆重的礼节迎接到长安城内，一场治国思想儒学化的改革运动已经蓄势待发。尊崇儒学的官员学士们建议汉武帝将京都诸侯王都遣送回自己的封地，同时检举皇亲国戚中品行不端之人，将他们开除出去，这样一来便得罪了许多诸侯王和皇亲贵族。
为了确保汉武帝推进儒学化的进程中不受黄老保护神窦太后阻拦，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向汉武帝提议，不要将朝中事务奏报给太皇太后。
然而窦太后消息十分灵通，各种谗毁之言仍然传到了窦太后的耳朵里。窦太后对这些大臣推崇儒学、动摇黄老之学地位的做法大为光火，她将赵绾等支持儒学的大臣比作文帝时期蛊惑人心的骗子方士新垣平，丑化他们的形象，窦太后还暗中派人去调查赵绾、王臧等人的把柄。
建元二年，迫于窦太后的压力，汉武帝不得不将御史大夫、郎中令打人监牢，两人在下狱之后不忍侮辱相继自杀明志。又将主张儒家学说的丞相窦婴与太尉田蚧罢免，窦太后任命许昌为丞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重组了最高统治核心。因此汉武帝虽然有推行儒术之心，但在独尊黄老的窦太后的淫威之下，一直未敢再重用儒生。窦太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儒学进行高压管制和强行干预，将建元元年掀起的治国思想儒学化运动扼杀在了摇篮里。
窦太后去世之后，黄老思想才退出了政治舞台，治国思想儒家化进程的最后一块拦路石终于被铲除。窦太后去世后的第二年，汉武帝便采纳了新儒学思想家董仲舒的学说，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
汉武帝时期，以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虽然黄老思想的护法窦太后极力进行阻拦，但个人之力无法撼动历史的走向。
她凭借自己的权威强行打断建元初年儒学化的进程，也只是延缓了儒道嬗替的进程，并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轨道，儒家学说终于顺应历史潮流被立为最高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