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来访者自我评价过低，咨询师要巧妙地找到来访者身上的亮点，让其看到自己的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为肯定而肯定，一定要符合实际。在这个个案中，扮演咨询师的学员用“你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来肯定对方，第一眼看上去，似乎非常好，但仔细思忖，未必如此。咨询师不是法官，也不了解全部的事实，在分房事件上孰对孰错尚不清晰，一下子给出“正义”的结论和判断，会强化来访者的不公平感和固执倾向，也会让她在后面的咨询中以正义方自居，对认知和行为矫正的建议拒绝接受。像这样判断性的结论，咨询师要比较慎重。
我的建议是：恰如其分地肯定来访者，要比拔高来访者、迎合来访者更重要。通过后者固然可以让来访者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良好感觉，或者有助于建立短暂的信任关系，但那毕竟是虚假的，而且会影响后面的咨询。
有时，恰当的共感可能比肯定来访者更重要。在个案中的此处，可以回应：“听上去领导的处理让你觉得很不公平，是吗？”用共感的方式让来访者知道自己是被理解的。
理解、接纳和尊重来访者，但并不一定完全赞同来访者的观点。这是咨询师应该把握的分寸。
关于咨询目标
扮演咨询师的学员有确立咨询目标的意识，这是很好的，只是咨询目标仍然模糊不清。最后确立的咨询目标并不是来访者真正的目标，而是在咨询师的百般劝说下，来访者半推半就接受的。
的确，在这个个案中，来访者对自己的咨询目标不清楚，感受也是比较复杂的：有对领导的不满，有对不公平现象的不满，有无法改变不公平的无力感，有说和不说的矛盾和冲突……根据现有的信息，其实咨询目标还没有出来。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信息有：来访者目前的状况是由分房事件引起的，还是一直存在这种状况？为什么现在走进咨询室？她只是对现任领导不满，还是对所有不公平作为的领导不满？目前事件与她本人的利益不相关，如果遇到和她本人利益相关的不公平时，她是怎样处理的？她平时与同事的关系如何？如果是系统性的表现，其内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即使面临冲突她仍然无法停止目前的做法，背后有着怎样强大的力量？
扮演来访者的学员谈了更多的信息：
原型是自己的一个中学同学。她对所有的不公平现象不满。这和她成长的家庭有关。她在家里是老大，弟弟有残疾，从小处处护着弟弟，只要有人欺负弟弟，就一定会领着弟弟上门，要求人家赔礼道歉，有时不得不动用拳头。上学后在班里也处处打抱不平，像老母鸡一样护着一位看上去很柔弱的女同学。工作后在单位里打抱不平，性子是直来直去的。人际关系上总是有问题，觉得很累。在实际咨询中，是用心理剧的形式解决的。有人扮演她的弟弟，让她牵着手走来走去，有人扮演欺负她弟弟的人。她大怒、大骂，到最后掩面痛哭，开始责问命运为什么不公平，让她承担这么多？她指着弟弟的鼻子骂：“都是你！都是你呀！”那个外表坚强刚烈的姐姐轰然倒下，一个真实的、脆弱的、愤怒的、怨恨的女性诞生在自己的泪水中。数次后，她内心的情绪得到释放，冲突感没有那么强烈了。
心理剧的解决方案听上去非常震撼，相信也会有效果。只是，心理剧的特点和一对一的咨询不同，尽管有可能最终都聚焦在情绪表达上，但两者走的路线不同，节奏和元素不同。
个别咨询需要追溯至其童年吗？如果来访者是自己认识的人，是否需要回避？这两个问题值得展开讨论：
有没有必要回溯到来访者的童年？
按照行为疗法的理论，在上面的个案中，如果最终确定的目标是学习如何与领导沟通，那就没有必要回溯至来访者的童年。按照行为疗法的观点，如果咨询目标是行为改变，应该关注当下行为，运用学习理论，让来访者通过模仿、角色扮演、空椅子技术、实践练习等方式，逐渐学习有效的沟通行为。
假定在上面的个案中，最终确定的目标是解决来访者深层次的情绪困扰问题，可以回溯至成长史，以了解行为模式背后的动机。
按照双方商定的咨询目标确定咨询的深度和广度，是对来访者的尊重，也是咨询师应该做到的。有时候咨询师觉得比来访者站得高、看得远，因而擅自确定了新的咨询目标，这种做法是不当的。如果咨询师为了满足自己对某种疗法或流派的兴趣，擅自更改咨询目标，这是不可取的。
有一位咨询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在我初涉心理咨询不久，遇到一个来咨询同学关系的大学生。当时我正对精神分析流派着迷，不仅分析自己的梦，也非常想分析来访者的梦。于是，我请来访者记下他的梦，我们在咨询时进行分析。梦确实提供了对当下状况深层次的解读。但在案例研讨会上，同行们就毫不客气地炮轰我：‘你和来访者确定的咨询目标是解决他当下的人际关系，为什么会用到梦的分析呢？梦的分析是为了来访者的利益，还是为了满足咨询师对精神分析流派的偏爱？’我被这一炮轰醒：可能我的个人偏爱占了上风。”
为当事人的利益着想，这不是一句空话。
一位咨询师在案例分享中讲过一件关于咨询目标沟通的小插曲。
“多年前我在一家医院担任兼职高级心理咨询师。一位母亲来咨询，她本来是想咨询儿子的问题，但我告诉她只能从她的角度咨询，我没有见到她儿子，无法为她儿子咨询。于是我就按亲子关系的教育咨询来做，主要解决来访者该如何与儿子沟通。结束时这位母亲是笑着跟我告别——她走进来时是一脸的苦相。还没等我的成就感消退，我就得知我被投诉了，被那个母亲。她的要求是退回咨询费，理由是：‘咨询师只是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我想解决我儿子的问题。300元咨询费对我来说是非常贵的，又不可能享受公费医疗，我不可能再带儿子来一次。’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很失败，起码是在咨访关系上很失败，居然被来访者投诉！有可能是我在咨询目标上没有和对方进行很好的沟通，没有详尽地解释为什么不能直接为她儿子做咨询。虽然也有可能这位来访者只是出于对费用的考虑来投诉，不一定是我做得不好，但它对我确实是一个警钟。”
在咨询中，咨询师应该谨慎而严肃地对待咨询目标，一定要双方都明确、达成一致。明确的咨询目标可以保障咨访双方的利益。
如果来访者是自己认识的人，是否要回避？
学员提到自己给中学同学当咨询师。大家就开始争论能否给认识的人做咨询。问到这位学员和原型来访者的关系，回答说：“现在还是很好的关系。”“是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关系，还是同学关系？”“已经说不清楚。”
我个人的建议是尽量回避。在我们讨论的个案中，学员和原型来访者既然是同学，那就意味着有共同的同学和朋友，她与这些人相见时，会不会有尴尬的感觉？
在一些情况下，建立纯粹咨访关系有困难。如高校的心理老师，既给学生上课、同时又兼任心理咨询师。有一位老师曾做过这样的分享：“有一次我的学生来咨询。当时我担任他所在班上的一门课程，在我给全班同学做心理游戏时，我发现他需要个别心理辅导，下课后建议他到咨询室。他到咨询室就来找我了。我告诉他回避原则，他有些犹豫：“老师，还是你给我做吧！”我接了这个个案。有一次咨询时，他突然说道：“老师，现在我很不愿意上你的课。”
“是吗？能谈谈为什么吗？”
“因为，在咨询室里，你是给我一个人做咨询；在班里，你是给全班上课。我觉得不舒服。”
我们无法得知是什么方面让这个学生不舒服，是因为老师关注所有同学让他不舒服，还是他觉得老师知道了自己的秘密而不舒服？或者是其他原因？但是，可以肯定“老师加咨询师”这双重角色给来访者带来了困惑。
咨询师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还是会遇到一些无法回避的情形。如一位咨询师曾遇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认识的人突然打电话给我，想要找我做咨询。‘我现在都快疯掉了，不找个人谈谈我不知道自己今晚会做什么傻事！！’在咨询室紧急见了面后，我就知道他的情况有多糟糕：两只眼睛血红；身上一股难闻的味儿，宿酒混合着其他；头发和胡子乱蓬蓬的。这和他一贯的形象形成多么大的反差！一开始他情绪激动得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我知道了那个突发的、令他伤心欲绝的故事，他无法承受，他无法入眠，他酗酒，他想自杀，他想疯狂报复。狂风暴雨的倾诉之后，他无助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在他离开时，他向我承诺不去做那些傻事。之后这么多年我们再没有见过一次面，应该是一种刻意吧。我知道他内心的感受：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把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告诉我了，但过后这让他很不舒服，没有安全感。还有，我是和他最低谷的那种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他非常不喜欢那种状态，因而也不愿意因见到我勾起伤心往事。我当了一回稻草，却无法再做朋友。”
这位咨询师后来成为回避原则的坚定拥护者。
咨询中的回避原则是保护咨询师和来访者双方的利益。纯粹的咨访关系既便于来访者敞开心扉，又便于咨询师保持客观和中立的立场。如果有其他关系掺杂其中，咨访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有时还会波及双方的后续关系。
在什么时候需要肯定来访者？
如果来访者自我评价过低，咨询师要巧妙地找到来访者身上的亮点，让其看到自己的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不能为肯定而肯定，一定要符合实际。在这个个案中，扮演咨询师的学员用“你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来肯定对方，第一眼看上去，似乎非常好，但仔细思忖，未必如此。咨询师不是法官，也不了解全部的事实，在分房事件上孰对孰错尚不清晰，一下子给出“正义”的结论和判断，会强化来访者的不公平感和固执倾向，也会让她在后面的咨询中以正义方自居，对认知和行为矫正的建议拒绝接受。像这样判断性的结论，咨询师应比较慎重。
我的建议是：恰如其分地肯定来访者，要比拔高来访者、迎合来访者更重要。通过后者固然可以让来访者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良好感觉，或者有助于建立短暂的信任关系，但那毕竟是虚假的，而且会影响后面的咨询。
有时，恰当的共感可能比肯定来访者更重要。在个案中的此处，可以回应：“听上去领导的处理让你觉得很不公平，是吗？”用共感的方式让来访者知道自己是被理解的。
理解、接纳和尊重来访者，但并不一定完全赞同来访者的观点。这是咨询师应该把握的分寸。
结语
咨询的结构和张力，既和咨询师信奉的理论流派有关，也和咨询师的个人风格有关，还和来访者的特点有关。新手在开始学习阶段可能会机械而刻板地模仿，随后会逐渐发展出适合自己的咨询风格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