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战江西
当西征军在湖北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的太平军范汝杰部，于1855年4月中旬连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阳，后又连克江西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等地。4月14日，湘军罗泽南部三千余人自九江经南昌驰援赣东，于5月6日陷弋阳，12日陷上饶，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驻南昌，质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罗泽南率湘军五千人（除罗部外，曾国藩加拨参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领通城、崇阳，直逼武昌。当时，秦日纲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领的太平军二万余人正自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后，经金牛镇前往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所率湘军。4日，石达开亲率二万人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彭三元等所部千余人全军覆没。5日，太平军克复崇阳。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洞，并与胡林翼派去的援军取得了联系。14日，石达开军复通城。
当石达开军进攻崇阳时，韦志俊率军近二万人由纸坊进抵蒲圻。石、韦二人约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袭湘军的老巢。但是，石达开不久便改变上述计划，他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把对付罗泽南部湘军的任务交给韦志俊（韦部不久即败退武昌），自率三万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达开军进占江西新昌（今宜丰），与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数万人会师，声势更壮。接着，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九江外围湘军）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于是，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
鉴于南昌敌军兵力增强，石达开所率各部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丰等地，以切断南昌清军与外围的联系，断绝其后方供应。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由武汉经街州潜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22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樟树炉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24日，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再次奏请调回罗泽南所部湘军，力言‘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余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系三省无穷之患”。
石达开率军由湖北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使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4月，石达开率部二三万人经江西安仁（今余江东北），万年（今万年西）、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军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后由韦昌辉接替）。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从而给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太平军的西征作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占领和保住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三个重镇，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这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尔后坚持更艰苦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征作战之所以出现由胜到败和转败为胜的曲折过程，既有其客观原因，也与双方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连战皆捷，便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将仅有的三四万军队，分向三处作战，结果南路军在湘潭骤遇强敌受挫，被迫节节后退，整个战局为之变坏。直至湖口之战，太平军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并利用了湘军指挥上的错误，才得以转败为胜。
太平军在西征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自然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关。仅以数万兵力，就想一举夺取皖、赣、湘、鄂四省，明显地存在着战略目标过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必然产生分兵冒进的错误。而西征总指挥部又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加之某些前敌将领缺乏独当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几至不可收拾。转入反攻后，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点，虽然在湖北，江西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由于以上种种失娱，以致未能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彻底歼灭的打击，终于使这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发展，成为尔后致太平军以死命的劲敌。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1856年2月～6月）
1853年5月以后，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分别调往北伐、西征战场，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以致经常受到江北、江南大营清军的威胁。1854年7月，清廷从广东所调的五十只红单船陆续驶抵镇江一带江面，太平争的“龟船”和部分背垒相继被其击毁，对天京的水上运输威胁甚大。1855年，形势更趋严重。继北伐军于当年5月全军覆没之后，天京西翼重镇太平府和芜湖又于7月被清军攻占。11月，皖北重镇庐州失陷，天京的东方屏障镇江及其对岸的瓜洲，也屡遭清军进攻，使天京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好在自1855年初起，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太平军又重新夺回了武汉以及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湘军陷入了兵分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使天京当局有可能从西征前线抽调大军东援，摧毁江北、江南大营，改善天京处境。
太平军击破江北，江南大营之战，历时四月有余。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分为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攻破江北大营、击败镇江外围之敌、攻破江南大营四个阶段。
一、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
清军于1853年5月就开始围攻金陵下游的咽喉要地镇江。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清军七八千人到达镇江外围，加紧对镇江的围攻。镇江城内米粮、火药渐感缺乏，形势十分严重。所以，太平军调兵回援后，首先东援镇江。
镇江城内有太平军约万人，守将为检点吴如孝。太平军东援时，由吉尔杭阿统领的镇江外围清军兵力已增至万余人，分别驻扎于城西南之九华山和城东之京岘山一带，另由提督余万清率兵一部驻于下蜀街，总兵虎嵩林率兵一部驻于高资，准备阻截由天京东援的太平军。
1856年初，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自皖西率部返回天京。2月1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太平军数万人自天京分两路东进：一由天京东北的观音门沿江至栖霞一带，直趋镇江，一由神策门至紫金山东面的仙鹤门，以为掩护。清军一面在仙鹤门一带迎战，一面由镇江方面派兵防堵。双方连日接战，不分胜负，后相持于龙潭、下蜀之间。镇江守将吴如孝得知天京派兵东援，曾多次派兵出城接应，均被清军堵回。
为了打破僵局，秦日纲等商定由陈玉成北少数精兵于夜间乘小船顺长江“舍死直冲到镇江”，“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山”，以便东西两面夹攻清军。4月1日晨，秦日纲等率大军由仓头一带向东直进，清军迎战。至午间，战斗正酣，先一日抄小路迂回至下蜀清军后路的李秀成所率三千人突然发起攻击。清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这时，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赶到，两支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太平军又大败吉尔杭阿等部清军，连破敌营十六座，直抵镇江，屯扎于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九华山的吉尔杭阿大营对峙。
太平军会师镇江后，连夜调集船只，载大部军队由金山渡江至瓜洲，另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一军扼守仓头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