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湘西辰沅道尹张学济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遂任命张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张学济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镇守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张学济推旧友胡瑛为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永绥镇总兵谢重光为护法军副总司令。湘西护法军共有一万一千余人。
张学济响应护法后，率本部东进桃源。不久，应湖北石星川吁请，率部援鄂，旋随荆沙靖国军退往鄂西。
1918年3月，护法联军在岳阳战败，大军南撤，湘西护法军便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据守常德一线的湘西护法军有田应诏，胡瑛所部共六千余人，周则范部约三千余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湖北长阳招抚旧部，恢复该师建制，然后会合原湖南第四守备区司令王正雅所部，进攻湘西。4月2日，陈复初率十三个营约六千余人由沙市出发，经渔洋关进窥湘西。
湘西护法军急电唐继尧，刘显世，请求滇、黔军赴湘救援。唐、刘以湘西系滇、黔门户，不能见危不救，遂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分别率部开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护法军。
4月23日，北军陈复初与王正雅率部从临澧出发，经朱日桥进攻常德，并电请张敬尧令李奎元第十一师分由益阳、宁乡进逼汉寿，“俾壮声援”，请吴光新旅一部进驻公安及津市，澧县一带，相机策应。
4月25日晨，北军陈、王部在八里铺与湘西护法军接战，田应沼，周则范牢部且战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时，北军夹击鳌山，护法军不支，弃鳌山后撤。
田、周两军在鳌山失利后，拟与北军妥协，电邀张敬尧派人到常德谈判，表示护法军移驻桃源，将常德让给北军。这时，已进至麻阳，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田、固有妥协撤退之意，急在辰龙关至兴隆街一线展开，准备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田、周只好继续对北军作战。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陈师司令部，诡称护法军将按前约移驻桃源，欢迎陈复初军人驻常德。陈见函不疑，率军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则率部从外面包围该城，实行内外夹攻。北军突遭攻击，军心大乱。陈复初率部左冲右杀，夺路而逃，后只身逃往长沙。陈部朱泽黄旅退保津市。田、周联合林德轩，胡瑛等部，乘胜追击，于6日克复临澧，5月15日，田，周致电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此时，抵达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也致函田、周，希望湘西各军停止进攻，让出常德、桃源，作为南北两军缓冲之地。湘西军队已无心再战，同童与冯妥协。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临澧、常德。冯玉祥旅进入常、澧后，也不再向南进攻。李奎元十一师则于6月中旬乘机占领了益阳、汉寿。
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作战中，共投入兵力约十万人，并起用吴佩孚为主战场指挥，取得了明显战果。尽管北军付出了巨人的代价，但终于占领了湘省大部地区，基本上实现了预定计划。
护法联军之所以遭到失败，一是由于战前顿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剧，部队士气下降，二是缺乏战略协同，先是不与湖北靖国军配合作战，后又不与湘西护法军密切协同，三是在岳阳、平江防御战中，实行单纯防御。后来虽然取得了湘东反击战和湘西伏击战的局部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不得不退守湘桂边界地区。幸好北军主将吴佩孚在攻占衡阳后，以部队久战力疲为借口，顿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阳与湘军师长赵恒惕秘密谈判，约定从6月15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止交火，才使护法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吴佩孚的自动停战，虽然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军阀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加速了桂系军阀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因而不仅没有给孙中山的护法事业造成有利条件，反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1917年7月~1918年3月）
一、战前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蔡离川去日本治病，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当时，驻川军队共约八个师，其中川军五个师，滇军两个师，黔军一个旅。罗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军的机会，将滇，黔军改编为“国军”，川军则仍为地方军，并缩编为三师一旅，废除特种兵。此举引起了四川军政各界的严重不满，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遣散，令第五师缩编为旅，第一，第二师裁减兵额，并拟以滇军将领刘云峰接替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刘存厚参加过护国战争，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他对罗佩金缩编川军，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军官会议，决定联络川军第一，三、五师，实行武力驱罗。
4月18日，刘存厚部突然袭击押运第四师枪械回成都的滇军。双方在成都城内持续战斗了七八天，最后达成妥协，确定JII、滇军均撤出成都，刘存厚免职，罗佩金辞职，由戴戡暂兼四川督军。成都由黔军填防。
双方撤兵后，刘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驻守成都西、北两门。戴戡到成都后，多次催促川军留城部队撤走，刘存厚执意不从。戴与罗佩金密谋以武力驱逐成都川军，进而解决刘师全部。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授刘存厚以“四川巡抚”伪职。戴戡认为时机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为名，命城内黔军攻击西、北两门的刘军。刘军里应外合，夹击城内黔军。黔军战败，弃城退走，行至仁寿县时，又遭川军截击，戴戡被击毙（一说自杀），黔军余部溃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矛盾。
二、云南靖国军的兴起
当刘、罗、戴军阀在四川混战之际，全国各派政治力量正围绕着要否坚持《临时约法》问题展开新的尖锐斗争。此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关系，还多少保留一些维护约法、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对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指斥北洋军阀“以宪法不良为借口，以暴民专制为号召，实则不慊于民党，不甘于共和，时思破坏，以复其北派把持顽固之旧，民国之危，有如累卵”。唐继尧决定联合滇黔川军，对段祺瑞组织的督军团实行武力“干涉”。为了全力对付北洋军阀，唐继尧对于川省混战，最初采取调解态度，多次致电刘、罗、戴等人，要求他们“尽释前嫌，共同携手，以维大局”。
1917年6月上旬，唐继尧积极进行“北伐”准备，对滇军实行战时扩编。旬日之间，即将驻滇的三个师、一个警卫军扩充为五个梯团（每梯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共约二万余人。6月12日，唐继尧致电孙洪伊（后任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告其滇省“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同时，致电叙州（今宜宾市）罗佩金，要求驻川将领“严守纪律”，注意“联络川滇感情，共维大计”。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云南，并闻刘存厚“甘受伪职，叛攻成都”，唐继尧感到“义愤填腐，匡扶有责”，立即打起“讨伐复辟叛逆”的旗号，声明将滇军改称为靖国军，准备“躬率三军”，借道川境，讨伐张勋。其实，讨伐张勋是假，借机入川是真。这从唐继尧对李曰垓一封电报的批复中可以得到印证。7月3日，原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日填，从广东致电唐继尧，指出：北方政局混乱，派系纷歧，陆荣廷正在“巩固两粤”，“先谋自固”，全国“已渐呈割据之势”，因此，滇军应先发制人，进占四川。李还提出“由镕（罗佩金）与川军开衅，即借口进兵，占领成都”，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继尧批复道，“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表明了以“讨逆”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由于唐继尧响应护法是为了借机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实际上既不奉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服从军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照顾护法战争的全局利益，却与桂系军阀沆瀣一气，阻碍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
三、双方的兵力编成及部署
作战动员令下达后，唐继尧即将滇省的五个梯团改编为六个混成旅，两旅为一军，并令顾品珍，赵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买马，将所部两师扩编为两军。其编制序列如下：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罗佩金为总司令；庾恩畅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以上两军山唐继尧直接指挥），驻粤两师扩编为第五、第六两军，张开儒，方声涛为军长，拟以叶荃为总司令。与此同时，黔督刘显世也令师长王文华率黔军两个旅入川协同作战，并推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滇黔军入川兵力约五万人。唐继尧的对川作战计划是：顾、赵两军扼守川南资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诸要点，牵制当面川军，由滇入川之第三、四军和黔军伺机夺取重庆，然后进攻成都，或分兵东下，攻取武汉。
“刘罗、刘戴之战”后，川军分为三股势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明守中立，实助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亦称中立，但倾向滇黔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和许多绿林武装，公开站在刘存厚一方。刘存厚在原第二师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炮兵团基础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师士兵，新组建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二万人，加上钟体道之第三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刘戴之战”后，第二师沿岷江向南推进，占领岷江下游各要点，其前锋距叙州仅三十华里，第三师进据金堂，乐至、洫南，遂宁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间广大地域，其前锋与防守资中之滇军对峙。
四、川南争夺战
（一）战前态势及双方作战企图
戴戡死后，冯国璋特任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督军。这时，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刚调解滇、黔、川军间的冲突，实际上企图利用四川的混乱局面，扩充亲北洋的势力，把滇黔势力排挤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旅入川“查办”滇黔川军冲突。不久，又命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军作战。
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刘存厚等有恃无恐，决心继续对滇军作战，达到将滇黔军赶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攻黔军，三路出兵，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第一师由东向西、第三师由北向南，夹击据守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尔后第二师攻叙州，第三师攻富顺，第一师攻合江，得手后三路对进，会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师之张鹏舞、李挽澜两旅，由安岳向资中推进，第一师刘湘旅进占隆昌。代督军周道刚乘机劝说滇军顾品珍部让出资中，退往叙州以南。顾因所部防区孤立突出，如。固守资中，有被川军包围吃掉的危险，遂答应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离资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贡市）。第三师乘机进据资中、内江。
在此前后，云南靖国军五个混成旅，分别抵达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军军长黄毓成也进抵泸州。此外，黔军师长王文华也率所部进抵綦江，准备配合滇军作战。10月4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但是，这时四川战场的形势对滇军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视滇军为侵略军，实行坚壁清野，骚扰袭击，配合川军打击滇军，使滇军四面受敌，其二，滇军曝师他省，军心不齐，官兵思归，斗志衰退，其三，滇省连年用兵，弹药匮乏，粮饷不济。面对这种情况，滇军将领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滇军应“克日进取，速攻渝城（重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暂谋收束，审机观变”。唐继尧坚决反对收束，他认为：“（1）我军若不进取，则北军集中重庆后，联合川军协以谋我，使我措手不及，进退均极困难……；（2）我军内容不整，若不冒险进取，愈缓愈馁，必至不战而溃……；（3）两广正在进行，陆（荣廷）且极力援湘，龙（济光）亦积极筹备，我军若不进取，他方进行，必受影响”。因而坚决主张滇军“冒险进取”，“速取渝城”，以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改变滇军的不利态势。据此，命黄毓成军之李友勋旅和顾品珍军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潜进，配合黔军王文华师会攻重庆。
刘存厚尽管已经识破滇，黔军的战略意图，但认为江津、永川有周道刚之第一师，重庆有熊克武之第五师驻守，而且北洋军吴光新部已经入川，重庆必无大虑，决定乘虚进攻叙、泸，先收复川南要地，尔后再回攻窥渝之滇军。
从双方作战方针看，川军重前轻后，潜伏着危机，只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顾重庆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滇军分兵作战，要想争取主动，固然叙泸之战关系甚大，但攻渝之战关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断北军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出现全盘皆活的有利态势。而滇黔军能否顺利克渝的关键，在于守渝之川军第五师的态度。于是，唐继尧加紧联络熊克武，促其响应护法，配合滇黔军作战。
（二）内江、荣县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