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俄侵略我国蒙古的同时，英国加紧了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它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制造叛乱，驱逐驻藏川军，并支持由亲英分子所控制的藏军向川边地区进犯，妄图制造西藏“独立”，分割西藏地区。当时的中国政府（以下称北京政府）在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的要求以及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令川、滇两省出兵反击，打退了藏军对川边地区的进犯。最后，终于粉碎了英国妄图分割我国西藏的图谋。本章着重叙述川军在西藏和川、滇军在川边地区与藏军作战的经过。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903年，英国派兵入侵西藏，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无情打击。以后，英国便加紧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国以所谓会见英国皇太子的名义，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优礼款待，百般笼络，企图以班禅取代达赖，充当英国傀儡，结果遭到班禅的拒绝。此后，英国把注意力转向拉拢拉萨地方当局。以大贵族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一部分封建领主，由于在对英贸易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便越来越倾向英国侵略者，并影响丁徘徊子内地的达赖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军于1903年发动侵藏战争后，主张抗英的达赖于1904年英军侵占拉萨前，在沙俄间谍德尔智的怂恿下离开西藏，准备前往俄国，后在外蒙库伦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达赖辗转到达北京。由于他在抗英斗争中来能得到驻藏大臣的帮助以及其它原因，对清政府怀有某些不满情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机进行拉拢，大肆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使达赖的对英态度有所转变。1909年12月21日，达赖返回拉萨，后在西藏亲英分子的影响下，逐渐倾向英帝国主义，疏远中央政府。
清政府鉴于英军多次入侵西藏，逐渐意识到加强西藏的治理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紧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张荫棠领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分入藏，“查办藏事”。张抵拉萨后，参革了在抗英战争中严重失职的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官员，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随后即着手整顿西藏内政，推行“新政”。1909年（宣统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驻藏大臣联豫的建议，派川军二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率，从成都出发，取道昌都开赴拉萨。同时，命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驻昌都，屯兵据守，以便策应入藏之川军。这些，本为中国内政，英国却公然表示反对，并乘机煽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亦下令藏军阻击入藏之川军。
1910年2月初，钟颖率领川军在西藏江达（今太昭）击败了藏军的阻拦，于2月12日进驻拉萨。达赖于当夜与少数亲英分子离开拉萨，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达赖的名号，下令通缉随同叛逃的几个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达赖逃印后，英帝国主义以帮助西藏‘独立”为诱饵，百般拉拢。3月5日，英国政府竟然为川军入藏和达赖被革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6月，英国又派步兵两个纵队及工兵一部（携炮四门），进驻印藏边境，并叫嚷“倘若达赖回藏，藏境发生变化”，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拉萨后，驻藏官员和川军内部分成维护帝制与赞成共和两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英帝国主义决定利用这种局势，实现共分裂西藏之阴谋。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后，随即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东（又名擦绒）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与此同时，英国还在西藏边境一带集结军队，以为声援。西藏部分人农奴主乘机以达赖名义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大肆驱杀汉人，并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即藏军）万余人，围攻拉萨，日喀别、江孜的川军，且进扰川边地区。在亲英分子的操纵和毒害下，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军，竞成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工具。
1912年春，达桑占东调集五千藏军向江孜进攻。驻守江孜的川军百余人，固守依山的造纸厂，并向拉萨求援。由于粮食不济，援兵不至，该部川军在英商务专员及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下，被迫以枪支弹药换取路费，离开江孜，经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则守军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达桑占东又调集大批藏军围攻驻拉萨的川军。钟颖率千余人据险防御，等待援军。经数月苦战，伤亡不断增加，粮食亦将告罄，处境异常危险。藏军虽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强，一时也难于攻破川军防线。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调停”，双方达成协议：川军交出武器，由汉、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军全部退伍，经印度回国，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照旧驻藏，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卫队。8月中旬，川军交出毛瑟枪一千五百支、开花炮三门、机枪一挺、子弹八十箱。此时，钟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亲英分子拒不承认，屡次促其起程。钟颖因未得中央同意，执意不走。双方遂复开战。此时，钟颖所部仅约二百人，粮弹俱缺，处境更加困难。后经尼汕尔驻藏官员再次“调停”，钟颖及其所部终于被迫离开西藏。
驻守江孜的川军被迫撤离，经印度返回内地驻拉萨川军被缴械撤离后，英帝国主义于1912年底武装护送达赖回到拉萨。达赖周围的一小撮亲英卖国分子，公开策划西藏“独立”，并以极其野蛮的手段镇压坚持反帝爱国的僧俗人士。英军亦以“护商”为名，由江孜侵入拉萨。西藏人民和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坚决反对亲英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热爱祖国的坚定决心。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一、北京政府的平乱决策及川滇两军的作战部署
正当西藏亲英分子驱赶驻藏川军之际，川边地区的藏族上层分子，由于赵尔丰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危及他们的统治，加之受西藏亲英分子的指使，于1912年5月也发动了叛乱，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两月之内，川边地区的不少州县先后落入当地和西藏的叛乱武装之手。巴塘、昌都被围，乍丫（今西藏察雅东）、江卡（今西藏芒康东），乡城、稻城、理塘相继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断绝。滇、川两督屡请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谴责英国勾结西藏亲英分子分裂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北京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同时，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
尹昌衡接电后，迅速作了西征的准备。其作战计划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南北两路“首尾夹攻”的方针，首先控制川边重镇理塘和进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后分别南下，夺取稻城、乡城、乍丫、江卡等地，以巩固川边地区。第二阶段：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余营边军中，选拔“有志之精兵”数百名为前锋，其余各军继后，乘胜直拉萨。同时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脱离英国的羁绊，维护祖国的统一。
蔡锷接令后，命滇军参谋厅总长殷承为西征军司令，率队进发。蔡锷考虑到川滇两军如先会师巴塘，再行进藏，不仅粮秣难继，而且可能扩大由辛女革命以来所引起的川滇两军之间的矛盾，因此主张滇军经维西及西藏东南地区直趋拉藏。这样，既可缩短路程，又可形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使“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张，而令滇军取道中旬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边门户。
二、击退藏军向川边的首次进攻
1912年初秋，川滇两军按既定计划分路开进。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军从成都出发。原计划出兵八个团，因“器械不备，师皆未练，饷亦无储”，遂先以朱森林团为先锋，尹自率三个营为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一说五千人），兼程西进。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两个营及先遣队陈步三一个营为南路，由打箭炉直趋理塘，副官刘瑞麟率蒯书礼营为北路，经甘孜进援昌都，本队三个营驻雅安，相机应援。朱森林以南路藏军势大，设防坚固，力请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炉后，以军孤势单，迟疑不敢前进。尹昌衡遂亲赴打箭炉进行动员，指出：今川边部队尽被围困，损失甚重，急需支援，只要川军进展神速，出藏军之不意，兵力虽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经过动员后，川军遂分两路并进。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为北路督队官的刘瑞麟，率蒯书礼营由打箭炉出发，日行百余里，往攻道坞（今四川道孚）。沿途扬言尹都督率师十万亲征，即将到达。藏军闻讯，不战而溃，道坞、瞻对（今四川新龙）之围遂解。刘瑞麟便令边军牛运隆部守道坞，刘筱廷部守瞻对，令杜培基、刘赞廷率部从间道驰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顾复庆，时传文、朱宪文等营往援昌都。当时，驻守巴塘的顾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围三月有余，粮弹将尽，水源断绝，处境十分危急。援军到后，内外夹击，迅速解围。刘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时，藏军不战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击，缴获辎重无算，并俘藏军首领呼图克图。
与此同时，朱森林率南路各营亦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其先锋部队两个营，先在河口击败藏军，又于8月12、14两日收复了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隘，继而向理塘进逼。围攻理塘之藏军闻风溃逃。至是，川军西进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势收复了理塘、巴塘、昌都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顾占文部守巴塘，刘瑞麟郎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盐井等地；令营长邹衍贵肃清河口一带残存藏军。
在川军进军川边之际，滇省西征军司令殷承率新军一混成协、防军十九营，从滇西北取道盐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该地藏军依险据守。经李部奋力攻击，藏军退守隔江之墨里村，并斫断江上溜索，以阻滇军前进。李学诗派人另架溜索，命防军，土军各四个排溜渡过江，迂回墨里村。藏军又将村外木桥砍断，据险死守。16日，滇军发起猛攻，于下午3时将该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率事部抵丽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李学诗的西防国民军，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杨汝盛的西防国民军，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止。
滇军经充分准备后，于8月26日夜突袭侵占盐井之藏军。经激烈战斗，将藏军击溃，并俘其指挥官鲁宗甲约，遂克盐井。
当滇军向川边进军时，怀有军阀割据思想的尹昌衡竟发电阻止，声称“川军围攻理塘，不日可下，滇军无须由维（西）援巴（塘），请由原议，直抵拉萨”。滇军收复盐井后，尹再次电阻，并令顾占文部向盐井一带开进。蔡锷则连电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规复西藏”为由，要求继续向川边进军。川、滇两军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后尹昌衡以“若滇军兼进，酿成（英国）交涉，则咎不在川”为辞，要挟中央。北京政府恐“两军逼处，别生枝节”，遂于9月致电蔡锷，令滇军酌留陆军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滇军的平乱作战至此遂告结束。
当川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后，尹昌衡认为，“控边制藏，非同时并举，无以全领土、维国权”。根据这一方针，他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了如下部署：命邹衍贵营驻打箭炉，河口，保护川军的后方供应线，命朱森林团为南路，驻巴塘，理塘，相机进攻稻城、乡城，命团长向树荣率所部两个营及陈步三营为北路，进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邓柯），从朱，向两团中各抽一营驻昌都，作为机动部队，以打箭炉为大本营，随时策应南北两路。不久，南北两路部队连战皆捷，惟乡城久攻不下。之后，尹昌衡任命黄煦昌为司令，由他指挥集小于昌都一带的川边部队，命张茂林为前锋，率部进据江达，待命入藏。
三、英国胁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进军
西征军在川边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子的极度恐慌。为了制止川军入藏平乱，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干涉，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正急欲获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遂屈从于英国的威胁，于9月下旬一再电令川军停止入藏，以江达为界，“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从而丧失了进军西藏的良机。
四、击退藏军向川边的第二次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