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发表于1941年3月27日重庆《新蜀报》。
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和我相识已经快满四年了。
他们这个可爱的小小的团体是“八一三”以后在上海组织的，那时他们之中，大的不过十六、七岁，小的仅仅七、八岁。他们以那样小小的年纪，却有这样值得佩服的组织力，怎么也表示着我们中国的伟大的将来。
在上海未成孤岛之前，他们在那儿做了不少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尤其对于难民尽了他们的慰劳、宣传，甚至教育的责任。我和他们，就是在租界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第一次见面的。
在上海成了孤岛以后，我是由海路经过香港、广州、长沙，而到达武汉。在武汉又和他们第二次相见了，那是二十七年的正月。他们都是采取陆路，经过镇江、徐州、新郑，而到达武汉的。他们那沿途的经历，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为整，已经是一部很有趣的小说。
到了武汉以后，他们和我的联系便更加密切了。不久我参加了政治部门的工作，便把他们收编到了政治部来，这一群小朋友于是乎便成为了我的朝夕相处的共事者。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是知道得比较详细的，他们的存在对于我是莫大的安慰，而同时是莫大的鼓励。
由武汉而长沙而桂林而重庆，他们沿途都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工作成绩。在工作的努力上，在自我教育的有条理上，委实说，有好些地方实在是足以使我们大人们惭愧。政治部有他们这一群小朋友的加入，实在是增加了不少光彩。到了重庆后，他们分头向各地工作，几乎把大后方的各个成份都踏遍了。
这一次他们在重庆开始第一次的大规模的公演，而所演的《乐园进行曲》，事实上就是以他们为粉夲而写出来的戏剧。现在都由他们自己把他们的生活搬上了舞台，真正是所谓“现身说法”。我相信是一定可以收到莫大的成功的。
随着抗战的进展，他们的年龄长大了，团体也长大了。在桂林和长沙儿童剧团合并之后，各处都有小朋友参加，他们真真是做到了“精诚团结”的模范。其中有好些团员，严格地说恐怕已经不能算是“孩子”了吧。而我却希望他们永远保持着这个“孩子”的英名。
在精神上永远做孩子吧。永远保持敏感和伸缩自在的可塑性吧。
“孩子是天国中最大者”，有人曾经这样说过。
我是坚决地相信着，就要由这些小朋友们——永远的孩子，把我们中国造成地上乐园。
1930年3月23日夜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羽书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汉口《新华日报》。
今天是武汉各界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的第六天，恰好在滕县阵亡了的师长王铭章王铭章（892—1938），字子钟。四川新都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在鲁南战役中，为保卫滕县而阵亡。将军的灵柩，在午前十时运到了汉口。武汉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各民众团体，都非常踊跃地，到大智门车站去迎接他的灵柩。王师长安睡在灵柩里面，假如是有知觉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很谦冲，而且很放心的。他假如能够再向我们表达他的意思的话，他一定要说：“武汉的同胞们，全国的同胞们，你们这样的优待我，我实在不敢当。我们做军人的人，杀敌致果，为国捐躯，原是本份内的事，当不起同胞们这样的厚待。自己实在是惭愧。”我相信王师长一定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凡是忠于职守能够以身殉职、为国捐躯的人，虽然殉职原是本份，那种人一定是谦和的人。因为他明白大义，辨别义理，能够在生死关头保持着他自己的节概，这种人是不会虚骄浮躁的。凡是虚骄浮躁的人，临倒大节大义的关头处，他一定是糊涂的家伙。但我说，王师长他一定也很放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武汉的民众，乃至全国民众，都有辨别节义的精神，对于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人，特别表示崇敬。这是对于军事胜利的绝好的保障。大家能够尊敬为国捐躯的人，有职守者有所观感，一定要见贤思齐，也忠于职守而为国捐躯。一般的民众，在救亡建国上，都是有责任的，遇到自己的责任关头，也决不会躲闪，而贻羞于国家民族。全国民众都能有这样的存心，那我们要驱逐倭寇，要复兴民众，要建设自由幸福的新中国，那是丝毫也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也就敢于相信：我们阵亡了的王师长，他安睡在灵柩里面，一定是很放心的。
抗战以来已经十个月，我们虽然沦陷了几省的土地，损失了无数的财产，牺牲了几十万的士兵，更有无数的同胞陷入流离颠沛的苦境，然而我们是有很宏大、很光荣的收获的。这收获是什么？第一便是我们有坚决的意志能和敌人抗战。其次是不仅能够抗战，而且还能持久，愈战愈强。敌人素来是轻视我们的，以为我们绝对不会抗战。“五七”和“五九”的国耻，便是招致敌人轻视的最明显的事实。以前的北洋军阀，只知道勇于私斗，所以日本人在二十三年前，竟向我提出了亡国的二十一条，并敢于下出最后通牒，以武力威胁我们承认。而袁世凯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曾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十二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宅元年，准备即皇帝位。一九一六年三月被迫取消帝制。竟公然向他屈膝，把二十一条承认了，构成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奇耻大辱。日本人就因为得到了这些甜头，他常常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来压迫我们，恫胁我们。恫胁原是他所惯用的手段，他始终相信着，我们是绝对不会抵抗的。然而启自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上下一心一德地毅然开始了我们的神圣抗战。这在敌人是出其不意，而在我们便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敌人遭受了我们的抵抗，起初仍然坚持他的敌视我们的初心，以为我们是经不起一打，战事也可以“速战速决”的。然而战争一发动了起来，我军英勇无比，战事愈接愈厉，到现在已经打了足足十个月了，日本人依然不能把战事解决。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愈见增加了他的困难。他的军队内反战厌战的空气非常浓厚，国内百货昂贵，公债无法推销。就拿这发行公债一项来说吧，去年他本打算发行三十三亿九千四百万元的，但只发行了十五亿元。而这十五亿元里面，实际销出了的不过四亿五千五百万元，其余都还放在日本银行的仓库里。所以日本人委实是闹到了有点脚忙手乱的地步了，这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在我们无论怎样，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收获。
敌人所最藐视我们的，是以为我们中国人怕死，而他所最自负的是以为他们日本人不怕死。但由这一次的抗战所得到的结果，情形是完全相反了。抗战以来，我国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真是不计其数。南苑的佟麟阁、赵登禹两师长，南口的杨方珪团长，宝山的姚子青营长，忻口的郝梦麟军长与刘铮磊刘铮磊（1894—1937），又名家麒，湖北武昌人。国民党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守卫山西忻县时阵亡。师长，广德的饶国华饶国华（1893—1938），字弼臣，四川资阳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师长。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广德战役中阵亡。师长，连此次滕县的王铭章师长，他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增加了不少的光辉灿烂的篇页。但是在日本方面是怎样呢？上而将校，下而士兵，都成为强盗军队；奸淫虏掠，无所不为，闹得来连他们自己人都看不惯，都引以为耻辱，往往自行缢死。在缢死者的衣包中，往往有纸条写着“死谏”等字样，被我们搜出。这种精神上的损失，日本人是无法挽回的。
这儿在我们的面前呈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便是我们做人的应得如何死。象王铭章师长的死守滕县，这是一种死法。王师长的死守，使我们军事部署得以完密，使徐州一带转危为安。这种死法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的。死了也膺受着无上的光荣。象日本兵士因为厌战而自寻短路的，也是一种死法。死了固然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痛苦，免除良心上的苛责，然而于大局是无补的。死了等于与草木同腐。古代的人告诉过我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语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箴言。我们每一个人的确应该加以考虑的，便是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死一个怎样的死。死这个生理现象，一般的人，委实说，似乎都有点怕。但不分质的怕，我看是错误的。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个死，你就怕也是无益，早迟会有你生命结束的时期到来。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切实的说，死倒应该是人人所有的财产。我们所当考虑的是这个通有的财产，我们应该如何用法。例如同是一个钱，用到好处，便获得一个钱乃至一个钱以上的用处，用到坏处，不仅是浪费了，而且还要惹出大祸。同是一个死，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轻如鸿毛，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调度。我们不应该怕死，应该怕我们自己死得不得法。轻如鸿毛的死法，才是可怕的。我们应该要宝贵自己的这项财产，并且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在适当的地方使用。假如我们人人都死得来象王铭章师长这样的死，那不是人人都永生了吗？古人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语见《论语·里仁》。。只要死得其所，的确，人是随时随地都应该死的。这样被善用了的死，是把死复活了，也就如被善用了的钱一样，一个钱被善用了，却有无数的钱生产出来。这样的钱，难道我们还怕用？这样的死，难道我们还怕死吗？我看做人的秘诀，就是要知道死法。要把善的努力用到自己的事业上，时时刻刻都可以和死见面，要时时刻刻都怀着必死的决心。一个人能够这样，我看一定可以成为人生的成功者。无谓的死，或做坏人、做汉奸而死的死，那才真真正正是可怕的死。
王铭章师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个很光荣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吗？不，他并没有死。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续的一天，王铭章师长是永远生存着的。我们现在追悼他，宁应该庆贺他，庆贺他的成功，庆贺他的不朽。
最后，因为王师长是四川人，我自己也是四川人，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向四川的同胞们再说几句话。
我们四川省号称有七千万人口，这七千万的数目和日本的人口数目恰恰相等。论理仅拿我们四川一省便可以和日本对敌的。我们平均作为一家七口计，七口之家每家抽一名壮丁出来当兵，单只四川一省，便可以出一千万的兵。这数目是很可以使我们乐观的。因此，有的朋友说“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这话在生在四川的人听来，应该感受着光荣，但同时也应该感觉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们要想复兴民族，就要四川人人人具有必死的决心，至少是可以抽出的一千万的壮丁要有必死的决心。我们要踊跃地应征兵役，并且踊跃地开到前线，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王铭章和他的部下，还有在广德阵亡了的饶国华师长和他的部下，以及在前线上阵亡了的或正在作战的其他的四川同胞，他们已经为我们呈出了很好的模范。我们应该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跟踪着前进。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切地担负起复兴民族的使命。
四川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顶有价值的死吧。全国的同胞们，我们效法王师长，死一个项有价值的死吧。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的无限的生命里去。
1938年5月8日于汉口
孤山的梅花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四日、七日北京《晨报副镌》，作者自注“三月十八日追记”。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借此得以一叙。
“我对于你正象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中说出的‘得见一面虽死亦，一样，正渴望得很呢。
“你如有回信请寄杭州某某女学校余猗筠小姐转，因为我没有一定的住处。
“你到杭州后可住钱塘门外昭庆寺前钱塘旅馆。那个旅馆只要三角钱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临湖的。我到杭州后也住那里。我明日不动身，后日一定动身，由此至杭须一日半的路程，预计十三日我总可抵杭了。
“啊，你恐怕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罢？但是，要这样才有趣呢！”
这是我在正月十四的晚上接着的一封信，信面写着“由新登三溪口寄”，信里的署名是“余抱节”。这位余抱节的确我是“不知道”的。我接受未知的朋友们的来信本来不甚稀奇，但不曾有过象这封信一样这么“有趣”的。
这信里的文句写得十分柔和，并且字迹也是非常秀丽，我略略把信看了一遍之后，在我的脑识中自然而然地生出一个想象来，便是这“余抱节”的署名便是那位“猗筠小姐”的化名了。
——啊，这是一定的！你看她已经写明了住钱塘旅馆的，为甚么叫我写信又要由学校转交呢？这明明是怕我不回她的信，或者是怕信到后被别人看见了，所以才故意化出一个男性的假名来。这真是她用意周到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