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芍药及其他》，收入重庆群益出版社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波》以前，末见发表过。
一、卡车追逐
文化工作委员会被国民党勒令解散后，乡下还留下了一批朋友，想下乡去看看他们。
还是初夏，前两天的太阳突然炽烈了起来，室内的气温竟高过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发愁，十九号准备下乡的卡车是没有篷的，在刚烈的阳光里晒两个钟头下赖家桥，恐怕谁都要晒成干鱼了。
十八号的半夜过后，闪击了一番雷电，微微洒起了雨来。风大，把开着的窗门吹打得震响，我被惊醒了。又在作别种担心，没有篷的卡车，不会淋成水老鼠么？
好在雨没有洒好一会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显示出是一个不晴不雨的阴凉天。
——“究竟我们都是几员福将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群走上了市民医院的门口的时候，向着已经上了车的几位朋友们，有意幽默地这样说。
车上的朋友是翰笙、乃超、海观，湘楼翰笙，即阳翰笙，原名欧阳继修，笔名华汉，一九○二年生，四川高县人。剧作家，戏剧电影运动领导人之一。乃超，即冯乃超（1911—1983），祖籍广东南海县，出生在日本横滨市。作家，诗人。海观，即朱海观（1908—1985），安徽寿县人。文学翻译家。湘楼，即骆湘楼，浙江人。抗战时曾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秘书，五十年代初病逝。和其他。
两位司机同志要我坐司机台，我让立群坐立群也不坐，我们便一同爬上了车厢。
——“太太愿与士卒同甘苦啦。”有人向立群调侃，颜面的动作担负了解释的任务，表明所谓“士卒”主要指的是我。
在车的前头不很远忽然发见邓初老即邓初民（1880—1981），湖北石首县人。社会科学家，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坐在中英科学合作馆抗日战争期间英国设在重庆的文化机关。的轿形小卡车里面，他坐在车后的中门旁边靠右手的末位，侧面正当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们往那里去呀？”
——“往北碚。你们呢？”
——“回赖家桥。”
——“好啦，我们能同一段路。”
——“你们那边还有空位子吗？好不让郭老嵌上去？”翰笙的这句话没有被初老听得清楚。
——“好啦，不要麻烦人家。”我连忙制止着了。
我们的卡车先开。立在敞车上招摇过市，想起了上海战役时赴前线救护的情形。车开到李子坝附近的时候，初老们的车子把我们超过了。彼此哗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们的车子紧跟着追，有点象电影里面的侦探场面，我把右手比成手枪形，不断地向初老放射。福态的初老始终笑容满面地向着我们。
本来已经是落后的，车子在化龙桥停了一下，跑在前头的初老，永远跑上前头，看不见了。
二、林园访友
过了山洞，在林园前面不远，我们把车子停了下来，准备去访问李侠公李侠公，一八九九年生，贵州贵阳市人。社会科学家。大革命时期，曾任东征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后从事著译工作。。
侠公同翰笙一样是文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在三月初回贵州奔母丧，最近才回重庆，回来时文委会早被解散了。面临着公路的一栋有楼的民房，侠公的家在那靠左的一部分。楼上楼下一共只有三间。他前年担任过陆大的政治部主任，为了和学校相近，赁居在这儿。主任解职之后，这层便宜虽然失掉了，但为迁移的困难，仍旧没有动。
向左手走上了几步石坎，侠公的大的两个小孩子在侧近玩耍，我招呼他们，他们似乎不认识我了，没有走近身来。经过一个没有墙的院落，走到楼房的屋檐下。
——“侠公！在家吗？”
——“哦，你们来了！”窗口上侠公露出了半个头来，惊喜地叫了一声，头又缩下去了，但有好一会没有次一动作。
一位前任勤务兵在院落里挑粪，看见我们来便火速转向屋后去了。
侠公一面扣着长袍，一面从书房门口露出，邀我们进去。
还未周岁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轿椅里，头很大，面色暗暮，营养不十分好。两只眼睛睁得很开，望着我们，但也并没有惊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吗？”
——“唉，她刚才出去买东西去了。”
——“你们搬下乡来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乡下的家具搬进城。我们是带便来看看乡下的朋友们的。还有，今天中午，我们文委会的朋友们在赖家桥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朴实的那位前任勤务兵绕进书房里来准备献茶。我极力阻挡着，但也无效。来客太多，要费大量的茶水，我心里很不安，一口也没有嗑。但我看见有一两位朋友却嗑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史》卢森堡（A．H．Po3ehHdopr，1879-1950），通译罗森别尔格，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史》，三卷，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出版。，”我忽然记起这件事又向侠公说，“我已经得到苏联朋友的回信，说一定要请对外文化协会寄赠。信上还说着尽‘可能设法成功’的话，可惜我忘记把信带来。”
——“那好极了，”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书，我就可以完成一项翻译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顺便解决一部分的生活问题啦。”
卢森堡的三大册《政治经济学史》，侠公早已翻译了一册出版问世，但中、下二册因为没有原书，便把工作停顿了。要译完全书是一项相当大的工程，侠公有这样的雄心，我是极力怂恿他的，但可惜原书总不容易到手。
我很匆匆忙忙地催着大家走，当我们走出书房门时，侠公失人回来了，她和立群分外地亲热。原来用了一年多的女佣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约是看见侠公失职，在别的地方另有了高就吧。心里不免有点黯然。
在书房旁边是食堂兼会客室，我和立群顺便穿堂而过，去看屋后因坡而成的菜圃。据说都是那位朴实的前任勤务兵亲手栽种的。
——“这一向这儿的燃料起恐慌，”侠公在院落里和我并排地走着，他这样说，不记得是谈到了什么话触动了这个问题，“煤也买不到，柴也买不到，我们已经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乡会不是领了些煤炭下来还堆在那里吗？今天去将就这卡车给你运些来不就好了。”
侠公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和初看见我们来了的时候那种由衷的喜悦差不多。
三、白果树下
卡车在金刚坡山道上盘旋，愈接近赖家桥愈发生着好象回到了故乡的感觉。
金刚坡下的田畴坦陈着，大地在开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树又显出来了。那儿便是文委会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阍人，我真爱它，我真爱那白果树，我爱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劲的姿态，我爱它那鸭掌形的碧叶，那如夏云静涌的树冠，当然我也爱吃它那果仁。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往年做的七七幼稚园的园歌应着卡车的节拍，不调和地从我嘴里哼着。
车转下平畴了。跑完了一段大抛物线形的弧道，经过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起来。
水牛山上的银杏亭也看见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这是文委会所经营出的小公园。临着公路边上的一道园门，和门上的横额我所写的水牛山三个字，都还没有拆毁。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唱歌。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
《七七幼稚园歌》的第二节又在我嘴里哼。卡车煞车了，已经停在了白果树下。
大家连忙跳下车。“尹家湾五十号”张着大口和我们亲吻。
宏敞的外院打扫得很干净，并不怎么显出经过了风波的样子。空气清新得很。小白花狗已经长大了。它有点怕我，见到我没有表示亲热的欢迎，但也没有拒绝。这是因为我向来不大喜欢狗的原故。我愈朝前进，它愈朝后退，最后索性各自掉头走向远远一边去了。
西北角上的七七幼稚园早就停办了，我所写的园额是还存在着的。推进门去，两间房间里，前间堆积着一些柴，后间是空的。壁上用有色纸剪贴的一些星星和新月，“儿童乐园”几个字还存在。窗户没有开，阴森肃杀之气在这儿特别严重。
转进西侧的内院看了一遍，再穿向东侧的内院里去。侠公，翰笙，及其他几位驻乡会友在大礼堂门前站着。内院也都打扫得很干净。尤其这东内院，因为去年年底房主人庆祝七十双寿，整个黑漆了一道，又在四处加了一些匾对，很显得金黑辉煌。
办公室，除掉西厢房一间办报销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办公室的桌椅及一切用具已经点交，还集中封存在原作图书阅览室的一间大房里面，就在大礼堂的右手。
礼堂里，总理指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遗像和遗嘱都已经撤消了。两名看守家具的卫兵，摆了两尊床，在那儿昼寝。
——“家具为什么还不搬去呢？”我问原任秘书何成湘何成湘（1902—1967），四川珙县人。抗战时曾任作者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办公室主任。，他是经常驻乡的，惰性地还以秘书的资格照顾着善后事务。
——“据总务处说，还没有卡车运。”
——“乐得两位卫兵，闲得没法，白天只是睡觉。”另一位朋友这样插说。
一位卫兵大概是受了惊扰，侧身起来，揉了揉眼睛，望了望我们，又躺下去了。
我在萦念着：七七幼稚园至少应该维持下去才好，小孩子们受着这样的打击，未免过于残酷。但是会被解散了，会友们自然会分散，大家的儿女也就随着散开，幼稚园的必要似乎也就没有了。
——“这房子是政治部发给我们的吗？”侠公忽然这样发问。
——“那里，在文委会成立以前，我就住在这里面了。”我回答着。“房主人把整个的院子租给了我，年租二千元。”
——“哦，年租？”侠公大吃一惊。“山洞的房子月租一千元，我还以为便宜得很呢。”
——“但有趣的是，”另一位朋友说，“这院子政治部却打算收回，目前是‘准予清理室暂住’。”
四、塞翁之马
散居在附近的会友和眷属，陆续都聚集拢来了，大家都很高兴，但男的和女的却自然分成了两组。
朝门外，白果树荫下，一段阶沿，在前本来是卫兵站岗的地方。平常一出一入，对卫兵的答礼总不免要举手或点头，而且匆匆而过。今天没有这样的麻烦了。男的一组十几个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这阶沿上，面临着公路聊天。
谈谈国内，也谈谈国际；谈谈身外，也谈谈切己。
国内究竟是在进步的，“民主”这个词至少是可以不犯禁了。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虽然闲暇，有为的日子还在后头。
都在参错着谈，谈得无拘无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