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契珂夫在东方很受人爱好。他的作品无论在中国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译了，他的读者并不少于屠格涅甫与托尔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风很合乎东方人的口胃。东方人于文学喜欢抒情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要不伤于凝重。那感觉要象玉石般玲珑温润而不象玻璃，要象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而不象咖啡加糖加牛乳。音乐的美也喜欢这种涩味，一切都要有沉潜的美而不尚外表的华丽。喜欢灰青，喜欢忧郁，不是那么过于宏伟，压迫得令人害怕。
契珂夫特别在这些方面投合了东方人的感情，在我们看来他的东方成分似乎多过于西方的。他虽然不做诗，但他确实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是诗，他的戏曲也是诗。他比屠格涅甫更为内在的，而比托尔斯泰或杜斯托奕犬斯基更有风味。
在中国，虽然一向不十分为人所注意，他对于中国新文艺所给予的影响确是特别的大。关于这层，我们只消举出我们中国的一位大作家鲁迅来和他对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珂夫的极相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Stillandsadmusicofhumanity”），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庸人的类似宿命的无聊生活使他们感觉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类俨然是不可救药的。
他们都是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医学家的平静镇定了他们的愤怒，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运用训练了他们对于病态与症结作耐心的无情的剖检。他们的剖检是一样犀利而仔细、而又蕴含着一种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们却同样是只开病历而不处药方的医师。
这大约是由于环境与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两人同患着不可治的肺结核症而倒下去了，单只这一点也都值得我们发生同情的联想。这种病症的自觉，对于患者的心情，是可能发生出一种同性质的观感的。内在的无可如何尽可能投射为世界的不可救药。就这样内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织成为惨淡的、虚无的、含泪而苦笑的诗。
但两人都相信着“进步”。这是近代生物学所证实了的、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故虽失望，而未至绝望。在刻骨的悲悯中未忘却一丝的希望。
契珂夫时时系念着“三二百年后”的人类社会光明的远景，他相信“再过三二百年后，全世界都要变成美丽而可爱的花园”（库普林：《契珂夫的回忆》库普林（A·M·Kyпpии，1870—1938），俄国作家。著有小说《凶神》、《决斗》等。《契诃夫的回忆》一文，赵景深译，载于一九二七年上海《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五号。），“经过三二百年之后，世界上的生活都要变得十分美丽，不可思议的美丽”（《三姊妹》中韦士英所说）。这希望给予契珂夫的作品以潜在的温暖，就象尽管是严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无生命的月球里的死灭。
鲁迅的作品也正是这样。但鲁迅比契珂夫占了便宜的，是迟来世界二十年，后离世界三十年以上。鲁迅得以亲眼看见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革命势力的联带着的高涨，光明的前景用不着等待“三二百年之后”，竟在契珂夫去世后仅仅三二十年间便到来了。
在这儿鲁迅便和契珂夫分手了。希望成为了现实，明天变成了今天，“进步的信仰”转化为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象样一点吧”——在契珂夫所“不能够高声地公然向人说出”的，而在后期的鲁迅却“能够高声地向人说出”了。鲁迅是由契珂夫变为了高尔基。
但是毫无疑问，鲁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响的。
因而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我是这样感觉着，也就是契珂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
1944年6月14日作于重庆，为纪念契珂夫逝世四十周年
一枝真正的钢笔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韬奋先生哀词——在追悼会上讲演稿》。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曾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一九三六年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战爆发后获释。又先后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积极投身爱国民主的斗争。著有《韬奋文架》三卷。
——在邹韬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演辞
韬奋先生，你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位好儿子，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位好兄长，中国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师。你的一生，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青年的领导，为了文化的建设，尤其在抗日战争发动以来，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热诚地用尽了你最后的一滴血。在目前我们大家最需要你的时候，而你离开了我们，这在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呀！这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呀！（泣声和掌声。）
韬奋先生，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你把你自己慷慨地奉献了给人民，而你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庄严的完整的艺术品，在你自己怕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吧？（鼓掌。）要说有什么遗憾，那一定是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接近胜利的期间，而你没有可能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的得到解放，中国青年的无拘无束的成长，反而在弥留的时候，你所接触的是中原失利的消息，湖南失利的消息。（大鼓掌。）这怕是使你含着滚热的眼泪，一直把眼睛闭不下的吧！这在我们，作为你的朋友的我们，尤其是长远的一个哀痛！是我们的努力不够，没有把胜利早一天争取得来，反而在全世界四处都是胜利的声浪中，而我们有日蹙国百里语山《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的形势，增加了你临死时的哀痛。我们在今天在这儿追悼着你，至少我自己是深深地感觉着犯了很大的罪过的！但是，韬奋先生！你是真的离开了我们吗？你是真的放下了武器倒下去了吗？没有的，永远没有的。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的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鼓掌。）你的武器，你的最犀利的武器，也交代在我们手里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这就是这么一枝笔！你仗靠着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了来，我们也应该仗着这枝笔，为人民的解放，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战斗起去。（大鼓掌。）这是一枝不折不扣的名实相符的钢笔，有了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没有这枝笔存在的地方便是法西斯存在的地方。（鼓掌。）象德国，日本那样法西斯国家，它们的笔是没有了，是变了质，变成了刷把。（鼓掌。）替统治者刷浆糊，（鼓掌，）刷粉墙，（鼓掌，）刷断头台，（鼓掌，）刷枪筒，（鼓掌，）甚至刷马桶。（鼓掌。）这样的刷把，早迟是要和法西斯一道，拿来抛进茅坑里去的。（鼓掌不息。）
我们中国幸而还有这一枝笔，这是你韬奋先生替我们保持了下来，我们应该要永远的保持下去。在目前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笔杆的使用是要愈见代替枪杆的地位了。枪杆只能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要笔杆才能消灭法西斯的生命力。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用你的血来做了这枝笔的墨，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血来灌进去。邹韬奋先生，你的一生把你的脑细胞来做了这枝笔的笔尖，我们要继续不断地把我们的脑袋子安上去。（鼓掌。）我们要纪念你，韬奋先生，我们定要永远地保卫这枝笔杆，我们不让法西斯再有抬头的一天，不让人类的文化再有倒流的一天。这也怕就是，你通过你的笔所遗留给我们的遗嘱。（鼓掌历久不息。）
1944年10月1日
此稿发表时，编者曾注以会场宣读时听众的反应情形。留下颇有意义，故未删去。
罗曼·罗兰悼辞
罗曼·罗兰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现在虽然休息了，可你是永远存在着的。你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夸耀，欧罗巴的夸耀，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夸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产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宏大，人类是会永远纪念着你的。你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象太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
罗曼·罗兰先生，在二十年前你的杰作《约翰·克里斯朵夫》初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你曾经向我们中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上升，一种是下降。上升的民族是忍耐、热烈、恒久而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趋向一切的光明：学问、美、人类爱、公众进步；而在另一方面的下降的民族是压迫的势力，是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语见《若望·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载一九三六年《小说月报》笫十七卷第一号。你说，只有上升的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沸羹集》，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悼念罗曼·罗兰》。民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弟兄。你说，你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这些话对于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给予了多么正确的指示，多么有力的鼓励呀！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这两种民族斗争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所说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们代表正义、人道的民主阵线，你所说的下降的民族就是构成轴心势力的法西斯蒂。一边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类的困厄；另一边是奴役，饥饿，活埋，杀人工场，毒气车，庞大的集中营，一个鬼哭神号的活地狱。但今天，上升的不断地上升，下降的不断地下降，光明终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们要使全人类都不断地上升，全世界成为自由人类的共同祖国。
罗曼·罗兰先生，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当你看到法兰西民族又恢复了她的光荣的自由，而你自己在这时候终结了你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微笑的吧？但当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还呻吟在法西斯蒂的控制下边没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饥饿、奴役、恐怖作决死的斗争，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悲愤的吧？
但是，罗曼·罗兰先生，伟大的人类爱的使徒，你请安息吧。上升的要不断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要不断地使它下降，我们要以一切为了人类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的民族为模范，我们要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趋向一切的光明。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和黑暗、愚昧，残忍，凶暴的压迫势力、法西斯蒂、现世界的魔鬼，搏斗！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人类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法西斯魔鬼们是必然要消灭的！
罗曼·罗兰先生，你请安息吧。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象你一样，把“背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要象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我们一定要依照你的宝贵指示：“每天早上，我们都得把新的工作担当起来，把前一天开始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于错误，对于不公正，对于死，我们必须不断地力争，为着更大的更大的胜利。”
1945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