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译释】
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崇高典范，才能树立天下的根本法则，掌握天地的生长变化规律。这难道需要什么依傍吗？只需要诚挚仁德啊！像深渊一样深沉无尽，像高天一样浩茫广大，如果不是聪明智慧、通达天德的人，有谁能够知道这“天下至诚”呢？
1至诚之道的功用
本章进一步阐述了至诚之道的功用，认为它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要求人们努力发掘自己本有的德行，以追求高尚的至诚境界，为社会发展和天人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这里，中庸对于至诚之人作了一个生动美妙的描绘。“肫肫”是诚恳笃实之貌。至诚的人有“肫肫”的样子，便可有如渊的深度，有深度才可有广度，有如天一样浩大的广度。如此诚笃深广，自可与天打成一片，浑然无间了。如果不能保持聪明圣智而上达天德的境界，又岂能与天打成一片，从而了解天道化育的道理呢？能够至诚，以上达天德，便是圣人了。
这实际上是子思在描述孔子，也是他对孔子“天命观”的具体阐释。
孔子的天命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天道”和“人道”，且都是围绕人和事而展开的。
天，在孔子那里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又是其主观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奉君王为上天之子，作为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以“仁德”天子为最高代言人来传达“天命”。孔子采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求得天道，希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用其“天命观”为自己入世铺设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用“达天知命”、“天道即人道”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将天命与人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给人以“达天知命”的生命关怀，试图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和人与社会和谐的大同世界。
孔子的“大道”，在心性层面，着重强调个人修身养性，要求人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就社会层面而言，孔子的“大道”集中反映到了“礼”上。孔子认为，礼源于天，“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以礼代社会制度。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以礼“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做到“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为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进而建设和谐的社会。
如果说孔子提出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他天命观之上的，那么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则是对其天命思想的超越。
孔子试图建立的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泛爱众”的“大同世界”。
孔子提出“大同世界”，并非只留于空想，而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实践了，其实践模式是实行以“诚”为核心的“仁政”：在社会制度方面，努力推行大道通行于天下，希望天下为天下人共有的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在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推崇“仁德”天子掌管天下，另一方面坚持天意即民意的理念，从中央到地方推行“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任用贤能之士管理国家事务；在社会分配形式方面，努力做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社会道德方面，倡导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日常基本规范的社会道德体系，希望人们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可以说，孔子所提出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人人敬老爱幼，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充满“诚”的理想社会。
可见，尽管孔子对“天”、“命”有一份特别的敬重，但并未屈服于天，臣服于命。在他看来，“天道即人道”，“人道”重于“天道”。他着力于人生存、发展的经验、悟见和觉解，始终力求切近生命本真，刨出人的生命自然的内在之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宿命论，最终“达天知命”。他的天命观与其提出的“大同世界”所体现的是一种起于天、超乎命的生命格调。
孔子对天的超越遥契，是比较富有宗教意味的；而发展至中庸，讲内在的遥契，更多的是透显了浓烈的哲学意味。超越的遥契是严肃的、混沌的、神圣的宗教意味，而内在的遥契则是亲切的、明朗的哲学意味。
2“诚”是天人合一的联结点
《中庸》认为，天地具有好生之大德，乃是天道至德。只有具备经天纬地之才能的人，才具备好生的天道至德；反之，只有具备好生的天道至德的人，才具备经天纬地之才能，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先要具备天道至德，方是具备经天纬地之才能的先决条件。而具备好生的天道至德，乃是内外双修、明心见性，体道得道、至德全神方能获得的。在内外双修中，以“中”为本体，以“诚”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目标，最终，以“天人合一”为旨归。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特点是把既定的社会秩序赋予“道”的神圣性，并把它投射到天道自然中，形成道德化的自然理性，再把自然理性当做天道秩序或上天意志，使之成为人道秩序的摹本和道德修养的目标，由自然理性推导出社会理性来。所谓“天人合一”即是天道与人道在精神上的合一。如果说“天人合一”乃思孟学派开其先河的话，那么从《中庸》的理论构架中即可清楚地看到，天人合一的联结点就是“诚”。
《说文》释“诚”为“信”，从天道方面看，“诚”的含义就是信实不欺，可期而至。《吕氏春秋·贵信》曰：“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它使天道自然生生不息，周而复始。如果说天地位，万物育，各有其序是“和”之体现的话；那么日月运行、春去秋来，各有其时便是“诚”（信）的表征，如《荀子·不苟》曰：“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
所以第二十五章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第二十六章甚至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朱熹称：“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他说：“天地之道，诚一不贰，故能各极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它就是“生物”的形上基础，因为在子思看来，博厚、高明、悠远，既是天地之道，也是“诚”的精神。在它的作用下，天地万物经历一个由微而渐、由小到大的化生化育过程。
圣人演绎“天道”的目的在于为“人道”做论证，所以第二十章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从人道这方面说，诚的含义是真诚无妄、信实不二，这种精神是来自天道的。
天道落实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把上天赋予的善性发挥出来就是人道，修行人道即是教化。这是一个由“天”达“性”，由“性”达“道”，由“道”达“教”诸环节组成的链条，而“道”则是把“性”与“教”贯通起来的中间环节，这种链接是由“诚”来实现的。因为修身之道乃是“诚”：所谓“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那么如何修身呢？第二十章引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种推演方式与《大学》非常相似，它揭示了一条通过“诚身”由“内圣”导向“外王”的必由之路，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
在子思看来，“诚”作为“天道”能化育万物；作为“人道”又能化成天下；作为修身之道，它能“自诚明性”，隐微皆慎其独；作为治国之道，它能由身及人，由人及国家天下。
一般而言，“内圣”乃修身之道，“外王”为治国之道，二者皆体现在君子与圣人身上。按照子思的说法，“诚”体现在天下人身上，又可分为三种境界：即圣人、君子、常人。常人属“困而知之”者，故不足道；子思所要强调的是圣人与君子。
圣人是“生而知之者”，所以他不用努力就符合诚；不用思虑就得到诚，自然而然地契合于道，于是“达天德”的圣人成了贯通天、人的中介。孔子便是圣人的代表，他集中了“至德”、“至道”、“至诚”、“至圣”四种相互交融的特质，乃天下“至诚”之典范。
然而，子思并未把圣人当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也未把圣人身份限定在尧舜文武周孔这几个人的范围内，而是把圣人的完美形象投射到统治者身上，由此提出了“圣者为王”的政治理想：“唯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故曰配天。”天人合一由此得到完美的体现。
就君子之道而言，由于他是“学而知之”的，所以他只能是“诚之者”。但经过“致曲”，也可以进入圣人的道德境界。可见，君子之道与圣人之道虽有高低之别，却无天渊之隔。君子只要“存诚尽性”，就可以做到内成己而外成物，立于仁而达于知，由此臻于“内圣”之境，升华为圣人之道。这就融入了“天地位、万物育”的“中和”之境，它又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显然，它还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诚”则是天人所合的那个“一”。于是，《中庸》从“中和”出发，借助“诚”对天道与人道的统合，最终又回归到“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