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警卫二团从山沟里迁到贵阳市南郊机场附近的南仓兵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贵阳生活的记忆已经比较清晰了。部队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子女两周岁半时由部队免费送到幼儿园（当时称保育院），两周岁半以下的雇保姆或奶妈照顾。女方是部队排以上干部的，子女雇保姆的费用全由部队出，女方不是部队干部的，其丈夫在部队职级再高，子女入幼儿园之前要雇保姆费用也得自己出。由于母亲是现役干部，我不但被保送进了保育院，弟弟也由部队雇了奶妈喂养。母亲随身带有部队供给证和子女抚育证，无论调到哪里，只要把这两证交上去，自己和子女的一切生活就都由组织安排了，一点不用操心。
开始我和团里的其他孩子一起被送到贵阳市政府保育院，在我印象中那是一个封闭的小院，一面青墙上爬满开着串串紫花的藤蔓。第一天，团里用两台小车把六七个孩子送到院门前，阴森的门洞让人感到害怕，几个小孩一个比着一个哭，出来几个阿姨连哄带吓地把孩子接进门内，院里一大群孩子就像散养的鸭子窜来窜去。吃饭了，阿姨们把“鸭群”趋进屋里让他们坐在几张长桌边，抓起事先摆好的碗勺吃着里边的饭菜。睡觉的屋里摆满了小床，圆顶的蚊帐吊在顶棚上，睡觉时把纱布放下来罩在床上，睡在里边总觉得自己象一条被纱网扣住的小鱼。我喜欢部队那种象小屋一样的长方形蚊帐，可是只有周六才能被接回去在母亲的方蚊帐里睡上一次。
没多久，部队的子女就从这个保育院迁走了。原来这个保育院也是从旧政府接管过来的，保育员都是原有留用人员，不仅对我方干部子女态度粗暴，管教方式也是旧的一套。于是贵州军区决定自己建新的保育院，归干部部领导，招收两岁半到七周岁的部队干部及烈士子女，昼夜全托，只有节假日可接回。院里还建立了新的制度，按照新政府的教育方针制定儿童培养目标和计划。为了安全还为每个入院儿童办了一个带照片的精制的接送证，家长只有持证才能与孩子见面。这个接送证至今仍然保留着。
新保育院离军营不远，刚去时院舍还没有完工，木匠们还在搭亭建屋。院里堆着小山一样高的刨花，孩子们非常愿意在刨花堆里打滚，嗅着松脂的清香味，把刨花卷起来再捏扁，放到嘴里一吹，就能发出响亮的哨声。院里两层阁楼式的凉亭建好后，阿姨带我们爬到二层亭台上，在此能清楚地望见部队住的营房。那是一排排整齐的用茅草盖顶的深灰色的土房，看到这熟悉的兵营，感到妈妈离得那么近。这新的保育院和以前相比，院子宽阔了，屋子明亮了，阿姨和善了，秩序井然了，大家不再是一群散鸭。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广播里播出的歌曲，第一次观看了叫《鸡毛信》的幻灯，第一次参加了儿童运动会，一切一切都是那样新鲜。
弟弟太小，不够入园年纪，就由保姆（也是奶妈）齐妈妈喂养。由供给处给保姆开支，或支付小米，或把小米换算成钱，按月直接发给保姆。母亲大病后奶水就不足了，弟弟是齐妈妈的奶水喂大的。齐妈妈的儿子比弟弟大一岁，早早断奶，就把弟弟当儿子哺育。有了奶妈，弟弟不再要亲娘了，抱过来又哭又闹，两天不见齐妈妈就生病，母亲只好放手。这时部队开展文化教育运动，母亲正好抽身参加了文化速成学校的学习，并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班长），很快摘掉了文盲帽子，还写出了《夜渡南阳湖》毕业作文。
这段学习生活还引出了一段战友情缘。部队有位战斗英雄叫孙红祥，也在贵州军区文化速成学校学习，母亲是三班班主任，孙是一班班主任。由于工作关系很快彼此熟悉了。孙红祥在战斗中下巴曾被子弹打断，组织上考虑他伤残比较严重，学习结束后便把他安置到山东省邹村荣军学校，从此离开部队。几个月后，他妻子从山东给老部队写来一封信，谈了他们的近况。信中透露出因大人孩子生病，最近生活遇到了些困难。这封信母亲也读到了，便按地址给他寄去了十元钱，这钱大多是父亲节省的津贴，刚从朝鲜寄来。当时物价一斤小米才七分钱，又实行供给制，干部手中很少有钱，所以十元钱确实能解决不少问题。事情过去一年了，孙红祥突然给老部队写信打听张桂芝的下落，要感谢还钱。这时母亲已调到沈阳志愿军后勤机关留守处工作，知道后决定暂不告诉他地址。没想到孙红祥非常执着，竟几次写信给贵州军区政治部等部门请求组织上帮助寻找张桂芝。母亲只好给他去信，说战友之间理应互相帮助，如果非要还钱，纯真的战友之情不就变味了吗？孙便不再提还钱的事，给母亲寄来一张签名的照片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