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素书全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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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遵义章用错方法会陷自己于被动境地(11)

按理,主管应该提倡技术革新,对从事技术革新并做出成绩的下属要大加赞扬并且予以奖励。而这个主管不但没有给做出技改成绩的下属以奖励,反而把他臭骂了一顿,致使那个员工愤而离开,转投到另一家炼油厂去了。

在管人过程中,奖励和惩罚是两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奖罚分明会对一个组织的有效运转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有功者的奖励必然应伴随着对无功或有过者的惩罚。二者不仅要相互结合,不可分割,而且要泾渭分明。管理者如果不能做到奖罚分明,还不如不奖不罚,因为奖罚不明所引起的不良后果远比不奖不罚大得多,甚至会使结果偏离初衷,从而导致人心涣散、组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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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

【王氏点评】

君子忠而不佞,小人佞而不忠。听谗言如美味,怒忠正如仇仇,不亡国者,鲜矣!

喜欢谗言排斥忠谏者必亡

【译释】

听到无益的谗言,就感觉心里很舒服,看到那些上谏忠告的人就像看到仇人一样,这样的当权者除了灭亡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当领导的最容易犯的过失有三:一是好谀,二是好货,三是好色。英明的领导人可以避免珍宝美色的诱惑,但最难避免的是阿谀奉承。往往最初有所警觉,日久天长就习惯了。最后听不到赞歌,甚至唱得不中听就开始生气了。到了对歌功颂德者重用,犯颜直谏者仇恨的地步,倘不知悔改,那就要走向灭亡了。

好听的话有毒逆耳之言受益

有人会说,每个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好听的话的确能够使人精神愉悦,同时又长面子,可是有些好听的话犹如漂亮的罂粟花,开放时美丽,而结果却有毒。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之中也。”一个人如果常听难以入耳的忠言,常遭遇使心中不悦的难事,就能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品德;相反,假使一直听悦耳的话,行事又很顺利,就会自然而然地松懈下来,如同中了鸩毒一般,此生再也无望了。

闵公元年,管仲向齐桓公进谏:“宴安鸩毒,不可杯也”。原来齐桓公爱姬甚多,常在后宫饮酒作乐,管仲见了很担心,就把酒色比作鸩毒,劝诫齐桓公勿近醇酒妇人。齐桓公毛病很多,由于有管仲辅佐治国,对管仲的批评也能接受,才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然而到管仲去世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管仲死前齐桓公去看望他,并问他:“仲父病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要和寡人说吗?”管仲劝他离易牙、竖刁、常之巫这些人远点。

齐桓公说:“易牙把自己的宝贝儿子煮熟了让我尝鲜,这么忠心耿耿的人还值得怀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既然他可以忍心烹杀自己的儿子,那么将来对你,还会有什么不忍心做的事情呢?”

桓公又问道:“竖刁把自己闭了以亲近寡人,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按人之常情来看,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能下狠心把身体弄残了,那么对国君又什么下不得手的呢?”

桓公又问道:“常之巫知道人的生死,能治重病,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死生,是一定的;疾病,是人体失常所致。主君不顺其自然,守护根本,却完全依赖于常之巫,那他将对国君无所不为了。”

桓公又问道:“卫公子启方,事奉寡人十五个年头了,他父亲死时都不肯离开寡人回去奔丧,这样的人也值得怀疑吗?”

管仲回答道:“按人之常情来说,没有不爱自己生身父亲的。他父亲死了都不肯回去,那对国君又将如何呢?”

管仲死后,齐桓公开始时还记着管仲的劝告,将这些人赶出了宫外,可是非常不习惯没有这些人的日子,又将他们接回来了。齐桓公将管仲劝告置之脑后,重用易牙、竖刁等人。这些人投其所好,阿谀谄媚,齐桓公在他们的奉承下,上进心尽失,政治渐渐腐败,他自己还觉得没有不妥,说:“仲父的话是言过其实了。”齐桓公生病的时候,这几个人一同叛乱。他们在桓公寝室四周筑起围墙,禁止任何人入内。这时,桓公哭得鼻涕横流,感慨道:“唉!还是圣人的眼光比我们远大呀!若是死者地下有知,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仲父呢?”说罢,自己扬起衣袖捂住脸部,气绝身亡,死在寿宫。尸首无人理睬,以致腐烂发臭,蛆虫爬出门外,上面只盖一张扇,三个月没人安葬。

从此,齐国的霸业也骤然衰落了。

齐桓公的死可以说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的悲剧提醒人们,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听不进难以入耳的忠言,就认识不到错误,察觉不了灾祸,无法提醒、鞭策自己,如此,是件很危险的事;整天被赞扬的话包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就像喝含有“鸩毒”的美酒一样,听多了就会丧失警觉,削弱自己奋发向上的精神,沉湎在自我陶醉的深渊中,积羽沉舟,最终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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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张氏注曰】

有吾之有,则心逸而身安。

【王氏点评】

若能谨守,必无疑失之患;巧计狂徒,后有败坏之殃。如智伯不仁,内起贪饕、夺地之志生,奸绞侮韩魏之君,却被韩魏与赵襄子暗合,反攻杀智伯,各分其地。此是贪人之有,返招败亡之祸。

贪人之有必招败亡之祸

【译释】

能珍惜自己有的,则心安理得,朝夕泰然;贪求别人所有的,始而寝食不安,继而不择手段,最后就要铤而走险。最终的结果轻则身心交瘁,众叛亲离;重则锒铛入狱,灾祸相追。

所有的祸害和痛苦都是贪念从中作梗。

老子曾针对当时社会中某些人丧失自我于物欲、迷失本性于世俗的现象,阐述了修身养性的道理。他认为“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圣人对生存的条件并不苛刻,他们没有过多的贪欲,只追逐内心的满足。

像老子这样对人与社会认识透彻的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是不会过于激进的。他们知道人事的微妙和社会的错综复杂,如履薄冰是他们真实的感觉,很少有放松的时刻。烦恼都是因事情而起,而好事也绝非那么单纯。其实,人们眼中的美事儿有许多都是虚幻的,它们能让人逐步堕落,过分地追逐物欲只能给人们带来一时的快乐,而引发的祸患却是长久的。

“知足知止”才是明智之举

春秋时期,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带领残兵逃到会稽山上,被吴军团团围住。勾践派人向吴王夫差请降,夫差不答应,勾践几乎绝望了。

这个时候,勾践的谋臣文种、范蠡为他出主意说:“吴国大臣伯噽十分贪财,他现在正受夫差宠信,如果用重礼向他行贿,他一定会为我们说好话的。”

勾践于是让文种带上大量金银财宝,又选了八位美女,前去求见伯噽。

伯噽偷偷地接见了文种,他一见重金和美人,心中就高兴起来。文种对他说:“我奉命来见你,是不想让好事给别人占去啊。财宝和美人都在这儿,只要你肯替我家大王美言几句,让吴王退兵,这些就都是你的了。”

伯噽说:“越国灭亡了,越国的东西都会归吴国所有,这点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你是骗不了我的。”

文种早有准备,他马上说:“如果是这样,越国的一切也都归吴王所有,你是得不到半点好处的。何况只要越国不亡,我们定会时时记得你的恩德,进献永远不会停止。这是天大的好事,聪明人是不会拒绝的。”

伯噽觉得文种说得在理,于是收下美人和财宝,答应替越国求情。

伯噽的一位心腹看出了问题,他对伯噽说:“越国送钱送人,看似是好事,实际上这是陷你于不义啊!他们现在有求于你,才会这样,哪里是他们的真心呢?收下礼物,以后的麻烦就大了。”

伯噽不听规劝,从此百般在吴王面前说勾践的好话,越国终于保存下来。

勾践在吴国做人质期间,文种给伯噽送礼无数,从未间断。伯噽不停地为勾践进言,帮助他回到了越国。

勾践灭掉吴国后,伯噽自以为有功,欢天喜地拜见勾践。勾践对他说:“你贪财好色,出卖自己的国家,还有脸见我吗?”

勾践杀了伯噽,他的家人也一个不留。

伯噽让主动上门的好事迷住了双眼,不厌其多,结果搭上了自己和全家人的性命,还断送了吴国。他不问青红皂白,见好事就要,这是他贪婪幼稚的表现,注定会有那样的下场。

古人因为贪欲而丢权丧命的不在少数,而现代人却依然没有感悟老子的这方面智慧——有些人认为,“吃点拿点收点,不算什么大问题”,这种自谅心态使他们忽视了贪欲之害。

清乾隆年间最风光大臣非和珅莫属,其实和珅的一生从另一角度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由起初的一名默默无闻的三等侍卫,成长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不论是拍马溜须也好、有真才实学也罢,总的来说他是成功的:乾隆在位时,他可谓呼风唤雨,乾隆对于他的贪污之事并非全无不知,然而由于对他甚为喜爱,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和珅之死,一个是与乾隆的退位有关,另一个就是他过于贪得无厌的缘故。据查抄时记载:他的家产中包括了无数的奇珍异宝,有的甚至连皇宫里都不曾拥有。他的家产折合了两亿六千四百万两白银,还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宝物无法估价。如果按现在的估价一算,大概和珅拥有11亿两白银的资产,简直富可敌国。

这么多的资产是和珅不知疲倦、不知休止地贪污而来的。也可以说这些资产加速了和珅的灭亡,是他的催命符。试想,如果和珅能够适可而止,在乾隆退位之后,他也不至于人头落地而一无所获。

所以说做人不要过分追逐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虚空幻物,各种贪欲就不会成为扼杀我们美好人生的隐形杀手。换句话说,人生少一分贪念,便会多一分快乐、多一分幸福。

“知足知止”才是明智之举,尽管这样不会得到很多,然而它却可以让我们拥有某些实在的东西,更不会为了无底的欲望而丢掉性命、一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