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家法拉第说：“如果你想了解你的朋友，可以通过一个与他交往的人去了解他。因为一个饮食有节制的人自然不会和一个酒鬼混在一起；一个举止优雅的人不会和一个粗鲁野蛮的人交往；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会和一个荒淫放荡的人做朋友。和一个堕落的人交往，表示自身品位极低，有邪恶倾向，并且必然会把自身的品格导向堕落。”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和豺狼生活在一起，你也能学会嗥叫。”
即使是和普通的、自私的个人交往，也可能是危害极大的，可能会让人感到生活单调、乏味，形成保守、自私的性格，不利于勇敢、刚毅、心胸开阔的品格的形成。甚至很快就会变得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丧失原则性，遇事优柔寡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种精神状况对于想有所作为或真正优秀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与那些比自己聪明、优秀和经验丰富的人交往，我们或多或少会受到感染和鼓舞，增加生活阅历。
与优秀的人交往，就会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得到长足的发展；与品格高尚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会感到自己也在其中得到了升华，自己的心灵也被他们照亮。
如果马克思没有选择恩格斯这位真诚的朋友，他恐怕就不会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建立起他的理论学说，也就不会有伟大的著作《资本论》。
朋友之间的行为总是互相影响。善行总是产生无数的善行，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会产生波纹，而这些波纹又会产生更大的波纹，如此连绵不断，直至最后一道波纹抵达岸堤。
志同道合，情趣相投，是择友的一个标准。志向不同，情趣有别，友谊是不可能长久的，早晚会分道扬镳。“管宁割席”的典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管宁热衷于读书做学问，而华歆则热衷于官场名利，两人缺乏做朋友的共同思想基础，割席而坐是必然的。
“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好朋友越多，我们受益越多。学无止境，学问再大的人也有不懂的东西。与其出淤泥而不染，何不从一开始就择其善者而从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圣人尚且如此，我们在结交朋友时，也应尽量选择有学识的人。
当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朋友也不能求全责备，自己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朋友又是双向的。如果人人都要求结交比自己有学问的人为友，那么到头来只能是谁也没有朋友。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朋友相交贵在有所补益，有所予、有所取才是“交往”。
古人的择友之道，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要为其所拘束，对友人过于苛刻。择友的标准各有不同，也应该从个人实际出发，慎重选择，急来的朋友，去得也快，所以朋友可多交，不可滥交。
智慧要义
曾国藩所言“情态”，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囊括了一个人外在言行和内心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识人用人时，不管是面对君子，抑或是小人，只要细察情态，则其心可知。
孔子认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君子想的是道德和法度，小人想的是乡土和恩惠。他曾经给小人定下五大罪状，并据此诛杀了鲁国大夫少正卯。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上任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他的学生子贡对他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您刚上任就杀了他，有人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孔子说：“普天之下，有五种人罪大恶极，小偷、强盗还不在其中。第一种是心怀叛逆而又阴险狡诈的；第二种是行为邪恶而又顽固不化的；第三种是言语虚伪而又善于诡辩的；第四种是探听国家的阴暗面，而且记得很多，到处宣扬的；第五种是附和错误的上司而获得恩宠的。这五种罪恶够上一条，就免不了被君子诛死。少正卯正是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他待在那儿，就足以在那里拉帮结派；他的言论足以文过饰非，迷惑他人；他控制了权力就足以谋反叛乱，自立为王。这种人就是人中的奸雄啊，怎么可以不杀呢？”他还引《诗经》上的诗句慨叹：“真令人忧心如焚啊，我恨透了这些小人；小人成群结党，这就值得忧虑了！”
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在《晏子春秋》中对君子和小人的行为曾做过更为具体的评述。叔向向晏子问道：“正直之人的道义，邪恶之徒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晏子回答说：“正直的人身居高位之后，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对国家来说，这种人是值得培养的。而他们也是不会忘记国家恩情的。得志了，他们就辅佐国君，使国君体恤人民；窘困时，就教化人民，使人民顺从国君的领导。侍奉君主，按礼仪行事，忠心耿耿，不计较爵位俸禄。不任用他们，他们就坦然离开，毫无怨言。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注意对方的身份，行为合乎道义，绝不做不正当的事情。看法不周，就交换意见，而不恶意攻击，更不会到君王面前诋毁别人。不用苛刻的手段对付人民来换取尊贵的地位。所以，这种人被君王重用就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在人民中间做事就能使君王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拥护。所以他们能得人心而君王对他们也深信不疑。为君王办事，绝不搞歪门邪道。因此，得重用时，不玩物丧志，不被任用的，也不忘正心修身。这就是正直之士的行为。而那些邪恶奸诈的人就大不相同了。做了高官就残害人民，在下面做事，就违逆君主意志；侍奉国君，就献媚迎合而不尽忠心，交朋结友，无原则地凑合，不干好事。以阿谀乖巧的手段谋取私利，与奸诈之徒结党营私，养肥自己。夸耀自己的权势俸禄来凌驾于人民之上，用铺张礼仪、装饰门面的手段来哗众取宠，招摇过市。不被重用时，就轻率地议论朝廷；与朋友相处不融洽时，就在背后诽谤。所以，在朝廷为官，老百姓就担忧，在下面做事，就危及君王。因此，让这种人辅佐君王，简直是罪过；这种人和谁交朋友，谁就要大祸临头。这种人得到重用，会带来耻辱，任其发展会破坏刑律。所以，这种人在朝为官就要滥杀无辜，在下行事就要谋害君王。因此，和这种人交往，就会受到玷辱，任其发展作乱，就会危及社稷安全。这就是邪恶奸佞之人的行为。”
刘向在《说苑·臣术》篇中，依据对人臣的行为和心术的轩轾，将人臣分为十二大类，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刘向的人臣之术议论精辟独到，在古代典籍中实不多见。刘向认为：作为臣子应当遵从君王的旨意行事，还要将办事的结果向君王报告，不能自作主张，独断专行。坚持正义而不无原则地附和他人，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尊贵的地位，他们所作所为必然有益于国家，必然有助于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所以，他们不但能使自己生前地位尊贵，而且还会泽及子孙，福荫后人，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之分。行为符合“六正”就非常荣耀；行为属于“六邪”之列的就是耻辱。荣耀或耻辱就是得福或招祸的开端啊！那么，什么是“六正”，什么是“六邪”呢？
“六正”的第一类，是指能在事情开始之前或在未见端倪的时候，就能够预见到将产生的结果，尤其是在有关存与亡、得与失的重大问题上，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坏事发生之前及时止住，使君主超出众人之上，立于显赫荣耀的地位，天下人都称颂他，能这样做的人，就是“圣臣”了。第二类，虚心诚意向君王进言，献计献策，并疏通进谏渠道，用礼义奉劝君王，对君王讲述长远的国策，弘扬君王的美德，纠正他的缺点。事业成功之后，将成就归功于君王，绝不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功绩。这样的臣子就是“良臣”。第三类，不顾自身地位低微，身体有病，废寝忘食地为国家操劳。为了举贤荐能，不厌其烦地列举古代贤人禅让等美德，处理问题按君王意旨行事，这样做是为了有利于治国安邦。这样的臣子就是“忠臣”。第四类，对事情的成败利钝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堵塞漏洞，断绝祸根，变不利为有利，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让君王放心，根本用不着担忧发愁。这样的臣子就是“智臣”。第五类，遵命守法，忠于职守，谦恭礼让，绝不无功受禄，还能将君王的赏赐转让他人，不接受馈赠礼品。衣冠简朴整洁，饮食节约俭朴。这样的臣子就是“贞臣”。第六类，当国家混乱，国君昏庸，而别人对国君的所作所为不敢劝阻之时，敢于冒犯君王天威，批评其错误行为，不顾自身安危，只要换得国家安定，哪怕是粉身碎骨，也毫不后悔。这样的人就是“直臣”。以上谈的是“六正”的表现。
“六邪”指的是这样六种人：第一种人，心安理得地做官而无所用心，贪图富贵，一味经营自家产业谋取私利，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有知识不肯用，有良策不肯献，有能力不愿出。君王如饥似渴地需求治理国家的高见和良策，而他却不肯尽一个仁臣的职责。他追逐自在，庸庸碌碌，混迹于普通人之中，随波逐流，还不时窥测方向，见风使舵。这样的人就是“具臣”。第二种人，君王说的话，他都说好，君王做的事，他都说行，背地里摸清君王的爱好是什么，立即奉献上去，使君王赏心悦目，让君王收留，与之往来，寻欢作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的恶果。这种人就是“谀臣”。第三种人，内心相当阴险，但貌似恭谦，处处谨小慎微，花言巧语，妒贤嫉能。对于自己想举荐的人，就夸耀他的优点，却把他的缺点隐匿起来；对于自己想排斥的人，就大肆宣扬其过错，却把他的优点掩盖起来，致使君王由于胡乱行事、用人失察、赏罚不当而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就是“奸臣”。第四种人，智谋足以用来文过饰非，辩才足以用来游说撞骗，说反话，换词语，精心修辞，写成文章，对内，离间骨肉亲情；对外，挑起妒忌，搅乱朝廷。这种人就是“谗臣”。第五种人，利用权势，独断专行，打着国家大事的招牌，重其所亲，轻其所疏，结党营私，掠夺财富，以此来显示声威，扩大势力。更有甚者，还擅自伪造君王的诏令来显耀自己尊贵。这样的人就是“贼臣”。第六种人，诬陷忠良，助长邪气，使君王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纠结朋党，狼狈为奸，蒙蔽君王。在朝廷上巧言令色，净说好话，朝廷之外又出尔反尔，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使人黑白不分，是非颠倒，长此下去，致使君王的恶名传遍全国乃至邻国。这样的人，就是亡国之臣。以上讲的就是“六邪”。
贤良的臣子一言一行恪守的是“六正”的准则，绝不会有“六邪”的行为出现，所以才会使得朝廷之中安定团结，天下大治。
可以说，认识“六正”与“六邪”，是为了帮助我们清楚地对正直与奸佞作辨识或划分。
情态篇的智慧，就是告诉我们要善于从情和态两个方面认识人的本质，从人的外在表现和内心世界的流露探其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