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失心的花蕊
萧红,她终将独自漂泊。没有了温暖的爱,她成了一朵失心的花蕊,随着命运的苦雨寒流,浮转,漂泊。
先期到了重庆的端木蕻良,当不成战地记者,却在迁至重庆的上海复旦大学谋了一份教职。由校方安排,他住在昌平街黎明书店的楼上。萧红按照罗烽在船上写给端木蕻良的住址,设法联系上了白朗,很快地便住进了江津白朗的家里。
同白朗的再次相聚,萧红觉得十分幸运。白朗是萧红同萧军在一起时就认识的朋友,可以说,一路走来,她见证了萧红的宿命。她是喜欢萧红的,包括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却也为萧红怜惜着。每一次见面交谈,她都感觉到萧红内心的忧郁逐渐深沉了,然而,她觉得总是会有一个不幸的阴影笼罩着萧红。然而,这个不幸很快就发生了。萧红和萧军分手了。曾经的相互搀扶,到如今的各岸天涯。这其中的悲伤想必只有萧红自己懂得。
白郎不清楚在萧红身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是清楚的看到,萧红惊人的改变,仿佛是换了一个灵魂。
两人同住了一个多月,萧红从来不向白朗谈起和萧军分开之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都埋在心里,对于一向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不肯吐露真情。但是,就算是萧红一言不发,她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萧红心中的忧郁,连笑容里都带着伤愁,涌动在她的生命里,浓得化不开。
仿佛是岁月榨干了她心中的柔情,萧红变得暴躁易怒了。有时候会忽然发脾气,直到理智恢复,当她清醒时,才意识到白朗本来不应该是自己的发泄对象。于是便沉默下去。
如果说相爱是一场痛,那么同萧军的离别便是她好不了的伤。
有些人,是掌心的一道划痕,痛过之后,结成疤,便成为往事。有些人,驻留在心底,轻轻一碰,便是一次剧痛,一生好不了的伤。
萧军,正是烙印在萧红生命里的那个人。
萧红的肚子越来越大,在将要分娩的时候白朗把萧红送到附近的一家小医院。
萧红躺在病床上喘着粗气,静静地体味着身体和灵魂的痛楚。她回忆起了多年前行将分娩的场景。那时她刚刚逃离旅馆,那时她饱受困难的折磨,那时她头脑中曾闪过许多生生死死的念头,但最重要的是,那时萧军还在,他用尽浑身能量来保护自己。而此刻,她腹中怀着这个曾经她深爱的男人的孩子。然而,物是人非,爱人不在。她无可奈何地感受着孤独。却连悲伤都觉得格外的累。
不久,萧红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婴。白朗到医院看过,婴孩又白又胖,和萧军样子很像。
然而,仅仅三天,便离开了世界。
萧红如离了魂一样,紧锁在痛苦里。医院里只有萧红一个产妇,闹着要出院,她害怕梦魇一次次扼住她的喉咙。然而,这一次,白朗的房东不让她再住进来。按照当地的旧俗,未出满月的女人是有邪气的,住在家里不吉利。
白郎拗不过房东的刁难,只好为萧红让走了。
在最后握别的时刻,萧红面对着滔滔水流,她知道未来的远景已经摆面前了,她也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红出院以后,住进歌乐山云顶寺下的一间租定的房子里。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教书,一般都不会住在山上。
幽寂的环境,她饱尝生命辛酸的心已经溢满了满腔墨泪,等待着挥洒和倾泻,萧红开始恢复她的写作。
这里有一家著名的歌乐山保育院,是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设立的,院里收养的小朋友多是汉口一带的流浪儿童。音乐家沙梅、季峰夫妇在保育院工作,他们有时会遇见一位妇女挎着篮子,从山坡顶上的房子里走下来买菜。身穿着旧旗袍,脸色苍白如雪,眼眸幽幽,涌动着深郁。
季峰很早就读过萧红的《生死场》,非常仰慕,她很想同萧红深入地谈一谈,但是多少次的想法却始终没有开口,有几次在路上遇见,也只是寒暄两句而已。季峰看得出来,萧红不大爱同别人交流。
萧红的性格越发的怪,平日里窗子和帘子通通关上,也不怎么理会别人,她像是独自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一般。端木蕻良有时去看她,却也是不从正路走,而是走的侧路。
就算是有端木蕻良偶来探望,萧红的生活依然是孤独的,他们的关系微妙而尴尬。萧红阴沉的心情再也好不起来了,她知道,心中的爱情之火,将永远无法复燃。
多少人,生命还在,爱情却早夭。萧红,过早的尝尽了生命的艰辛苦痛,承受了太多不可承受的负重。
在某一天里,萧红忽然觉得,这样活着太累,她也许应该换一种面貌。
萧红不久就搬到了,重庆的一条不见阳光的名叫米花街的小胡同里居住。房子是池田租的,邻居有绿川英子。
1939年,春回大地,四处一片盎然生机。
萧红也换了一番面貌,衣着也开始注意了,开始注重美和享受。她潇洒的样子,让朋友们也安心不少,然而,这是真实的萧红吗?她将真实的自己藏到了哪里。
夏天,萧红搬到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社的宿舍里,同端木蕻良住在了一起,尽管双方都极力否认,他们还是结合到了一起。
从那以后,萧红便很少参加朋友的聚会,她成了谜。
开始一段时间,萧红还会常常一个人去看胡风夫妇。梅志刚刚产下一个女孩,萧红前来探望。
梅志高兴地称道:“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告诉梅志,这衣服的衣料、金线,还有铜扣子,全是她在地摊上买的。梅志还见过她穿的另一件毛蓝色布旗袍,也是她自己亲手缝制的,那上面还有她用白丝线绣的人字形花纹,把一块粗布料显衬得既雅致又大方。
萧红对于衣饰的讲究,居然作为一种消息,传到上海许广平那里去了。在重庆,萧红也是受到了一些非议。然而,这些舆论对萧红并不大,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的风声,雨声,质问声,都不过是轻轻耳语,从不曾扰乱她的心。
一天,萧红又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里来了。胡风不在家,她留了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一边喘气,一边抱怨这山城出门行路的艰难。
梅志为她倒了茶,随即坐下来闲谈,话间,忽然想起日前收到的萧军的来信,便不假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萧红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照片是萧军和一位姑娘的结婚照。两个人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那姑娘看起来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她翻过照片的反面,上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静默得像是一尊雕像。刚刚脸上所有的色泽都瞬间退却。
所有光阴在回忆里倒流,回忆化成了苦汁湮灭了萧红的心。那一刻,她终于明白,那一段感情,无论是痛苦,还是甜蜜,都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了她的生命里,拔不出来。
梅志失悔了,本以为两个人是缘分尽了和平分手,不会再介意什么。没想到却对萧红产生了如此大的触动。
梅志不敢说什么,只是看着萧红默默地沉寂着。
过了好一会而,萧红也像是醒过来似的,然后就匆匆逃开。
这一年冬天,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秉庄的房子里。这是镇上唯一的一栋新式楼房。当时端木蕻良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另外还有几个教授也住在这里。靳以就住在端木蕻良的楼上,因为在上海时就认识萧红,也写文章,所以时有往来。
这时候的萧红,身体和心情都开始变坏,消瘦,咳嗽,脸上失去血色,也失去了笑容。她把自己紧紧锁了起来。
2.不落的梦
据说,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孙寒冰曾经找过萧红,请她担任一两节文学课,她谢绝了。
要写作,就必须赢得支配自己的自由。她所以主动远离重庆文艺界,在萧红看来,写作是个人的事,是在独立的房间里进行的,种种的文艺活动,实际上与创作毫无关系,而且会造成损害。
在武汉,她曾经参加过两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她的意见就相当的孤立。关于文学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她强调的是时代中的作家个体,强调生活的积淀及其思考。
这时候的萧红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权威的证明,因为她自己已经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她心中对于权威的信仰,已经随着萧军逝去了。所以,在返回故乡呼兰河的同时,她要重现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少为人所知的人性的方面。一个人,只要怀着人类的梦想,内心充满自由、爱和温暖,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抗争。
她一而再地回到这样的一场斗争里。呼兰河和鲁迅,凝聚了人类的苦难、爱和抗争,这时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回忆和写作使她充实。她愿意让自己陷入这中间。在实际生活中,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并不使她感到快乐,而是愈来愈疲乏、痛苦和沮丧。
几个月来,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文化人又开始陆续向周边或远处撤离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都在各自写他们的长篇,然而城市上空的警报却一次又一次的在鸣响。
这对于萧红来说,是满载着恐慌。
这时,孙寒冰来找端木蕻良,希望他去香港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在港的东北著名的民主运动人士周鲸文也邀请他去香港办《时代批评》。他的小说《大江》正在香港的报纸上连载,这里有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入,可以保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写作。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到香港去。
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从异乡到异乡,她的一生从未停止过漂泊。
香港文艺界为他们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这时的萧红,如同耀眼的明星,应邀参加了各种活动,作过多次关于抗战、妇女问题和文艺问题的讲演。
社会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三月间,还曾起意编辑出版一种大型文艺刊物,名目就叫《鲁迅》。在她的计划中,这刊物有长篇,有短篇,也有散文和诗,但一定要每期都有关于鲁迅的文章。她想到三部分的工作,一是收集稿子,二是弄出版关系,最后还想由自己去弄钱。其中重要的是组稿,为此,她还特意写信给许广平,希望得到具体的赞同。
到了下半年,香港的空气因不时传出日本南进的消息而呈一种疟疾式的紧张,每到这时,她立即写信说正在购机票回重庆,要梅志给先找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以写作或生病为理由延宕下来了。一种焦虑的心境始终萦绕着萧红的心,起起伏伏,终使她无法平静下来。
她也有信给靳以,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切之情,一颗孤苦的心,再也难寻灵魂的照拂。
萧红对白郎表达了自己最真实的状况: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她在寂静中独自享用孤独,一颗心缱绻在忧伤里,无法与愈合。然而,她还不到三十岁的年龄,还未来得及绽放,却已经行将枯萎。以最沧桑的姿势面对生命。
端木蕻良依样的风流倜傥。他的贾宝玉式的少爷本相,不但在生活中时时表现出来,在创作中也必然显露出他的才子气和脂粉气。
端木蕻良的做派使萧红对她越来越反感,他们的感情悄悄地走向了陌路。
端木蕻良一直认为萧红的病情“没有太多症状”没有像萧红向朋友们所倾诉的那样;他只看到她喜欢喝酒抽烟。没有了情感的牵系,也就再也看不到她灵魂深处的样子。
表面上一对爱旅,实际上已经是形同陌路,彼此默然。
同端木蕻良的结合,是萧红最无奈的宿命。萧红不是没有想过要挣扎,因为早在重庆的时候,萧红就产生过离开端木蕻良。然而,最终她又走回到了他的身边。在饱尝了孤独之苦后,她迫切地渴望一个伴。她自觉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她是女人,而社会关系都在男人身上,哪里都有“封建”这个罪恶力量的存在。女人不管走到哪里,都逃不出男人的天罗地网。
这是萧红同骆宾基谈话时说到的理由,简单苍白,注满了生命的无力感。她深深地渴望着爱,就算爱所剩无几,她也是再也不忍心割舍掉。
从重庆到香港,是萧红对爱与自由的最后追逐,然而,她却时时被情感牵绊着,得不到自由,她是矛盾的,一生都在逃,都在追,逃离苦难,追逐爱,在失去与获得中挣扎。
从通信中可以看出,她是时时计划着返回重庆的,端木虽然也计划着离开香港,未来的落脚点却选择了昆明。不同的路线,已经很显然地表示出了各自的心意。
次年,萧红还曾作过一次逃离的尝试。当她从史沫特莱那里获知日本进攻香港的军事动态之后,即动员来港的茅盾和她一同去新加坡。一是为了安身,再也是为了离开端木蕻良,这份情感中,她始终没有找到救赎,又一次满载了失望。
茅盾事后回忆说:“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寂寞是一朵妖花,在萧红痛苦的心中,艳艳地绽放,狠狠地吸着她心头的血,使她的灵魂一次次痛苦地喊叫,渐渐苍白。
一生逐爱流转,却终在时光里啃噬孤独。她加紧写作,这是她最畅快的倾斜出口。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她才清醒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1940年,她出版了几种著作,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接着,又写了短篇《后花园》、纪念鲁迅的哑剧《民族魂》;长篇《呼兰河传》也终告完成。1941年她写下短篇《北中国》和《小城三月》,后者是在病枕上写成的;连续发表长篇《马伯乐》,然而,随着她的病情加重,她的写作也不得不停止。
《呼兰河传》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是一条心路。
呼兰旧梦,再回首往事幽幽如风,在每一刻寂静光阴里吹拂着萧红的心。呼兰是她生命最初的地方,也是她最初的伤痛所在。
她没有为时代高唱战歌,而是寂静地为广大劳苦的人们深深呐喊。
萧红知道,呼兰河的土地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的作品,她在聆听呼兰河的倾诉,为这片土地代笔,静静地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3.最后的故事
《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个文学作品,像是一首生命的挽歌,悠扬婉转,又带着淡淡忧愁。
转眼间,秋色渐浓,她心中生出一种苍茫的哀愁,她胸中燃起了诉说的欲望,于是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自己的乡亲,一封给自己的弟弟。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一封寄不走走的信,满满地装载着她的情绪,她的怀思,她的哀愁,随着她的脚步扩散四方,最后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永恒的烙印。
张秀珂并没有看到这封信,他在游击队里。据他说,他曾经写过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延安寄去。他以为姐姐萧红仍然和萧军在一起。后来他又寄信去过香港,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再得消息时,萧红已经走了整整一个春季。
书信搁笔之后,她的病情也更加严重,经过全面检查,医院确认萧红患了肺结核,于是把她从普通病房搬到隔离病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