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经济危机的爆发：公共财政理论的重大转折
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不断加深。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学派及其理论应运而生。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划时代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确立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在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将其称之为“凯恩斯革命”，它同时标志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开始。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需求的三个基本心理法则（即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所引起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像传统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矫正，而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引诱社会投资，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凯恩斯还认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基本形式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但财政政策的作用是主要的。他认为，必须突破以收定支、预算平衡的传统财政观，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重视以举债的办法增加国家投资和公共消费，以刺激“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达到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凯恩斯的财政理论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公共财政理论向纵深拓展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恢复和繁荣以及随后出现的经济滞胀等复杂的经济形势，西方公共财政学在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拓宽，由传统财政学的研究对象——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扩展到整个公共经济部门，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还研究公共部门本身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公共部门产品定价问题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节问题。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将公共财政理论的这种拓展称为“公共经济学”。如哈维·S.罗森在其编着的《财政学》中指出，“财政学是研究政府税收和支出活动的经济学分支”，“财政学，也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或公共经济学，以政府收支活动及其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
他还认为，“经济学家研究财政，既分析实际政策，也为政府活动提供指南，对于后者，经济学家受其对政府在社会中应起什么作用的态度的影响”。再如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在《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把研究对象定义为“公共部门的经济学，不仅包括其理财活动，而且包括其与资源利用水平、配置以及在消费者之间收入分配的全部关系”。又说“本书讨论传统的国家财政。它不仅论及财政现象，同时也涉及其实质”。二是研究方法有所变化。现代公共财政理论除了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更注重严格的数理经济分析，同时，公共选择学说的兴起和发展为西方公共财政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为一门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的角度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公共财政学处于严格意义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分界线上，是政治的经济学，主张对公共财政中的集体决策过程或政治过程进行研究，并且把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与模型运用于公共财政的研究中。
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在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随着许多经济学新领域的开拓，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成熟，财政学经历了一个从公共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公共经济学更注重财政收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2.1.3.西方公共财政实践的演变
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于公共财政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公共财政实践的发展。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公共财政实践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自由竞争时期的公共财政实践。资本主义制度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统治地位，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因此，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完全听从市场机制的指挥，坚决奉行“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当时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状况对财政有重要影响，决定了这一时期公共财政实践的特点是：财政支出的绝对额虽然不断增长，但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支出比较小，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军事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及社会文教支出等方面；税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财政收支趋向平衡，国家债务状况相对改善；财政体制趋向统一，并建立了统一的预算管理制度。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人民的负担相对减轻，阶级矛盾有所缓和，财政在尽量减少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的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显现，财政危机已日益显示出其不可避免性。财政赤字在有些国家中已经常出现，主要是由于战争和政治上的动荡引起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又反过来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项矛盾的发展。
（2）垄断时期的公共财政实践。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时期，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公共财政实践也呈现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些特点：首先，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随着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的力度和范围不断扩大，政府职能较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有了新的内涵，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为应付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的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不仅在绝对额上增长很快，而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财政收支相抵，财政赤字成为一种经常的现象。其次，财政收支结构有较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文教、福利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济建设投资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财政支出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具体而言，当今西方国家政府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包括拨款、补贴、贷款、贴息等）和其他经济手段（如军事订货、国有化等）引导和影响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经济建设支出范围也进一步拓宽，由过去仅限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展到对如动力、冶金等基础工业部门，原子能、宇航等新兴工业部门等的投资，开发经济落后地区投资，国家的物资储备支出等。由此决定当前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已不是过去完全的“公共性支出”和消费财政，财政具有比较明显的经济建设性。此外，财政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西方国家财政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加强和扩大，通过财政所集中的收入大约要占各国国民收入的30％～50％左右，通过财政分配的支出规模更大。财政支出已成为影响社会总需求和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政府也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体现国家的经济指导方向。
（3）“二战”后至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的新动向。“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奉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长期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大政府”在带来30～40年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如财政赤字膨胀、整个国民经济债务负担沉重、政府效率下降等，以至许多学者认为：“大政府”是当今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放慢、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为此，近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政府开刀，普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适度提高税收，削减政府支出，压缩预算赤字，成为各国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如在欧元货币区，成员国都必须为达到预算赤字和公债分别不超过GDP的3％和60％的严格要求而努力。从改革的情况看，直接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几乎所有国家近年来预算赤字都得以减少，美国的成绩尤其突出。克林顿1993年上台后，针对前任政府留下的巨额赤字，提出振兴经济计划，增收减支双管齐下，预算赤字得到有效控制，进而扭亏为盈，1998财政年度实现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盈余，为692亿美元。最近，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宣布的2003财政年度联邦政府财政盈余更是高达1784亿美元，可谓成绩斐然。
2.1.4.西方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支持
“公共财政”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与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运行模式等相适应并为之服务，因而其内容和重点必然会随时期、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变动。自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着作《国富论》中强调“无形之手形成的自然秩序是理想的”之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发展农业经济和构建相应的农业公共财政体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农业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西方先后历经了“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公共选择”的兴衰，矛盾的焦点从干预与反干预转向在承认干预的前提下，讨论干预的程度，并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
与此相适应，西方经济理论在研究农村发展的资金来源时，主要有两大派别：一个派别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主张利用税收来实现农业资源外部效益的内部化，以解决投入问题。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因从市场交换中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受到抑制，这种外部性的消除只有通过国家干预，以财政税收方式给予补偿，才能维系其活动的持续。这种通过财政机制，以经济手段补偿或征税方式解决外部经济性的方式被统称为“庇古税”。旧福利经济学进一步认为，通过财政机制建立农业效益税，解决农业生产中所需的资金投入问题是最佳选择，即通过政府财政的积累和再分配替代具有外部性的农业生产资金积累机制。而另一派别的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市场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经济的外部性，有代表性的是科斯的环境产权理论。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明确，则无论最初产权是如何分配的，通过交易总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
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的作用日益增大，新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居于主流，他们从不完全竞争、市场价格调整、协调市场失灵以及劳动、信贷、商品等方面出发，论证了市场处于非均衡条件下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提出的“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实行混合经济”，为农业投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点。日本学者康登认为“社会支持农业发展可以通过投入货币或者自愿投入劳动来实现。
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个人偏好不同”。瑞士凯恩林的观点为“财政补偿以及产权受制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农业的补偿是有限的，要与社会达成协议”。葡萄牙的卡瓦略的观点则是“公共资金来源不稳定，而农户和小规模组织的努力不足以使农业具有竞争力，也不足以弥补农业面临的各种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增加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扶持是一个长期趋势”。
尽管对农业的投入来源、财政对农业的扶持范围等方面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对农业予以扶持却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西方各国为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始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尽管这些国家一般为消费性财政，很少或完全不参与生产性投资，但对农业却是例外，并且当经济和科学技术有了飞速发展，农业的相对优势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逐渐下降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都相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并提高了各种补助标准，设立农业专项资金，实行税费减免、低息及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农业财政体系经过不断修改、规范，逐渐形成了两大类别，即收入、支出全部归由财政预算以及农业部门统一核算、自取自用，不足部分再由财政补贴或专项贷款予以解决。前者如美国、德国、加拿大，后者则主要应用于日本、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