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说”，他流着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赫鲁晓夫的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苏共党内作风存在严重问题。赫鲁晓夫时代，理论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在党内日益蔓延起来，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抬头。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高高在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只准颂扬，不准批评，听不进来自党内外群众的声音，更感受不到党内外对他的不满和批评。
说真话，说心里话，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
“要敢讲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讲真话，办实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2006年11月13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向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作经济形势报告时，对文艺工作提出几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追求和弘扬真善美。但不可否认，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讲真话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损害党员干部形象，领导干部威信，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果党风、学风出了问题，文风就会显示出某种病态，同时思想作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出现不良倾向。
讲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是当官做人最基本素质。不讲真话，不说实话，不说心里话，竟说假话、大话、空话和官话是当前党风、学风、文风和作风的一大症结。闻名海内外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陈翰笙活了108岁。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怀念文章，讲了陈翰笙生前的一段往事，让人感慨不已。北大100周年校庆时，人们请陈老为校庆讲几句话，陈翰笙老先生半天没有言语，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说，你就说，祝北大越办越好。谁知，陈老却大声说道：“祝北大办得像过去那样好！”陈老为人处世，襟怀坦白，作风朴实，正直不阿，一身正气，对于不正之风，当面批评，毫不留情。学界上下无不公认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丰碑。（《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4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千年古训。然而，时下的风气，如今的时尚，过多地强调是“表扬和自我表扬”。
据报道，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在母校对同学们说，“不讲真话，社会很难前进，不能坚持讲真话，人也很难真正成才。”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讲真话”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
“没有尊重知识的道德氛围，就不可能出现比尔·盖茨。可以想象，如果他发明的软件一出来就被盗版，他怎么可能成为世界首富？”“美国一所大学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教授上课时引用别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刚说完，下课铃声响了，他来不及说明出处，结果被听课的学生‘投诉’，不久教授解职而去。”
杨福家说：这种“较真”放在国内学术界几乎“不可理喻”，然而，这可能正是中国科学与世界一流相比所差的最重要的“一口气”。
（《解放日报》2004年2月10日）最近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撰文说，当前在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北京日报》2006年11月13日）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情就难以确定，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有关专家指出，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要求回答“你不会出庭作证主要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79％的人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30％的人选择“不想卷入官司”，19％的人选择“不愿得罪人”。
不说真话的问题在各级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中也明显存在。一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谈具体工作多，真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少；二是歌功颂德、表扬和相互表扬多，同志之间互相交心通气少；三是讲套话、空话、假话多，讲真话实话心里话少；四是只说“学习不够”，“性格不好”多，坚持原则、触及实质问题少。这种“四多”、“四少”现象，使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根本达不到实际效果。
民主生活会是党内开展监督的重要方式。开好民主生活会，特别是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既是党内开展监督的需要，也是党内同志沟通感情，增进团结，统一思想，凝成合力需要。
不讲真话，后果是严重的。就不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就会失信于民，就会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更多更大的损害。这是人人都知的道理。可为什么却始终难以解决这类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要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呢？
不论是实事求是还是求真务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最难的并不是表现在“认识把握、分析研究、探索规律、探求真理”方面，而是表现在简单易行的应该直接反映真实现象的“讲真话、说实话”上。
而如果处于连真话、实话都不能说的境地，那办实事、求实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等各种要求都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说真话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现有事实的直接的客观反映。即平常所要求的讲实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自身观察分析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体会的真实反映。即平常我们所讲的实话实说；三是通过对现实的系统思考研究，得到了并全面反映出与原有的认识和结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观点。
说真话需要勇气，需要党性。说真话、实话、心里话，陈云同志特有的风格和气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陈云同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强调、反复告诫、再三叮嘱：要听不同声音，听反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怕揭短，怕挨骂，怕批评。早在1938年9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在延安抗大一次讲演中说：“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
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绝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陈云同志说：“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即使“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
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我们有了缺点错误，天天批评倒还好些。平时不批评，总有一天会来个大批评。”“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的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听听不同意见，这对暴露缺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人，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决不是坏事。”“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话也不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
人以诚信为本，事以落实为要。话不一定说得多么动听，事不一定定得多么宏大，关键是讲真话、做实事，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言行相符，言出厉行。特别在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中最可贵的莫过于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这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作者系中央纪委宣教室副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