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区域有两个含义：一方面，区域是产业的产物，通过地理工业化过程塑造它们自身的生产条件，包括劳动力市场、专业化投入品以及特定的规制形式等。地理工业化是高度路径依赖的，关键点在于从初始发展到稳定化的过渡；另一方面，区域又是能够引发根本性技术变革的创新场所，因而也是新产业诞生的场所。区域的创新能力来自于导致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生产垂直非一体化形式的增长。有趣的是，“加利福尼亚”学派援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来解释垂直非一体化生产的优势，试图将这一普遍但静态的理论整合入动态的经济发展视角（Lagendijk，1998）。
因此，在“新产业空间”学派看来，区域的非均衡发展是以“地理工业化”为特征的“空间-产业”变革演化过程的结构性结果（Storper &； Walker，1989）。
“新产业空间”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发展。特别是，由于该理论设法将本地层次的组织变革与全球层次结构性变革相联系，因而得到了广泛支持。不过，该理论提出的基本集聚因果机制以及演化框架也同样引发了许多批评。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加利福尼亚”学派的研究注意力开始从结构方法转向新产业空间发展的治理、文化和制度等方面。例如，Storper 和Harrison（1991）所提出的“环-核心”空间生产系统分类，为企业和网络化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同时，更进一步的研究则从对统一的因果机制与环境的解释，转向对特定制度组态、社会习俗和区域认同作用的识别。在对中观层次动态性的解释中，习俗取代了先前使用的交易成本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
特定地域边界内的社会习俗和惯例，被认为能够有助于协调创新行为所要求的社会经济网络关系（Storper，1992）。
在以后的研究中，Storper（1995）使用“非贸易相互依赖”来表述那些在以持续学习和创新为特征的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习俗。“非贸易性相互依赖”有三个维度：组织、技术和地域。不过，对“非贸易相互依赖”作用的强调，并不代表“新产业空间”学派完全放弃了产业逻辑。增长依旧被看做是源自对特定技术空间内技术组织分叉点提供的区位机会的把握。然而，新方法与过去结构主义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是独特的习俗惯例决定了区域响应全球挑战的独特方式。在这些区域世界里，学习是一个核心概念。正是主动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学习过程，并结合以特定的习俗演化轨迹，支撑着区域在产业增长过程中的定位。这种新的“新产业空间”理论视角也保留着调节学派的部分思想，但是这里的调节已经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危机趋势的控制，而是为了维持独特竞争力所采用的本地化形式。其主要目的在于培育不同形式的习俗和互动（企业间网络、机构联结），以及促进区域层次上的学习过程（Lagendijk，1998）。
新产业空间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区域展现为一个置于产业“技术-空间”发展轨迹背景中的推进引擎，甚至是一个主导生产模式。诸如“新产业空间”此类区域嵌入性“柔性累积”模式，显示出在全球尺度上那些增长引致的激烈的竞争以及产品的根本性变革，如何激发生产空间组织模式的根本性革新。这与“新马歇尔节点”概念有相似的含义。不过，该学派理论论据的整体建构方式，特别是演化、规制以及新古典思想的结合，也遭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许多学者指出，这种“折中主义”倾向使该学派的论据之间存在着张力甚至是矛盾之处（Lagendijk，2006）。
3.“创新环境”学派
“创新环境”学派主要由欧洲创新研究小组（简称GREMI）的成员构成。
这个小组在对欧洲15个区域（包括“第三意大利”、瑞典等国的典型新产业区）和美国的硅谷地区进行了调研后认为，区域发展以及大量的企业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与其所在区域内的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即区域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盖文启，2002）。
由GREMI小组提出的“创新环境”概念，对应于内生增长框架内的其他相似概念如“产业区”、“本地情境”、“本地生产系统”等，其更具动态性。按照Camagni（1995）的定义，创新环境是给定地理区域中将生产系统和经济行为主体联合在一起的关系集合，是能够产生本地化动态学习过程并且在创新过程中充当不确定性降低机制的产业文化。Camagni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环境可以看做是那些产生经济发展和变革的一般要素在其中发生作用的微观世界。在创新环境中，这些要素的作用被空间邻近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同质性高度增强。创新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生产单位之间的“斯密”（Smithian）式劳动分工过程；由于区域内劳动力资源高度流动而扩展至企业边界之外的“阿罗”（Arrowian）式“干中学”和“用中学”过程；由共同产业文化和密集的投入产出交换而产生的“马歇尔”外部性；通过长期、专有技能以及普遍的模仿可能性而提高的“熊彼特”式创新精神；以及通过Chris Freeman“交互繁殖”生成的一体化渐进式创新系统。
创新环境学派的研究与新产业区学派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非常强调社会嵌入性、网络化和地域性的作用。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创新行为的解释。尽管产业区研究也关注创新，但是却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网络化过程的效率、外部性的产生和组织柔性上。而创新环境学派，则通过强调本地环境中支持创新和增长的动态集体学习过程的作用，超越了产业区学派的研究（MacKinnon、Cumbers &； Chapman，2002）。
创新环境学派认为，为了能够处理和利用不完全的信息，企业需要开发出大量新的功能，如信息收集、信息遴选和转码、决策惯例的选择以及控制竞争者行动等，以便能够减少创新过程中的静态和动态的不确定性。在大企业中，通常由研究开发和战略规划部门来承担这些功能。而在创新“环境”中，这些功能则由“环境”自身以集体性的、社会化的方式通过快速的信息流通、模仿与合作过程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环境”在组织和市场之间充当了“接线员”的角色。另一方面，创新环境在创新过程中还承担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具体体现在扩散式学习过程以及企业间隐性知识和非实物资产的转移方面。在大企业中，相同的功能主要通过研究开发部门与工程部门的互动来实现。而在以动荡和单个个体较短生命周期为特征的小企业区域内，这些功能是以集体性、社会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且可以在本地劳动力市场、本地机构以及人际和代际关系中保持连续性（Camagni，1995）。
创新环境学派所使用的“创新”概念，源自于经济发展的演化理论。传统经济理论一般认为，技术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外生变量。而以Nelson &；Winter（1982）为代表的演化理论则认为，技术是经济发展和变革过程的内生决定因素。创新理论研究逐步放弃了“线性”的创新模型假设，转而强调创新是一个主要依赖隐性知识和技能的互动过程。以产品和工艺在设计和操作上的微小改进为特点的渐进式创新模式，为互动式网络化创新模型假设提供了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一个持续的技术改进过程。在这个比较宽泛的定义下，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以及“边缘”地区都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创新性的。
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是创新环境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创新环境理论中，集体学习被认为是创新环境的一个内在属性，并且正是这种属性刻画了创新环境的演进模式。Camagni（1991）的定义强调“能力差距”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学习不是简单的信息获取，而是（或者至少必须包括）将可获得的信息转化成有用的知识的过程。这种转换代码的功能可以通过“基于联系”和“非基于联系”的形式来实现（Lawson，1997）。创新环境中知识传递和学习的主要机制有：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设备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特定部门中企业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协作关系；本地化高技能市场中工人的企业间流动；从现有企业、大学和公共部门衍生新企业。劳动力流动和企业衍生传递一般是仅此一次地转移知识，也可能通过维持个人关系在企业间、企业与机构间建立相对持续的联系。更具一次性的环境效应包括模仿、竞争和反向工程。
在这种情况下，地理邻近性比持续的互动和持久的关系更加重要（Keeble &；Wilkinson，1999）。
创新环境学派的论点看起来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其致力于创新的合作活动能够在创新孵化阶段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的思想，也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但是，创新环境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创新环境中这些被高度期望的外部性如何在初始状态时出现；二是环境对创新发挥作用的假设缺乏足够的实证证据支持（Simmi，2005）。此外，创新环境研究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的集群或者高科技产业集群，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和传统产业集群缺乏足够的重视，因而其理论研究的应用范围也存在较大的局限。
2.2.2产业集群研究的主要理论根源
McDonald &； Belussi（2002）认为，集群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歇尔理论、区位理论、交易成本和制度理论、国际商务理论以及区域研究。Cortright（2006）将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根源归结为新古典经济传统、社会制度传统以及Porter 的战略研究。两者在归纳方式上略有不同，但基本上覆盖了相似的理论领域。本书援用Cortright 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根源。
1.新古典经济传统
（1）马歇尔的经济思想
马歇尔（1920）关于产业区和集聚经济性的论述是许多集群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马歇尔是经济系统中小企业重要作用的早期发现者。在大规模生产方式盛行的年代里，他就对垂直一体化工厂系统必定优于非一体化但地理集中的生产系统这一标准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至少对于某些生产类型来说，存在两种有效率的制造系统：大型一体化生产单位以及由许多专业化于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小企业集中构成的产业区（McDonald&； Belussi，2002）。
马歇尔给出了促使企业持续在同一地点驻扎的三个原因，分别是本地劳动力资源集合、产业专有非贸易投入品的本地供给以及信息和思想的本地流动。如果用现代语言来描述，本地专业化劳动力资源优势实际上是指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系统。这个系统能够最大化单个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工作匹配机会，因而降低了双方的搜寻成本。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还意味着，本地企业能够更有效率地调整劳动力的利用水平以适应市场条件的变化。
本地非贸易性投入品供给的提高意味着，区域内存在利用公共和私人资本上的规模和范围经济。而信息和思想流动在本地的最大化则意味着，相同空间群体内部的主体之间更容易共享产品和市场知识，即有效率的技术转移（Gordon &； McCann，2000）。上述原因又称为“集聚经济性”，是地理集聚给区域内企业带来的并且地理孤立的企业无法享有的好处。
集聚经济性的发现，对此后许多流派的产业集群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论是新产业区研究还是Porter 的集群研究，都承认自身的学术思想与马歇尔有密切的渊源。马歇尔集聚经济性，特别是金钱经济性，还是Krugman等主流经济学者构建新经济地理模型的重要理论基础。
（2）区域科学与新城市经济学
经济地理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是非对称的。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和对区域发展作出解释，经济地理学者通常自由地使用不同经济学派的概念和视角。而经济学家则很少注意到地理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Martin &； Sunley，1996）。不过，这种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一些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