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phrey（2005）提出了减少治理成本的三种方法：通过对现有供应商投资以及仅与最有能力的供应商合作来提高供应商能力。供应商越是在满足要求方面值得信任，则投资以监控其绩效的必要性就越低。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如进口商和出口商在监测和提供技术支持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高价值链中知识流的编码水平。认证计划在其中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些证书展示了供应商所必须遵循的那些清晰且明确的程序，并且有保证遵守的机制。重组价值链，使企业之间的交汇点要么以垂直一体化的方式被清除，要么移向那些信息转移的复杂性和范围都减少的连接点。
2.治理类型的决定因素
在什么条件下价值链可能以某种特定的治理类型为特征？或者更明确地说，采购商在什么时候寻求与远方的供应商发展网络或者准层级关系？
这种网络或者层级关系将会提供那些优势，它们的成本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采购商依赖于市场治理是一种更优的选择？对于上述这些问题，Hum‐phrey &； Schmitz（2000）给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回答。
发达国家的企业之所以不惜承担高额成本来监督和控制供应链，有其必然的原因，没有企业只是为了采购完全可以由市场自由供给的产品而愿意花费巨资发展与供应商的协议。Humphrey &； Schimtz 认为，当采购商寻求定义产品，以及（或者）当供应商的运作失灵会使采购商暴露于相当大的风险之中时，价值链中的网络和准层级关系就有可能出现：产品定义。当采购商参与产品定义时，它就必须告诉供应商什么是它的要求。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产品定义通常包含新技术和新产品工艺的开发。在其他产业中，产品定义则可能包含设计、品牌和营销。这种差异是Gereffi 区分生产者和购买者链条的核心。供应链失灵可能引致的损失。以质量、响应时间以及交付可靠性等因素为基础，非价格竞争的重要性仍与日俱增，再加上人们对环境保护以及安全等标准的关注，这一切都意味着当它们的供应商表现失败时，这些供应商的缺陷会置采购商于更容易遭受攻击的风险之内。
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生产商与发达国家采购商之间更有可能是准层级形式的关系。全球买家持续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场所，这意味着有更多新的生产商被整合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同时也把这些新生产商暴露于需求更为微妙复杂的市场需求面前。发展中国家的后来企业在参与全球经济时面临着两种劣势：一是它们与技术和R&；D的国际主要来源之间的脱节；二是它们与希望供应的国际主流市场之间的脱节。正是这些脱节使强治理关系有存在的必要性。
Gereffi 等人（2005）进一步分析了每种治理类型的决定因素。Gereffi认为，有三个因素是建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基础：复杂性，即为了维持特定交易发生所要求的信息和知识转移的复杂性，尤其是与产品和工艺规格有关。可编码性，即信息和知识的可编码程度。也就是有效率地传递知识以及交易各方无须进行交易专用性投资的程度。能力，即与交易要求相关的实际和潜在供应商的能力。如果三种因素仅允许取两个值“低”和“高”（0和1），那么就会出现八种可能的组合，而其中有五种已经被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如表3‐7所示。由于可编码程度低和交易复杂性低不可能同时出现，这排除了两种组合。而且，当交易复杂性低、交易的可编码程度高，但供应商的能力低出现时，供应商将被驱逐出价值链。尽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但却与价值链中的治理无关。
3.3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业升级
3.3.1产业升级的概念与分类
一般认为，“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是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框架致力于分析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对“产业升级”问题的共同关注，也是这两种分析框架理论延续性的具体表现。
Gereffi（1999）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企业或者经济体移向更加有利可图的，以及（或者）技术上更为复杂的资本及技能密集型经济领域转移的过程。
产业升级可以在不同分析层次上操作：工厂内部。升级包括从廉价的项目移向昂贵的项目，从简单产品移向复杂产品，以及从小规模订单转向承接大规模订单。企业网络内部。升级包括从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移向差异化产品的柔性生产。在地方或者国家经济体内部。升级包括从简单装配进口投入品移向更为一体化的OEM和OBM 生产。地区内部。升级包括从双边的、非对称的、地区间贸易流动转向包含原材料供应、生产、分配和消费在内的、更为完全的、发达的区域内劳动分工。
Humphrey &； Schmitz（2000）认为，当企业面临竞争压力时，它们要么以更高的效率来完成和以往相同的活动，要么改变其所从事的活动。Humphrey和Schmitz 以“升级”这个概念来表示企业或者企业群体可能进行的三种转换： 工艺升级。企业可以升级它的生产工艺，通过重新组织生产系统或者引进先进技术来更有效地实现“输入-输出”转换。产品升级。企业可以通过移向更为复杂的产品线来实现升级，这种升级可以用增加的单位价值来定义。功能升级。企业可以在价值链中承担新的功能，例如设计或者营销等。第一种升级形式与更有效率地做同样的事有关，而后两种升级形式则可以使企业以及企业集群在全球市场中重新定位。
Ernst（2001）也对产业升级进行了分类，他区分了产业升级的五种形式：产业间升级。在产业层级内，从低附加值产业（如轻工业）前进到高附加值产业（如重工业以及高技术产业）。要素间升级。在生产要素的层级内，从“禀赋资产”或者“自然资本”（自然资源以及非熟练劳动力）前进到“创造的资本”，即“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熟练工人）以及社会资本（一个区域的辅助性服务）。需求升级。在消费的层级内，从生产必需品转向便利品直至奢侈品。在价值链的阶段层级内沿职能性活动的升级，从销售和分销到最终装配和测试，到元器件制造，到产品开发，到系统集成。在前后向链接的层级中升级，从有形的、商品类型的投入品生产转向无形的、不同的知识密集型支持服务。
Ernst 认为，以往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产业间升级和要素间升级这两种产业升级类型，这些研究以对低工资、低技能的“夕阳产业”和高工资、高技能的“朝阳产业”的区分为基础。然而，这种简单的区分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结果。首先，即使在大多数的高技术产业中也存在低工资、低技能的价值阶段，而在那些所谓的传统产业（如纺织）中也同样存在高工资、高技能的价值阶段。其次，某个特定产业的能力需求和边界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使得将分析的焦点仅关注于产业层次就变得更加有问题。因此，尽管五种升级形式都很重要，Ernst 的研究更集中于后两种形式：企业层次的升级，即从价值链的低端移向价值链的高端；产业层次的升级，即那些为单独升级企业提供外部经济性的联结。
3.3.2产业升级的路径与机制
1.产业升级的路径
Kaplinsky &； Morris（2001）认为升级具有层级性，也就是说，升级会沿着特定的路径发展。首先是工艺升级，然后是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最后是链条升级。在这条轨道中，增加价值的非实体性内容也逐次增加。
Kaplinsky &； Morris（2001）归纳了的四条产业升级的可能路径， 在价值链的单独环节以及价值链的环节之间提高内部流程的效率，以便能够显着地优于其竞争对手。比对手更快速地引进新产品或者改进旧产品。这包括在价值链单独的环节以及在价值链的环节间改变新产品开发的流程。通过改变企业内部所进行的活动组合提高附加值（如资源外包某些活动），或者将活动的位置移向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最后移向新的价值链。
从上述有关产业升级的路径分析中可以看出，企业层次的升级行为存在多种方式和可能的路径，并且这些方式和路径可能产生不同的绩效结果。
这意味着，有关升级发生路径的识别具有某种战略含义。也就是可以假设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战略导向的企业，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战略目标可以选择不同的升级路径。因此，从分析的角度来说，研究者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升级方式和路径与企业战略导向、升级方式和路径与企业特征（规模、阶段、能力基础等），以及升级方式和路径与本地或全球网络治关机制等一系列重要变量之间的关联。这对于从战略视角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产业升级研究，以及对于提高这些研究潜在实践指导作用，都将具有非常强的启示意义。
2.全球网络治理机制与产业升级
有关区域和产业竞争力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为可行之道是“升级”。即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地制造这些产品，或者从事更加需要技能的活动。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框架认为，参与全球组织的商品生产和价值增加链，至少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一种必要条件。
Gereffi（1994）提出了两个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命题：首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由全球采购商进行协调；其次，发展中国家生产商整合入这种采购商驱动型链条后有望获得快速的升级，即从装配进口元件到负责整个生产流程（包括元件的采购），再到设计他们自己的产品，最后直至在国内和全球市场上销售他们自己品牌的产品。Gereffi 本人此后关于服饰产业的研究支持了这些命题，这可以看做是全球网络中升级的乐观观点。
然而，全球价值链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网络中的升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的不同治理关系，会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业升级前景产生重要影响。Schmitz（2004）阐释了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与产业升级关系研究的一些新发现。
俘虏关系中的快速产品和工艺升级。在这种治理关系的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生产商会经历快速的产品和工艺升级。依据大型全球买家的规格生产，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商提供了升级其工艺与产品的快车道，这是这些研究的一个共识，相关证据来自许多产业部门，包括服装、鞋业、家具以及电子产品等。俘虏关系中供应商的快速升级主要源自于采购商的双重角色：一方面，采购商的要求是极度苛刻的；另一方面，它们也必须提供协助以便这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这种高挑战性和高支持性关系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快速提高产品品质和工艺水平。
功能升级的障碍。关于嵌入俘虏型价值链是否会提供功能升级的可能性，相关研究没有统一的意见。有一些证据显示企业进入到了设计环节，但是很少有迹象表明生产商发展了自己的品牌和建立了自己的营销渠道。大多数研究表明，这些企业的能力仍然被限定于生产环节。功能升级的障碍主要有两种类型：采购商势力和资源要求。全球价值链中势力的来源存在于非生产性活动中，如品牌、营销、产品开发以及企业间关系的协调。龙头企业（全球采购商）集中投资于与它们的核心能力相关的活动，因而它们不与供应商共享核心能力并不令人奇怪。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试图阻止供应商获得这种新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发展中国家企业尝试在美国或者欧洲市场发展自己的品牌或者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这种尝试也很少能够持续，因为投资要求实在是过于庞大。
从出口中学习的局限。在以俘虏关系为特征的全球链条中，生产方面的迅速进步与非生产活动的缓慢进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将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对比显示出惊人的发现。针对印度和巴西的研究表明，专业化于国内市场的企业更有可能发展出它们自己的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在国内市场中获得这些能力后，这些企业开始突破进入邻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市场。在国内市场中，俘虏关系比较难于形成，这给予本地生产商更多空间来开发它们自己的产品而不是依据别人的规格生产。
从俘虏型网络转向平衡式网络。与基于市场的关系相比，平衡式网络中的企业间有更强的双方承诺。这种基于能力共享以及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平衡式网络，在发达国家中相当普遍。然而，近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平衡式网络，这种网络以共享能力为基础，致力于依据严格的规格交付产品并且仅需要供应商进行有限的创新。以我国台湾的计算机集群和巴西的鞋类集群为例，所有的专家都可以在本地获得，拥有全部生产所要求的技能，可以生产几乎无限多样化的产品，任何一种顾客所提出的属性组合都能够处理，并且仅仅需要生产商为调整进行累加式的研究开发。这种“模块化生产网络”有部分是起源于俘虏式网络，但是促使发展中国家供应商进行这种转变的条件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