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湖州丝绸的鼎盛时期。之所以称之为鼎盛时期，主要是湖丝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前代。继明代“湖民以蚕为田”，发展到“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百姓已把种桑、养蚕、缫丝作为收入中一项时间短、收效快的主要副业。在明代已“檀名江浙”的“辑里湖丝”，到康熙时已称“甲天下”，“其名上达京师，大贾皆冒七里”，并“贸于江南及川、广者皆然……七里之衣被远矣”。以量多质优为基础的丝绸名产——“辑里湖丝”随之定型，成为全国甚至世界之冠。
2.南浔——江浙雄镇的崛起
南浔位于杭嘉湖平原的北部，西距湖州30多公里，东至上海120公里，南到杭州124公里，北离苏州97公里，距太湖仅9公里。据南浔镇志记载，南浔镇始建于1252年的南宋淳佑十二年，故距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在南宋高宗时（1127－1162），南浔因滨溪而称浔溪。后来，由于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而名南林。至淳佑十二年建镇，取南林、浔溪两名之首字，而改称南浔。
南浔是江浙雄镇。据史料记载，早在南宋端平元年（1234），南浔已有“耕桑之富，甲于浙右”之称了。进入明朝以后，由于南浔七里（辑里）村民不断地对育蚕、植桑、缫丝等进行技术更新，生丝质量大大提高，从而使七里湖丝声名鹊起，连杭州、嘉兴、湖州、苏州等地所产的生丝均要冠以七里之名。据清董蠡舟《南浔蚕桑乐府自序》中说，入明后，蚕丝业“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另外，在《涌幢小品》（卷二，明·朱国桢）及《七里村志》（清康熙·温棐忱）中也说，明中叶时，“湖丝唯七里尤佳”，“南浔七里村所产七里（辑里）丝甲天下”。清乾嘉年间，七里丝除.销江南大地以外，已通过明州（今宁波）、广州大量外销日本及欧美。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蚕丝对外贸易激增，1847年，上海出口丝中，辑里丝竟占63.3%。清同光年间，辑里丝.销海内外，南浔经济也空前繁荣，从而享有“辑里湖丝甲天下”的美誉，此时南浔也逐渐成为全国的蚕丝贸易中心。至清末民初，江南民间曾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的说法，可见，当时的南浔是“江浙雄镇”
已成为民间之共识，史家之定论。“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家家养蚕，户户缫丝织绸”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南浔是巨富之镇。由于七里丝质优量多，而且.销海内外，从明万历年间至清朝中叶期间是南浔经济空前繁荣鼎盛时期，它以江南蚕丝名镇载誉世界。至清同光年间，南浔因经营蚕丝贸易而成为富豪者达数百十家。南浔过去有“四只象，八条牛，七十二只小黄狗”之说，即在这个具有“小上海”之称的古镇上，有“四户人家”的资产（白银、房产、田产、产业等）达百万两白银以上，最富者达两千万两以上，故有“江南首富”之称；有“八户人家”的资产均在五十万两以上，还有充满民间嘲讽意味的、被称为“七十二只小黄狗”的豪门、财主。他们除致力于发展蚕丝贸易外，还投资盐业、铁路、房地产、典当业、银行业和现代企业，经营范围遍及江、浙、皖、沪等地。据说，在孙中山先生就职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就曾正式宣布南浔镇升级为市。
3.乌镇——明清时期有名的蚕桑、丝织物集散地乌镇，为浙北平原上一方古朴清雅之地。地处浙江省桐乡
市北端，西临湖州市，北界江苏吴江县，为二省三市交界之处。
春秋时，乌镇为吴疆越界，战事频繁，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御越国，故得名乌戍，从此，纳入国家的政治建制。唐咸通十三年（872）始建镇。宋嘉定年间，以车溪（今市河）为界分为两镇，市河以西为乌镇，属吴兴县（今湖州市），市河以东称为青镇，属桐乡市。新中国成立后，即1950年，乌青两镇合并，统称乌镇。
乌镇交通方便，市廛繁荣。明代学者茅坤说乌镇“南则襟海，北枕太湖，近者七十里，远者百里……且绾钱塘、姑苏之脊”，“人烟辐辏，环带数千家”。所以，蚕桑丝绸一向兴盛，南商北贾骈至聚集。
乌镇四周农民自古栽桑育蚕，盛产蚕丝。“有头蚕、二蚕两时，有东路、南路、西路（今南浔区横街乡南部）、北路四乡所出。
西路为上，所谓七里丝也，北次之。”新丝上市时，分别由丝行收购，并转售南浔丝行。明清时，乌镇还有调剂桑叶余缺的专业市场——叶市，其规模相当大，“四栅均设有行”，全镇有叶行20多家。每年立夏后设柜，叶市有头市、中市、末市三期。叶行开市时，通宵达旦，采叶船封满河港。“清光绪年间叶市甚盛”，每年有10万担桑叶上市交易，成交额约银五万两，“均由下乡（南浔、震泽、檀邱等地）蚕户来此采购”。
总之，明清时期的乌镇在蚕桑、丝织物生产、贸易、集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个有名的水乡丝绸集镇。
4.江南市镇蚕桑优势成因探析
其他地区的人，对于“辑里湖丝甲天下”或“吴丝遍天下”的现象充满了羡慕之情，但又百思不得其解：即其他地区为何不能取而代之？清代同治年间，一个叫文柱的人，在为何石安、魏默深《蚕桑合编》写的序言中，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吴丝衣被天下，每岁丝市聚于湖州之双林。近则吴越闽番，远及西洋番舶，贸迁百万。是以田赋虽重而民不至匮。太仓之嘉（定）、宝（山）地宜木棉，则漕收折色，亦较各邑漕困为少苏，岂非稼穑之外自有余利哉！顾木棉必沙地，而桑则无壤不宜，何以其种南不逾浙，北不逾淞，西不逾湖（州），仅行于方千里之间，而隔壤即无桑种？”
文柱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桑树各地都可以种植，为什么不能推广？为什么局限于苏北和浙北？于是他对各种原因都作了分析：
谓土不宜耶？无论苏之吴江、震泽，桑半于稼，织半于耕；即常州之宜兴、荆溪，镇江之溧阳，皆有丝市，至丹徒地不濒太湖，而近日设局种桑育蚕，亦有成效；谓吴中地无遗利耶？则村落塍圩、墙隅道畔，隙地甚多，初无妨于蔬穑；谓人力不遑耶？则吴中贫妇往往操锄耦耕，何如蚕妇女工自修内职，而不行于野。且一岁中仅竭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苦，无水旱之虞，而坐收倍耕之利；谓其事之不习耶？
则邻壤相望，止须佣一蚕妇、一种树工，教幼丁童女为之，初无南北风土之隔，是桑利可佐田赋之穷明矣。文柱认为，事在人为，只要肯下功夫，其他地区照样可以从事蚕桑丝织业。这也是何石安、魏默深编撰这本《蚕桑合编》的初衷。
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栽桑、养蚕、缫丝对于气候、水质要求甚高，丝织工艺有其传承性，不是想推广就可以推广的。江南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别的地方难以移植、复制的。因此，从明代一直到清末民初，江南出产的生丝和丝织品，依然在国内外市场独领风骚，出口的生丝依然是南浔辑里丝的一统天下。事实表明，文柱所说，别的地方只要雇佣一个蚕妇、一个种树工，教幼童学习，便可以如法炮制，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
那么，为什么处于太湖流域的南浔、乌镇等蚕丝业古镇能独霸一方、经久不衰呢？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太湖南岸得天独厚的、有利于桑树生长的生态环境及缫丝工艺的改进
桑树是多年生作物，喜光，对气候、土壤适应性都很强。可在温暖湿润的环境生长，尤喜深厚疏松肥沃的土壤。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北濒太湖，地貌结构为“五山一水四分田”。气候为典型的江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温度为16.9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为1240毫米。
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非常有利于桑树的生长，故造就了“湖桑，叶厚大而疏，多津液，少椹，饲蚕蚕大，得丝多”的优势。
而地处太湖之滨的南浔，更是河流纵横，苕霅两溪之水流经漾、荡、河、港，水情如镜，土质粘韧，构成了育蚕、养蚕和缫丝的良好的自然条件。入明以后，南浔镇郊七里村（后改辑里村）人选用流经村东的穿珠湾和西塘河的澄碧清水缫丝，所产丝光润柔韧，是湖丝中的佳品。明万历年间（1573～1619），七里村人又率先改良蚕种，培育出了优良品种莲花种，所产蚕茧小似莲实，所缫之丝纤度细、拉力强、色泽鲜艳、解舒好；同时改进缫丝工艺和操作技术，采用“鲜茧生缫、冷盆冷温、定粒缫丝、添绪搭头、勤换搭头、卷绕压稳、炭盆干燥、环境清洁”的缫丝工艺，并将缫丝车从单绪手摇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所缫之丝具有“细、圆、匀、坚”和“白、净、柔、韧”等优点。自此，七里村有“湖丝唯七里尤佳”之誉，凡七里村四周百里之地，包括湖州、南浔、菱湖、双林、练市、乌镇、震泽等地所产生丝，都冠以“七里”之名，“七里丝”成了“湖丝”的代名词。清雍正后，“七里丝”雅化为“辑里丝”或“辑里湖丝”，不仅名扬江浙，蜚声京师，而且“衣被天下”行销国外。
（2）历代官府对蚕桑生产的重视
历代封建王朝以农桑为衣食之本和财赋主要来源，所以对发展农桑都予以重视。从夏禹置贡“织贝”开始；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得范蠡之谋而“示民以耕桑”；三国时吴国孙权采纳陆逊、沈珩等建议，“广开农桑之业”；东晋重视劝课农桑；南朝梁代，“吴兴太守周敏令人种桑艺麦，百姓赖之”。地方官吏出于对上的忠诚和对民生的关切，也有亲自栽桑的，如唐代颜真卿《西亭记》有“乌程令李清种桑盈数万”的记载，如此做法显然促进了“湖桑”的发展。宋元期间也不例外，比如元代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在他的《吴兴赋》中就描写了当时“湖桑”的兴旺景象：
“平陆则有桑麻如云，郁郁纷纷。”
尤其是到了明代，国家对植桑实行奖罚制度，“湖桑”发展则更盛。明初，凡民有四五亩至十亩，令栽桑半亩，十亩以上加倍。“有司亲临督视，惰者有罚。不种桑者，使出绢一匹”，“栽桑有成者，四年后始租”，政策上更加放松。洪武二十七年（1394），则令务要多栽树，并规定“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一垄。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发云南金齿充军”。
（《明会典》卷十七《农桑》）这种奖罚政策造就了湖州乡村“穷乡僻壤，无地不桑”的局面。
（3）人口迁移和镇丝商群体的形成促进了太湖流域蚕丝业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变化，离不开政治变化这个大背景。在湖州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人口的迁移，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口迁移和思想融合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变化与发展。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南巡会稽时迁部分大越民族到乌程起（《越绝书》），历两汉北方人南移；西晋末“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大量迁居吴兴郡；又历唐、五代“吴兴未尝被兵，避乱者多家焉”；至宋代，丝织业重心南移浙西，南宋政权南迁，导致大量的北方移民来湖定居，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这些都影响了湖州社会经济的不同变化。
首先，经济利益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蚕丝业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随着建炎元年（1127）宋皇室南迁，东南沿海的临安（杭州）、明州（宁波）等都市相继开埠，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海上“丝绸之路”开通，致使蚕丝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北方的官僚和巨贾以及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随之南渡，从而形成了“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民”（《系年要录》）的繁荣景象。市场经济的发展，丝绸需求量的激增，蚕丝价格的不断上涨，刺激了农民栽桑养蚕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即从南宋开始，经济结构逐渐从以粮为主发展为以蚕桑为主的格局。至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古镇南浔“辑里湖丝”的崛起，“湖丝”供不应求，身价腾飞。同时，对于养蚕缫丝的基础——桑叶的需求也日益剧增，而农民植桑的收益又大大高于种粮。据明嘉靖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中计算：“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计其一岁垦植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而“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所以“蚕丝之利十倍农事，无四时之劳、胼胝之苦、水旱之虑、赋税之繁。重桑三年，采叶一世”。可见，市场经济有其本身运行的规律，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