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吴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活跃的区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吴文化不断与中华其他区域文化融合、发展、更新，从而形成了自身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地方文化。吴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吴文化专指周代吴国的文化；广义的吴文化，泛指吴地的文化，将吴国文化前后的源流，以至后世吴地文化的发展均包括在内，时间跨度从古到今的序列为先吴文化（或称古吴）——吴国文化——后吴文化（或称吴中），地域范围包括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地带，即以太湖为腹心，沪、宁为首尾，苏、锡、常、镇、杭、嘉、湖为节肢，旁及通、扬的地域整体。”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苏南、浙北的江南六大古镇在吴文化的中心地带，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处处体现出浓厚的吴文化色彩。
一、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人文地理环境
（一）“水乡泽国”的生态背景，为古镇文化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种地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生它养它的自然地理环境。
吴文化区域滨海临江，地势西高东低，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境内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河湖众多，草木繁茂。以东起大海，西至茅山、天目山，南起钱塘江，北至长江共36500平方公里的地区为限，河湖面积占了16%，浩淼的太湖居中，周围河湖密如蛛网，是典型的“水乡泽国”，自然环境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就是着名的“鱼米之乡”。
苏州、嘉兴、湖州三市的江南六大古镇：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分布于太湖流域-江南运河这一水乡平原的空间位置上，处于吴文化所在区域的中心，低洼的地势，密布的河网，决定了河道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交通纽带，民居傍水枕河，小桥、流水、人家，水乡气息浓郁。
地处昆山、吴江、青浦三县市交界处的周庄古镇，四周被澄湖、白蚬湖、淀山湖、南湖包围，交叉形成“井”字形的四条河道将古镇分割成8条街道，15座各式小桥横跨在“井”字形河道上，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美誉。
同里、九里、叶泽、南星、庞山五湖环抱的吴江县同里古镇，地处太湖水网密布地带的湖荡平原，0.67平方公里的镇区被“川”字形的15条小河分割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将小岛串成一个整体。
甪直古镇位于吴县的吴淞江畔，古名甫里，该镇为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万千湖、澄湖所拱抱，被称为“五湖之汀”，因《甫里志》记载“镇东有直港，可通六处”，故又称“六泽之冲”，吴淞江、清水江、南塘江、大直江、界浦江、东浦江相聚于此，六条江从古镇三横三竖穿过，“五步一桥”，是文化积淀深厚的“水乡桥镇”。
湖州的南浔古镇，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与江苏省吴江市接壤，自西向东的古运河和南北向的市河呈T字形贯穿古镇，是驰名中外“辑里湖丝”的故乡，旧时为“市井繁阜，商贾辐辏”
的繁盛集镇。
位于京杭大运河西侧的乌镇，此处由于是河流冲积平原，土壤乌黑肥沃，故得名乌镇，是古时两省三府七县交界处，“乌青当三江五湖之冲，众流交汇，泽国之下游也”，水路交通十分便捷。
嘉善西塘，原名胥塘，因当年伍子胥兴修水利，凿流经过此地而得名，西塘地势平坦，有“一马平川”之说，故又名“平川”，另还有斜塘之称呼，春秋战国时西塘是吴越相争的交界处，有“吴根越角”之称。两条主河道西塘港和三里塘，呈“十”字形构成古镇的骨架，加之六斜塘、里仁塘、乌泾塘、十里港、扬秀泾等支流汇入，将古镇分为8个区块，形成河网纵横的水乡古镇风貌。
由此看来，水乡的生态环境创造了江南六大古镇因水成镇、因水成市的亲水文化，古镇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都离不开“水”，“水”直接影响着古镇的经济、文化发展。
（二）农工商经济并重，为古镇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发达的农业，是工商经济繁荣的重要物质保障
早在7000多年前，吴地就诞生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文化，吴县草鞋山、湖州钱山漾、上海青浦菘泽、桐乡罗家角、余姚河姆渡等史前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的水稻稻谷遗存，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了吴地的种植结构是以水田耕作为主，同时港汊纵横、河网密布的水乡泽国环境，也为水产养殖和捕捞等渔业生产方式提供了必要的自然环境条件，鱼塘水田交错分布的“鱼米之乡”景观渐渐形成，从而造就了吴地耕种渔桑的农业结构和“饭稻羹鱼”的饮食习惯。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具的改进，“火耕水耨”耕作方式的采用，水稻产量和种植面积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和扩大，吴地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魏晋六朝，由于北方战乱动荡，中原人大量南下，为吴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加上三国孙吴政权的开发，以及南朝历代统治者实行的奖励农耕政策，吴地农业经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到了唐宋，吴地农业开始进入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其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原始粗放型转向精耕细作型，生产结构由过去较为单一的水稻种植拓展为稻、麦、蚕、桑、茶、果、竹木等多种经营齐头发展的新型农业体系，吴地成为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撑，唐朝白居易曾描述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韩愈也说：“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吴地农业产量在南宋时更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
的局面，吴地稻作农业文化中心的地位由此确立。元明清时期，吴地粮食进一步增产，为经济作物的推广种植创造了前提，吴地农业开始走向更为成熟、繁荣的时期，即农业经济从自给自足的生存农业转向满足市场消费的商品性农业生产，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农家经济出现了十分鲜明的商品化趋向，许多农家把大量的耕地与劳动力用于栽桑、养蚕、植棉，以及发展与此相关的丝织业和棉纺织业，致使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分工越来越细的不同类型的专业生产区，从而使得太湖流域的工商业经济越来越发达。
伴随农业经济的发展，吴地工商业也一直没有停下它发展的脚步。早在春秋时期，吴地就有了以造船和冶炼技术为代表的较为专业的手工业门类，后历经各朝各代的发展，到元明清时工商业已相当发达和完备，达到了鼎盛。
2.手工业制造门类众多，为商品流通交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水乡泽国”造就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工艺，“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是对江南地区交通状况的最好概括，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吴人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掌握了造船技术，发展到春秋战国，造船业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吴人利用战船从水路伐楚攻齐，远征他国，吴国水师成为吴国争霸的重要军事力量，后来孙吴政权的造船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进步，大的战船有上下5层，海船长达20余丈，可载人数百、载货万斛，装备精良的船只远达台湾、澎湖、辽东、日本、高丽等地。
春秋战国时期，以青铜为代表的金属冶炼技术极为复杂，吴地的工匠能够将铜、锡、铅、铁等金属混和冶炼，打造出锋利无比的剑、戈，冶炼技术精湛。汉代的吴地，不仅是铜镜制造业的中心，还是铸钱业的中心之一。精美的玉器、瓷器、丝绸是吴地文化的瑰宝，也是吴地工商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行业。
考古表明，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菘泽文化中已有玉器的制造，到了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玉璧，磨砺精美、雕刻细密，体现了吴地先民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苏州平门孙吴时代墓葬出土的青瓷制品，充分体现了江南地区的青瓷烧制水平和规模在孙吴时期已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唐宋时期，以宜兴为代表的吴地制瓷业更是发达。吴地的纺织业有着久远的历史，新石器时代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葛布残片和湖州钱山漾出土的丝绸残片，从其所达到的工艺水平推测，5000多年前中国可能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织机；到了唐代，以苏州为代表的丝织业在江南地区已占据重要地位，纺织工艺先进，品种繁多，宋代时水平更超前朝，苏州的宋锦和刺绣工艺令人叫绝；元代棉纺织业开始成为影响江南民生的一项重要家庭手工业；明清两朝规模巨大的官办制造局带动了苏南民间丝织业的发展，“丝织业逐渐和小农业脱离，形成独立的手工业行业，并在城市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届此，江南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衣被天下”的纺织品生产中心。
吴地的手工业不仅在造船业、冶炼业、瓷器业、丝织业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煮盐业、制茶业、竹木业、漆器业等方面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3.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专业特色鲜明的江南市镇群的形成
农业经济的发达，带来了手工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六朝以后，工商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瓷器业、造船业、丝织业成为吴地标志性行业。明清时，吴地经济结构进入了以商品生产和市场流通为主的时期，形成了众多以专业市场为特色的江南市镇，江南市镇的空前繁荣，得益于四通八达的水网交通系统，一般来说，沿太湖周边地区的市镇以丝织手工业、商业为主，而沿江沿海地带的市镇则以棉织业为主，六大古镇因“水”成市，商贾云集，成为繁忙的商业中心，如南浔、乌镇是丝织贸易的专业市场，周庄在元代就已是松江棉纺业的集散中心，同里则成为以农副产品集散与商品转销为主要功能的专业市镇。
吴地工商业发展更表现在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明清时，吴地“大体上形成了以苏州为心脏，多府、州、县城为骨架，星罗棋布的市镇为经络的城镇群体和市场体系。江南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不败的势力，持续繁荣，最先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苏州发挥着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是闻名中外的“轻工业城市”、“丝绸之都”、“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被誉为“东南首郡”。六大古镇依托苏州，不仅农工商经济齐头并进，而且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土壤上还孕育了颇有特色的古镇文化。
（三）深厚的文化底蕴，提升了古镇文化的内涵品质
江南古镇文化的发展是在吴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完成的。
吴文化的源头可追溯至泰伯奔吴，是中原文化和荆蛮土着文化融合的结果，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的文化特征，历史上由于北方战乱频繁，而地处江南的吴地有着安逸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着大批北方人士迁居于此，特别是南宋政权的建立，使吴地在经济、文化、教育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精英人士的定居和本土人士的崛起，江南古镇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积淀，成为人文渊薮之地。而江南古镇“在历史的发展推进中之所以能从市镇到古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镇望族群体的繁衍、迁徙和士大夫个体的凸显，他们对古镇文化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一批江南望族的崛起，他们在对古镇经济起到推进作用的同时，也对当地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崇文重教的风气，造就一大批杰出的文化名人和社会精英
吴地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历来物产丰饶，不仅有着高度的农业文明，而且手工业、工商业也很发达。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因为吴地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江南古镇有着重教尚文的风气，明清两代全国状元共203名，仅江苏浙江两地就出了105名，占全国的51.7%，其中苏州更是清代全国状元第一“高产区”，共出了26人，占全省53%，占全国22.8%，成了名副其实的“状元之乡”。生活在吴中的江南六大古镇的士族公卿家族，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子弟的培养教育，他们一方面办好家学，另一方面又协助地方创办书院、社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如同里在明代就办了同里社学，清代创办同川书院，光绪时建新式学校，后来现代着名教育家金松岑和退思园主人任兰生的后代任传薪又分别创办了同川自治学社和丽泽女校。
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得同里出了很多名人，仅近代就有辛亥革命风云人物陈去病、近代教育家金松岑、《文汇报》创始人严宝礼等。此外乌镇的知不足斋、南浔人张熙在光绪年间创办的浔溪女学，1939年顾乾麟创办的“叔奖学金”等都对当地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使江南古镇的整体文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周庄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进步文化青年柳亚子、陈去病、王大觉；甪直出了晚唐诗人陆龟蒙、近代思想家王韬和文学家叶圣陶；乌镇有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近现代着名文学家茅盾；自古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南浔古镇，更是人才辈出，当今就出了中央委员4位，两院院士8位，近现代的名人主要有民国元老张静江、着名诗人和报告文学家徐迟、前国家科技部女部长朱丽兰以及在外交舞台上有“玉女”之称的女翻译家朱彤。
众多的名人、望族出自古镇，给古镇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