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企业网络化成长匹配机制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集群企业网络模式选择必然要考虑外部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以及内部能力状态的综合匹配，从而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内生机制模型，即“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于是，在界定集群企业网络特征具体刻度指标的基础上，分两步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综合匹配机制模型。
首先，在综合考虑内部能力状态的基础上，构建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机制模型。结合集群企业内部能力普遍较弱的特点，我们分析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机制，即在高和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
其次，在权变机制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内部能力状态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机制模型，即在高和低不确定性环境中，分析不同内部能力与网络特征对企业成长的交互效应，从而形成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型。
4.1集群企业的网络特征
4.1.1已有研究回顾
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目标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不同指标来刻度集群企业网络。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集群企业的本地网络一直是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重点。Zhao和Aram（1995）以中关村六家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企业本地商业网络的关系强度与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关系强度采用双方互动频率以及对方可以为企业提供的资源数量来测度；网络范围用企业网络中为企业提供不同资源的关系总数来测度。同样，Johannisson和Ramírez-Pasillas（2001）调查了瑞典Lammhult 产业集群中36家集群企业的商业网络。他们把集群企业网络区分为一级网络和二级网络：前者是指集群企业与其他企业构成的网络，采用关系强度、网络密度以及网络中心性等指标测量；后者是指集群企业与非企业组织构成的网络，以关系强度来测量。Capello和Faggian（2005）对意大利集群企业本地网络的研究中综合考虑了企业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商业网络是指集群企业与上下游伙伴构成的网络，主要以关系强度来测量；社会网络是指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人际网络以及企业衍生网络，前者以企业中来自本地的劳动力比例来测量，后者由于数据获取的问题而没有进行实证研究。Giuliani（2005）、Giuliani和Bell（2005）以及Boschma和Ter Wal（2005）等对意大利集群企业商业网络的研究中，主要刻度了集群企业的中心度。我国学者邬爱其（2004）在对浙江省集群企业网络的研究中，认为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从本质上交织在一起，很难清楚区别开来，所以他着重研究了集群企业的商业网络，从集群企业网络的关系维度和结构维度分别测量了集群企业的一级网络和二级网络。其中，一级网络的刻度指标包括关系强度、关系久度、网络位差、网络范围以及网络中心度；二级网络的刻度指标包括关系强度和关系久度。
后来，随着理论界和实践界对集群企业本地套牢问题的关注，跨区域网络开始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在集群企业网络研究上，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开始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Bathelt、Malmberg和Maskell，2002）。Oerlemans和Meeus（2005）在对荷兰365家集群企业的实证研究中，以企业是否有外地商业伙伴来定义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Giuliani和Bell（2005）在对意大利和智利的葡萄酒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中，着重分析了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及其影响因素。在实证研究中，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采用集群企业与外部其他个人、企业以及非企业组织之间关系的数量来测量，这些关系具体包括集群企业与集群外部的大学、商会、咨询公司、供应商、客户等10类。基于Schutjens和Stam（2003）对企业网络关系位置的定义，我国学者黄洁（2006）在对浙江省集群企业网络演进的实证研究中，也着重研究了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在研究中，她将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定义为集群企业中外地商业伙伴所占的比例。
总的来说，尽管从微观层面研究集群企业的网络特征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还不多（Boschama和Ter Wal，2005），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网络特征刻度指标体系，但是已有研究表明了一些重要的、具体的网络刻度指标，例如关系强度、网络范围和地理开放性等。
4.1.2集群企业网络特征刻度指标设定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按照网络关系的地理范围，集群企业网络可以分为本地网络和跨区域网络；按照网络关系的性质划分，集群企业网络主要包括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与邬爱其（2004）、黄洁（2006）的研究类似，结合对浙江省集群企业网络的实地调查经验，可以认为集群企业的商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而我们主要关注集群企业的商业网络。在网络的刻度指标上，借鉴黄洁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从集群企业网络的关系强度、网络范围和地理开放性等三个维度来测量。其中，关系强度是指网络中强关系占所有关系的比重，网络范围是指集群企业所拥有的异质性关系的数量，地理开放性是指网络中跨区域关系数量占所有关系的比重。
一方面，我们选择这三个集群企业网络特征刻度指标反映了集群企业网络的特色。第2章2.3.1节基于邻近性视角的集群企业网络内生性研究表明集群企业在网络构建时必须在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等维度上进行抉择。一般来看，地理开放性指标可以反映出地理邻近性的内涵，因为地理开放性越高，集群企业与网络伙伴之间平均的地理距离也就越高。关系强度和网络范围指标可以反映出其他几个方面邻近性的内涵，因为关系强度越高，集群企业与网络伙伴之间平均的认知距离、组织距离、社会控制与制度信任的程度也就越高；而网络范围越大，集群企业与网络伙伴之间平均的认知距离、组织距离、社会控制与制度信任的程度也就越低。
另一方面，选择这三个指标有利于借鉴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研究成果。因为集群企业关系强度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与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中的关系强度影响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类似；网络范围和地理开放性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则与网络开放性对企业成长作用机制类似，只不过网络范围强调了网络关系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异质性信息，而地理开放性则强调了非本地网络关系所带来的集群外部新信息。下面对这三个网络特征进行可操作定义。
第一，关系强度（relational intensity）。关系强度是企业网络刻度的重要变量，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指标来测度关系强度。Granovetter（1973）较早地提出了关系强度的四维度刻度方法。Rowley、Behrens和Krackhardt（2000）在对企业联盟网络的研究中，认为企业的关系强度体现了企业对双边关系的资源承诺，可以采用联盟治理模式来刻度。Hoang和Kothaermel（2005）则采用联盟经验来刻度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度，认为企业之间以往的联盟经验越丰富，关系强度就越高。
与以上仅仅对一条关系的强度进行测度的方法不同，Uzzi（1996、1997）认为可以采用所有关系中强关系的比重来刻度企业网络的关系强度，与之类似，黄洁（2006）是通过计算企业所有关系中稳定合作关系的比重来刻度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结合对浙江省集群企业的调查经验，我们主要借鉴黄洁（2006）的研究成果，以所有关系中稳定合作关系的比重来刻度关系强度。
出于问卷调查可行性的考虑，我们仅仅考察了集群企业包括供应商和销售对象在内的商业网络的关系强度。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分别调查了集群企业本地的、外地的和境外的供应商和销售对象数量以及相应的稳定供应商和销售对象的数量。具体见附录2。因此，集群企业关系强度的具体测量方法是：
关系强度＝（稳定供应商数量＋稳定销售对象数量）／（供应商数量＋销售对象数量）
其中，稳定供应商数量＝本地稳定供应商数量＋外地稳定供应商数量＋境外稳定供应商数量
稳定销售商数量＝本地稳定销售商数量＋外地稳定销售商数量＋境外 稳定销售商数量
供应商数量＝本地供应商数量＋外地供应商数量＋境外供应商数量
区域产业集群演进中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与模式研究
销售商数量＝本地销售商数量＋外地销售商数量＋境外销售商数量
第二，网络范围（network range）。网络范围是指企业网络中关系类型的丰富程度，也称为关系的异质程度，主要以关系类型的数量来度量，关系的类型越多则网络范围越大（黄洁，2006）。由于不同类型的关系为企业提供的资源不同，因而网络范围可以度量企业能够获得的信息与资源的异质性程度。因此，我们采用企业拥有的异质性关系的数量来测量网络范围。那么，集群企业所涉及的异质性关系的类型包括哪些？
Johannisson和Ramírez-Pasillas（2001）将集群企业的商业网络分为一级网络和二级网络。其中，一级网络是指集群企业与供应商、销售对象和同行所构成的网络；二级网络是指集群企业与其他非企业机构所构成的网络，具体包括大学与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管理与技术咨询公司、商业协会、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等。Westlund（2003）将集群企业网络分为生产相关的网络、市场相关的网络以及环境相关的网络。其中，生产相关的网络是指企业与供应商、产品使用者和合作伙伴等主体所形成的网络；市场相关的网络是指与代理商、客户所形成的网络；环境相关的网络是指与本地其他企业、本地相关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机构所形成的网络。Maskell、Bathelt和Malmberg（2005）提出了暂时性集群的概念，认为全球会展是集群企业获得外部信息与资源的重要渠道，这也构成了集群企业网络的重要构成部分。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结合对浙江省集群企业的深入访谈结果，我们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关系，分别是一级网络、二级网络以及基于会展的暂时性集群网络。其中，一级网络包括集群企业与本地、外地和境外的供应商、销售对象以及同行所形成的网络关系；二级网络包括集群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管理与技术咨询公司、金融机构、商业协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等组织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基于会展的暂时性集群包括集群企业经常参加的本地、外地和境外会展所形成的网络关系。这样，就得到总共18种类型的网络关系。在调查问卷中，分别测度了集群企业所拥有的以上18种类型的关系，具体见附录2。在网络范围的计算方面，如果集群企业存在某种类型的关系则取值为1，否则为0；然后将所有类型关系的得分加总就可以得到网络范围的取值。
第三，地理开放性（geographical openness）。借鉴黄洁（2006）的研究成果，我们把地理开放性定义为网络中跨区域关系占所有关系的比重。我们认为，以相对比重来刻度集群企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可以较好地克服企业规模所带来的影响，因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跨区域关系一般会越多，而采用比重形式的相对方法可以较好地剔除规模所带来的影响。同样，出于问卷调查可行性的考虑，我们仅仅考察了集群企业包括供应商与销售对象在内的商业网络的地理开放性。具体的计算方法是：
地理开放性＝（跨区域供应商数量＋跨区域销售对象数量）／（供应商 数量＋销售对象数量）
其中，跨区域供应商数量＝外地供应商数量＋境外供应商数量
跨区域销售对象数量＝外地销售对象数量＋境外销售对象数量
供应商数量＝本地供应商数量＋外地供应商数量＋境外供应商数量
销售对象数量＝本地销售对象数量＋外地销售对象数量＋境外销售 对象数量
4.2 基于产业环境不确定性的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 权变机制模型构建
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内生机制模型表明，产业环境作为权变因素影响了“网络特征-企业成长”的关系。其中，环境不确定性是不同集群企业所面临的产业环境差异的重要维度，据此可以得到如图4-2所示的概念模型。
根据“产业环境-网络模式-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作用必须综合考虑企业的内部能力状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网络特征-企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