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在低技术不确定性样本组中，当企业的吸收能力不断提升时，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边际影响会由负向变为正向。这一变化所体现的逻辑是，在高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吸收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往往采取跟随战略，通过与小范围网络依托模仿获得外部真实的市场信息以实现企业成长；而当吸收能力较高时，集群企业就能够依托先行战略利用大范围网络所提供的多元化市场信息依托自主创新来把握成长机会以实现企业成长。
在回归方程（5-9）中，对网络范围求偏导，可以得到：
抄企业成长／抄网络范围＝－0.049＋0.061×吸收能力（5-13）从方程（5-13）来看，在高技术不确定性样本组中，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取决于其主效应（－0.049）以及与吸收能力的交互效应（0.061×吸收能力）。当吸收能力取均值时，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边际影响为－0.049；当吸收能力较低时（此时取值为均值减去1.5倍的标准差，标准差为0.777），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边际影响为－0.049－0.061×0.777×1.5＝－0.120；当吸收能力较高时（此时取值为均值加上1.5倍的标准差），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边际影响为－0.049＋0.061×0.777×1.5＝0.022。
这表明，在低技术不确定性样本组中，当企业的吸收能力不断提升时，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的边际影响会由负向变为正向。这一变化所体现的逻辑是，在高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当吸收能力较弱时，集群企业往往采取跟随战略，通过与小范围网络获得外部真实的技术信息来实现企业成长；而当吸收能力较高时，集群企业就能够依托先行战略利用大范围网络所提供的多元化技术信息依托自主创新来把握成长机会以实现企业成长。
总之，在不同的产业环境不确定性下，集群企业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取决于企业的内部能力状态。
（2）内部能力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作用必须综合考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特征的影响
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机制模型统计检验表明，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制造能力与网络特征的交互项显着影响了企业成长，表明制造能力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因素。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吸收能力与网络特征的交互项显着影响了企业成长，表明吸收能力是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因素。因此，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制造能力作为一般能力驱动了集群企业的网络化成长；而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吸收能力作为动态能力驱动了集群企业的网络化成长。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权变作用依赖于企业内部能力状态；内部能力状态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驱动作用依赖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特征。因此，可以看出，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必须综合考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特征与内部能力状态的综合作用。
5.4.2讨论：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
“外部环境特征-企业网络模式-内部能力状态”综合匹配机制模型统计检验表明，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构建必须综合权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特征以及企业内部能力状态。首先，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权变机制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浙江省集群企业内部能力较弱的典型特征。其次，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驱动机制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进行了讨论，认为在一定的外部环境特征下，随着内部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开始选择不同的网络模式实现企业成长。最后，归纳出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四种典型模式。
1.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权变机制模型统计分析结果的讨论
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权变机制的统计检验结果反映了浙江省集群企业总体上内部能力还相对较弱的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强关系的性质与力量。企业网络理论认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均可能促进企业成长。其中强关系可以促进企业间信任与合作惯例的形成，从而有利于企业间隐性知识的传递与稀缺资源的共享，促进企业成长；而弱关系则有利于新信息的快速传递，从而为企业提供了新的成长机会，进而实现企业成长。从统计检验结果来看，不论是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还是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均与企业成长表现为正向关系。
这种正向关系表明，集群企业所构建的强关系网络有利于企业成长，这就证明了企业网络研究的强关系力量的论断。对此，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反映了我国转型期特殊的制度背景、内部能力相对不足以及集群企业网络的社会嵌入性特点。
一方面，转型期中国的制度性信任的缺乏使得弱关系的力量受到限制。
弱关系传递新信息也需要以一定的制度性信任为基础。而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的特殊发展阶段，虽然制度性信任已经开始建立，但是还没有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以人情关系（即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式的信任仍然是我国信任体系的主体（张缨，2004）。因此，在这种转型期的制度背景下，企业主要通过强关系来获得外部的信息与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集群企业内部能力相对不足使得集群企业只能通过社会网络来构建企业网络。由于内部能力相对较弱，集群企业难以以互惠的方式来构建商业网络来获取资源。同时，集群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所提供的人际信任构成了集群企业与商业伙伴的信任基础，这种人际信任使得集群企业与商业伙伴之间表现为强关系。因此，转型期中国制度性信任的相对缺乏以及集群企业网络天然的社会嵌入性使得集群企业往往更多地通过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商业关系来获取外部资源。所以，强关系的性质是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商业网络，即如图1-1所示的B 部分的商业网络；集群企业网络中强关系的比例越大，企业可以获得的外部资源越多，企业越容易实现企业成长。
第二，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在低端市场上的标准化生产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量的扩张实现企业成长。统计检验表明，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的网络范围和地理开放性均与企业成长显着正相关。我们认为，这一实证结果体现了浙江省集群企业在低端市场上的标准化生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成长方式。
在稳定的市场与技术环境中，在低端市场进行标准化生产以实现量的扩张是浙江省集群企业目前生产经营的重要特征。在低端市场上，集群企业的制造能力相对较低，并且相差无几，因此，企业所拥有的“关系”和“门路”就成为集群企业有效获得大量订单与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的关键。例如，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慈溪的小家电产业集群、绍兴的轻纺产品产业集群、海宁的皮革产业集群以及永康的小五金产业集群中很多企业在生产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标准化产品。这些集群企业只能利用低成本优势，通过不断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来实现企业成长。在这种成长方式下，集群企业所拥有的“关系”和“门路”在类型和地理范围方面的扩大就会促进企业成长。所以，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网络的网络范围与地理开放性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的影响。
第三，高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跟随战略使得企业倾向于通过模仿创新的方式实现企业成长。统计结果表明，在高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的关系强度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的影响，而网络范围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影响，地理开放性则与企业成长关系不显着。对此，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主要反映了浙江省大多数集群企业在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时由于内部吸收能力不足所采用的跟随战略的特点。
在动荡的市场与技术环境中，集群企业需要不断地获取外部信息来判断市场与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由于集群企业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中小企业，其内部的知识积累相对不足，对外部市场与技术信息的价值难以进行有效判断，因而更倾向于基于跟随战略通过模仿行业中的先行企业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跟随战略表现为集群企业通过与有限的几个伙伴建立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强关系来获得有关行业中先行企业的相关信息，从而通过模仿来有效地应对外部市场与技术的变动。事实上，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强关系与小范围网络为企业带来了社会信任与合作惯例，从而可以有效获得行业中先行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策略，进而通过一定程度的模仿创新来实现企业成长。我们对浙江省一些集群企业的调查发现，很多集群企业是通过与客户保持密切关系来获得目前行业中其他企业（尤其是先行企业）所采取的新技术与研发的新产品等方面的信息。
总的来说，这三个结论集中地反映了浙江省集群企业内部能力较弱的重要特征。基于社会性的强关系之所以成为企业成长的依托，是因为企业难以依托内部能力构建基于互惠的商业网络；低不确定性环境中的基于低成本的量的扩张的成长方式以及高不确定性环境中基于跟随战略的模仿学习的成长方式均体现了浙江省集群企业内部能力较弱的重要特征。
2.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驱动机制模型统计分析结果的讨论
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驱动机制模型的统计检验结果反映了随着内部能力的提升，集群企业开始构建新的网络模式以实现企业成长。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弱关系的性质与力量。在低技术不确定性样本组中，企业制造能力与关系强度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影响，这表明在低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只有具有较高的制造能力才能有效地利用弱关系来实现企业成长。
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权变机制模型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集群企业的强关系促进了企业成长。对于这一结果，我们的解释是转型期中国的制度性信任缺乏、集群企业内部能力的不足以及企业网络的社会嵌入性使得集群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商业关系来获取外部资源，因此企业拥有的强关系越多，企业可以获得的资源越多，企业的成长性也就越好。但是，企业的社会关系是有限的，基于社会嵌入性的商业网络及其提供的网络资源也是相对有限的，过度地强调社会嵌入性也会带来套牢问题。所以，单纯地依赖社会关系，集群企业难以持续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供给。这就要求企业开拓不具有社会嵌入性的商业合作伙伴，即通过相对较低的社会嵌入性的商业关系来获得外部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Hite和Hesterly，2001）。但是，这必须以较高的制造能力为保证，集群企业才能够以互惠的方式来建立较为纯粹的商业关系（即弱关系），并有效地利用这种关系来实现企业成长。所以，在这里，弱关系的性质是指包含了更多的市场属性的商业关系，而强关系则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属性的商业关系。
第二，低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较高的制造能力可以有效地驱动以弱关系和小范围网络为特征的网络模式，从而实现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快速成长。统计检验表明，在低不确定性样本组中，集群企业的制造能力与关系强度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作用；与网络范围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影响。这表明，当具备了较高的制造能力，集群企业才能够有效地利用集群企业所拥有以较低关系强度和较小网络范围为特征的网络模式来实现企业成长。
弱关系网络是指企业建立较为纯粹的商业网络，小范围网络是指企业与少数高档次商业伙伴建立的合作网络。集群企业制造能力的提升会改变原有的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的成长方式，开始与少数高档次网络伙伴建立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通过企业间信任和合作惯例的形成实现隐性知识的转移与稀缺资源的共享，这就为企业带来更大的附加值，从而促进企业以质的提升为特征的快速成长。例如，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中的卡森集团所具有的较高制造能力使得企业开始与国际上着名的家具企业和汽车制造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提升了企业生产的附加值，进而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在低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制造能力与地理开放性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负的影响；而在低技术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制造能力与地理开放性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的影响。这表明，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的制造能力与地理开放性之间的匹配关系并不确定，这也意味着集群企业成长所需的建立的高档次合作伙伴并非一定就在集群内部或者集群外部。
第三，高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较高的吸收能力可以有效地驱动大范围网络，从而实现基于先行战略的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快速成长。实证研究表明，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集群企业的吸收能力与网络范围的交互项对企业成长具有显着正的作用。这表明，当具备了较高的吸收能力，集群企业才能够有效地利用大范围网络来实现企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