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浙江的私营企业80%以上是小企业，在经济学里，工业小企业一般是指年销售产值500万元以下微小企业，也就是一般人们通常说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规模都不大。根据2001年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2001年全省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为154789个，其中规模以上单位数（指国有企业和全部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为18626个，仅占12%，规模以下工业法人单位占到88%。这些小企业的私营企业，大多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个体作坊、家庭工商业的居多，产权结构比较封闭，绝大多数企业为个人或家族控制，有很强的血缘和地域色彩。而个体经营户则更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经济组织，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
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是浙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社会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支主体力量。而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我们根本无法用已有的“小生产”或“社会化大生产”概念或理论来解读、来认知。因为，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既不同于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小生产”，也不同于以集中化、大型化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它既有着“小生产”的痕迹，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又有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分工及相互依存社会关系的一般属性。为此，我们把它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
在历史研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一种主观建构的形态，虽然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复制，但在掌握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与田野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以后，是可以对历史过程加以描述、认识，并获得较为本真的映象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着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这个原理是科学的，它告诉我们，非思想的物质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物质力量往往犹如海水之下的冰山，至于思想则不过是水面上浮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顶尖罢了。
社会化小生产是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一种现代化的实践形式，是人民群众的一种伟大创造，也是一个“社会事实”的理论建构。“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方式，既有着传统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特征，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同时又有着现代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以专业化生产为形式。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晶。
这种社会化小生产与传统的小生产既相联系，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其形式上，即仍以家庭或家族为其主要的生产组织，并以亲缘、地缘、业缘为其主要的生产网络，但它在本质上又不同于传统的小生产，它是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的一种社会化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表现出生产单元、生产企业之间高度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并通过这种广泛的分工协作关系将各个企业、各个行业的生产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社会化小生产的特征
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保留了自然经济形式的社会化的生产，它已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从独立封闭的生产转变为专业化协作的生产，从“自在”的工场作坊转变为社会分工体系下的生产组织。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的现代化发展更多的是建立在家庭、家族制企业基础上的，它影响了浙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而工业发展道路或工业组织形式的问题，又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所谓经济问题，同时甚至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如何看待现代工业所必需的组织形式，将直接决定现代社会理论的品格。
（一）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的生产组织
假如我们从更一般意义上提出问题，那就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当经济学家努力解释人类生产率和收入方面引人注目的持续增长纪录时，他们发现，为了把握这一复杂现象，必须将越来越多的因素拉进来。从1940年开始，经济学家强调的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先后包括：资本（K）、劳动（L）、技术（TEC）、更好的教育和技能培训（SK）、某些自然资源（NR）、结构变迁（ΔSTR）。这些研究表明，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完全要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要依赖制成相互信任的有力的制度框架。这一套制度框架是由如文化习俗、共同的伦理体系、正式的法律规章和管制条例等构成的。
通过对经济史的长期跟踪考察，我们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是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人财产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增长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着名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确实，一个产权可靠、信任度高、有着共同的伦理体系，同时又最有效率、最能节约管理成本的生产组织，能支撑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家庭对中国人的经济社会活动来说正蕴藏着这样一些价值。
社会化小生产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生产组织形式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也就是说，它保留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那种生产组织形式，以家庭、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行社会化的商品生产。这样将人类社会中很早就存在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或家族与工业社会中才出现的企业联为一体，组成了家庭或家族企业。这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一个社会、文化和伦理组织。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建立在婚姻和血亲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形式，构成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之一。家庭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从总体上说，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其一，它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团体；其二，它是一个同居共财、共同生活的单位，是人类社会中最微小、最基本的生活组织。家庭成员之间有一定的劳动分工、财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并呈现出较高程度的一体化。中国传统家庭与西方家庭有着不太一样的特点，那就是中国传统家庭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依据，以家或家族为本位，以等级差序为基本结构，以父子关系为轴心的超稳定的社会组织。
家族则是以家庭为基础，由同一个祖先的后代所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姓氏，具有血缘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家族是根据单系（父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它是家庭的扩大（家庭是其基本组成单位），是一个“社群的社群”。就是说，家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组织”。孙本文先生则认为范围更大，包括非同姓的姻亲。
他说：“集家庭而成家族，是家族为家庭的扩张。但家庭指同居共财者而言，而家族则不必同居共财。家族意义似应包括母族妻族在内。”冯尔康先生认为，中国宗族（家族）具备四个要素：“男性血缘系统的人员关系；以家庭为单位；聚族而居或相对稳定的居住区；有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进行管理。”中国家庭、家族不仅是一个血缘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事业组织。
家庭及家庭的扩展——家族不仅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亲缘关系，而且又是一个产权可靠、成本最低、效率很高、信任度很高的经济组织。社会化小生产方式正是在这样一种家庭、家族组织基础上形成的，浙江的经济组织大多是这种传统的家庭与现代的企业融合成的结合体。浙江南部的“温台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家庭、家族企业经济。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温州瑞安坊村就以家庭、家族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走上了现代工业化之路。坊村家庭总户数有413户，其中办厂的户数在245户以上，占到总户数的60%左右。这个村的企业基本都是采用了家庭、家族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这个村的南洋汽摩集团老板在回顾公司的发展时说道，“我们原来、就是到现在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很谦虚的样子），就是外面说的家族制。我们原来搞的呢，是小打小闹，搞点那个小零件，中间我们也做过七八种行业，也不理想，真正大发展是在90年代以后，这几年搞得活，政府也比较支持，我们呢，也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国内呢，我们把兵工厂的尖端高手也请过来了。我们虽说是家庭作坊，管理上是一定要正规的，你不正规的话，管理上就不行。但家庭作坊呢，也有一个好处，大家表里表亲的嘛，你看国外那个大公司，也是家族公司，但是它在管理上很正规。”
这个家庭、家族企业的兄弟们紧密合作、同心协力，到现在也没有分家。
由于兄弟之间的互相信任，兄弟之间的账也没怎么算，钱多了就买设备，设备多了放不下了就买厂房，就这样，企业的规模逐渐扩大。自1995年以来，公司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进行技术改造，现拥有国内外先进的机械加工和产品装配设备450台套，集产品开发、模具制造、压铸、注塑、机械加工、装配于一体，生产的“南洋·星球”品牌的汽摩配件与国内一汽、二汽、嘉陵、宗申、新大洲、大长江等二十几家知名汽车、摩托车整车厂家配套。市场拓展成效显着，相继在全国建立320多个销售销网点和服务中心，外贸出口欧洲、非洲、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浙江中部城市义乌的乐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一部分农民靠着小商品经营积累的资本，开始尝试创办家庭工厂。由于资金有限，一些村民从买一台机器开始加工生产。他们依托义乌小商品城，创办起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式工厂。到20世纪90年代初，乐村形成了以加工针织内衣为主的家庭作坊群，随后又慢慢延伸发展出了一些与内衣加工配套的纺织和织带厂。由于当时义乌还没有开始普遍办厂，乐村小工厂里加工好的产品，马上拿到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出售，产销便利，因此乐村家庭工厂的生意非常红火。
部分乐村人尝到了办厂的甜头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向投资办厂。到1996年，全村工业总产值就已超亿元，成为义乌市工业先进村。同时，原先的一些家庭作坊慢慢地开始扩大生产规模。
义乌乐村家庭工业由于紧紧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自然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而这种前店后厂式经营模式又大都采用家族式管理。在乐村，往往是夫妻两个分工合作，各自负责生产和销售。通常是夫妻两人一个每天去义乌小商品城的摊位负责销售，另一个则在家里负责生产管理及产品发货，夫妻俩合作就可以把企业和摊位打理得井井有条。在调查中，我们遇到了DGZ与LF夫妻俩，他们目前在乐村经营着一家袜厂，丈夫在家负责生产，妻子则在义乌针织市场的摊位上负责销售，夫妻两个一唱一和，经营得挺红火。
浙江北部临安山区义村的情况也是这样。义村的经济活动，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的过程中，既包含中国特征的民族企业的以家族为主体的特点，又具有西方现代企业某些特征，已经超越了简单经济的范畴。他们在管理上，呈现出家族企业的面貌，没有现代股份制公司的特征；他们是以公司为家，公司就是家族的。在人事的任用上，就讲任人唯亲，不讲任贤为上；在销售市场的拓展上，不是以广告为主打，作为宣传产品的渠道，而是借助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功能，来确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从经营方式上看，温州是家庭经营模式。这种家庭经营模式，可以概括为六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通过这种经营模式，不仅把每个家庭、每个亲戚朋友、每个人的体力和精力充分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把每个人的智慧都充分调动起来。
从产业模式上看，温州是“一乡一品”，或“几乡一品”。比如，桥头镇家家户户都生产纽扣，一个镇的纽扣产销量占全国的80%以上。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是家庭生产经营模式的产物，也是农民转向非农产品生产和企业经营过程中避免投资失误的模式。
从所有制形式上看，开始时，民营企业主要是家庭所有制，后来，逐渐形成了一批几家联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甚至企业集团。无论家庭所有制企业，还是股份合作制企业，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产权明晰。产权明晰使企业的资产积累具有强大的动力；企业资产的迅速膨胀又促使经济稳步、快速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