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为”的儒家文化与“无为”的道家文化融合
儒家文化主张“内圣外王”，强调“尚志求仁”、“中庸和合”，崇尚“入世有为”。道家文化主张“道法自然”，强调“虚静不争”，崇尚“出世无为”。这两种文化传统的融合会通是浙江人文精神内在传承的主要特色。当然前者在浙江商人的创业中体现得比较充分，后者在浙江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扶持中表现得比较充分。
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首经世致用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宋代儒学在浙江的转型与发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如陈亮主张农商相补，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叶适反对义利两分，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除此之外还有心学大师王阳明大力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思想。
特别是浙江永嘉学派的重商主义可谓是温州人特有的“文化基因”。
鉴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体现为儒道佛的合流，因而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在浙江民间都有较好的传承，它们通过浙江特有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学堂教化、家学渊源、人际影响等对个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浙江地域文化是多元的，浙江商人的个性是复合的。浙江人既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勤奋刻苦、讲究实际、注重功利，因而产生了一大批外向型的劳动者、独立经营者和能工巧匠；又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崇尚价值、重视教育、关注人性，因而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人与一大批学做“儒商”和“道商”的浙商。
3.“重商”的吴越文化与“重农”的中原文化融合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古时称吴越。地理环境、物质条件等因素的差异，会造成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尚、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等文化要素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原地区由于土壤、气候及劳动组合方式诸原因，商品生产发展迟缓，直到春秋时，商品交换仍以以物易物为主，因而关于商品生产、流通的意识并不强烈。而在吴越，土地过于分散窄小，金属农耕具较早得到使用，以及个体家庭的劳动组合方式，使得商品生产较中原地区更为发达，人们“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宋史·地理志》），这与儒家文化鄙视功利技巧截然不同。商品生产发展，也促进了商品流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几项带规律性的理论，这集中反映在“计然之策”
上。计然是勾践的着名谋士，他以“天道”推说人事，从中演绎出一条基本的商品价值规律，即“贵贱论”。他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史记·货殖列传》）他已认识到一切商品价格由商品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决定，商品或货币数量发生重大变化，一切商品价格就会出现涨跌，因而要求人们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推断价格的涨跌。南宋时期浙江临安（杭州）成为京城，一大批中原人士来到吴越之地，于是“重商”、“重现实”与“重农”、“重历史”两种文化就开始交汇融合，形成了浙江独特的“以商带农、以农扶工、以工促商”的经济良性循环促动的独特格局。
4.“进取”的西方文化与“中庸”的东方文化的融合
西方文化的传统特色是冒险进取，因而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更多地表现出以主体超越客体、以人的力量战胜自然的精神追求，进而养成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进取型”精神特质。东方文化的传统特色是中庸和合，因而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东方人更多地表现出天下主义、民本主义、重面子讲人情的伦理追求，进而养成坚忍不拔、讲求实效的“中庸型”精神特质。这两种文化的有效融合，使得浙江人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为天下先；又乐于选择渐进改良、带红帽过渡的发展之路。勇于创新、敢做敢为的“进取”精神与富于机变、乐于适应的“中庸”精神，在浙江人的创业史上表现得相当充分。
（三）二律和合文化精神导引着社会化小生产的模式建构
作为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二律和合理念，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成了我们民族所共享的一种文化通则及生存模式和行为模式。我们在思考总结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时仍深深感受到二律和合文化精神的巨大影响及其存在的伟大价值，它对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地方性知识的形成起到了一种范式型的建构作用。
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实践来看，二律和合的文化精神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在浙江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家庭、家族并没有从企业中退出，相反却得到了更密切的结合。浙江家庭、家族企业的活动内容（从事现代工商业）是现代的，其外在形式（家庭、家族结构）却是传统的，是融企业与家庭、家族于一体，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以旧的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向新的以资本或劳动收入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转变的过程。这种社会化小生产正是二律和合中华文化基本精神范型的模塑，它将家庭、家族与工业企业相融合，将亲缘地缘关系与理性的契约关系相融合，将传统的小生产组织与现代的大分工市场相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路径。
1.家庭、家族与企业相融合的生产组织
社会化小生产方式是在家庭、家族组织基础上形成的，浙江很多地区的经济组织大多是这种传统的家庭与现代的企业融合成的结合体。它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一个社会文化伦理组织。由于家庭、家族企业是家庭、家族与企业的结合，因此它必定具有家庭、家族与企业的双重规定性，而且包含着和表现出丰富的双重内容。这除了包括经济组织与文化伦理组织的规定性及内容外，还包括血缘姻缘亲缘关系与契约关系、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私人关系和情感原则与法律关系和理性原则、自己人和任人唯亲与外来人和任人唯贤以及差序格局与公平等级等。
浙江的家庭、家族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浙江的市场化、工业化就充分借助了家庭、家族制度和组织形式，使得家庭、家族工业在浙江整个经济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建立了复杂而庞大的生产体系，并成为一个有效率、有竞争力的经济组织，成为一种高度分工的合作生产单元。余英时教授也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同样有‘事业功能’（functional tasks或enterprises），亲族关系妨碍现代企业之说根本站不稳”。
2.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与块状、集群相融合的生产形式
社会化小生产折射出二律和合文化精神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以市场为纽带的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和块状、集群相融合的生产形式。从企业的规模看，中国很多地区是中小企业主宰的经济，这些中小型的家庭、家族企业大多依赖专业市场，实行前店后厂的生产形式。但同时这种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形式又形成了巨大的块状经济和集群经济。块状经济与集群经济是中国现代的产业集聚方式。一般具专业特色明显、具一定规模、支撑体系完善、产业链完整。这种块状、集群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和集群经济已占全省GDP的70%左右。各家庭、家族企业分工合作，互相补充，共同完成全部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分工既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也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社会化小生产的小规模、分散化、专业化与块状、集群经济相融合的生产形式在浙江温州的制鞋业里显示得淋漓尽致。在十来家最大的鞋业巨头下面，平稳生存着500多家规模在300～400人的中型鞋厂和3000多家纯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6000家企业组成的温州制鞋业不仅是一条密集完整的产业链，而且已经构成了一个市场在外、内部循环良好、高度社会化分工的生态系统。温州制鞋业最大优势是成本优势，而专业化、产业链的高度集中是温州鞋获得成本优势的根本原因。这条产业链的韧性特别强，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激烈竞争，一家倒了马上会有四五家进来抢夺地盘，因此不可能出现产业链脱节问题。除非某个顶级大厂倒闭，否则这条产业链将始终保持稳定。
社会化小生产将传统的小生产组织与现代的大分工市场相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路径，社会化小生产不仅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力推进了现代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发展。社会化小生产将经济的增长从超经济的权力网络中解放出来，将现代产业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从对国家权力、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高度依附中解放出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上升空间，同时也深深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增进了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