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30年的云水激荡，30年的风雨坎坷，30年的大潮奔涌，勤劳智慧的浙江人在30年的现代化历史长河中宵衣旰食，辛勤开掘，中流击浪，上下求索，碰撞出了万千浪花，汇聚成了澎湃的现代化发展大潮。历经30年的拼搏、30年的探索、30年的开拓，浙江也从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政策优惠的“三无”农业省份转变为“经济大省”、“市场大省”和“个私经济大省”，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一直居于全国前列，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居于全国前列。
站在30年的历史高台上，我们不由地会追问：浙江30年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浙江30年现代化实践是否对已有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浙江30年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是否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现代化地方性知识？假如已经形成这样的现代化地方性知识，那这样的现代化地方性知识是否具有某些共同性和普适性意义？而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就是，现代工业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社会重组与社会结构转型是否只能采取这种或那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从社会最底层的自下而上道路？现代化发展起点是否必然如韦伯所说的家庭与企业分离，还是可以采取家庭与企业相结合？传统的元素是否只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化的过程是否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确立的过程？
这一系列的现代化发展问题正是本项研究的思考背景和逻辑起点，但这样的追问与研究对作者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因为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丰富而伟大的实践很难给出圆满的解读，正像歌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其次，对大量丰富而翔实的田野调查材料存在着一个如何去伪存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追问；最后，就是作者在知识的积累与储备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本项研究是一个历经思想煎熬的痛苦过程，是一个不断质疑、不断否定、不断扬弃的过程。为了回答以上提出的这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了获得历史的真实与学理的真实，本项研究坚持了以下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在研究视角上，作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现代化的理论视角。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它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一种主观建构的形态，虽然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复制，但在掌握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与田野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以后，是可以对历史过程加以描述、认识，并获得较为本真的映象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着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熊彼特说过，社会学家马克思进行工作的手段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他不仅使用巨大的历史图景而且也能使用种种历史细节来说明他的社会见解，他用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的逻辑眼光抓住这些事实。
现代化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以现代工业革命为核心和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广泛运用为重要标志，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全方位的变革和加速发展过程。这种变革和加速发展的结果就是现代社会。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显然，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应包括上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做是经济领域工业化、政治领域民主化、社会领域文明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理性化的互动过程。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这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坚持了“社会事实”的原则及实证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与逻辑演绎相结合。“社会事实”原则要求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迪尔凯姆说，要使事实秩序成为一种审慎的科学，光靠缜密的观察、描述和分类是不够的；用笛卡尔的话说，更加困难的是找到它们如何变成科学的角度：在事实中找到某些能够带来精确性的客观要素，可能的话，还要找到测量这些事实的方法。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存在的前提在于主客体的分离，在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的认定当中，社会是区别于个人的客观实在存在的；并且，这种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按《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的习惯说法，它是“物”。作为物的社会事实，一方面它的存在外在于人的意识，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对个体意识有强制作用，可以为并必须为人们所认识。
本研究对浙江30年现代化发展演进进行逻辑剖析，我们立足于社会实证调查，以获得丰富翔实的田野资料，为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我们将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与文献材料，把这些文献与实证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与研究，归纳特征，进行学理思考。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经验事实与理论演绎相统一，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审视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逻辑演进，提炼30年浙江现代化发展的演进逻辑。我们根据历史演进中的“社会事实”建构理论解读框架，我们努力将实证调查的个案材料、文献资料与理论逻辑演绎相结合，将经验事实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以使我们的研究与阐释吻合于经验事实与逻辑演绎。
本项研究的基本框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以社会转型与变迁为视角，以浙江现代化进程为中轴，以浙江改革开放后30年的现代化实践形式为案例，来探讨现代化和发展的路径。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从现代化理论批判性反思入手，深入分析解读社会化小生产这一浙江现代化的实践形式，探究其演变历程与生产实践形式，揭示其内生的逻辑，讨论其对浙江社会现代转型、创业富民的内在机理，并以浙江现代化的实证个案作为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提出的问题，对浙江现代化的实践形式进行经验性和规律性的分析，以此来逻辑性地阐述浙江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张力，建构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地方性知识。
本项研究的问题笔者已思考很久，但真正把它形成逻辑框架，进行理论提炼和文字表述，还是得益于浙江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规划办，得益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系列研究项目，没有省委宣传部和省规划办领导的支持，没有这一大型研究项目的实施，就不可能拿出或者说不可能现在就拿出这样一部研究报告。同时，这份研究报告的形成，也有赖于课题评审专家的奖掖扶持和严审把关，他们对本课题提出了很多重要而宝贵的意见，使得本项研究能在学理与逻辑层面上比较顺利地进行。本项研究还得到了浙江省社科院领导与科研处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本项研究利用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的大量调研报告，同时，我主持国家课题“经验中国：五十年乡村社会变迁”所作的大量田野调查也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很好基础，我在本项研究中列举了很多“经验中国”课题中我的合作者所获得的田野调研材料，本项研究也可说是“经验中国”课题研究的继续与深化。因此，我要深深感激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同志以及我在做“经验中国”课题时的合作者，是他们的成果充实丰富了我的这项研究。
本项研究还得到了我的同事和研究生的热情襄助，钟其、范晓光分别参与了本研究报告第四、第六章的写作，钟其助理研究员对本报告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为本项研究做了大量技术性工作，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2007级研究生尹鸽同学做了艰苦而细致工作，编写了本研究报告的《大事记》，在此也谨向他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杨建华
2008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