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流传甚广的故事。一名东北女青年给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温州产皮鞋，没料到刚穿了两三天，在结婚筵席上，新郎的皮鞋却开了帮，仔细一瞧，里头塞的全是马粪纸。恼怒之下，小两口把破鞋用邮包寄给了当时的温州市长，质问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红不红脸？其实，市长也有口难言，在市场经济秩序混沌无序的80年代中后期，他经常收到类似邮包。由于缺乏游戏规则的有效规范，全市几千家皮鞋厂与十几万供销员中，生产销售这种早晨穿上、黄昏就破的“晨昏鞋”的不是一家两家、一人两人，你上哪儿管去？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燃起一把大火将5000多双“温州皮鞋”付之一炬，使以“贡鞋”闻名400余年的温州皮鞋蒙受了难言的耻辱！
与温州市区一江之隔的乐清柳市镇，不到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改革开放之初，求富心切的人们为了获取暴利，干起坑人蒙人的勾当来同样是花样百出：比如国家规定，低压电器的触头必须用白银，但柳市人却用白铜替代白银，这样一来，个人的利润虽然增加了30%乃至50%，但低压电器产品的质量、寿命和安全性能却远远低于国家标准。
再比如上千家低压电器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但柳市人为了使自己的伪劣产品有销路，却挂羊头卖狗肉，假冒北京、上海等地知名企业的品牌，人家一检测，产品质量全不合格。
假冒伪劣与欺诈失信固然可以获得一时的富足、得意与快乐，但很快，信用缺失的温州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1989年，有关部门通过对乐清柳市低压电器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企业没有国家颁发的生产低压电器的许可证，产品质量更是低得可怜！1989年，国家有关部分查出伪劣低压电器170多万件，其中大多数来自柳市。这些假冒伪劣的低压电器导致事故频频发生，引起一家煤矿瓦斯爆炸，多人伤亡。199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为温州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事件单独“发文”，并成立了一个由国家7部委联合牵头、地方政府配合、共有200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柳市，展开了全国少有的打假行动。在打假5个月中，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一度车水马龙、商贾云集的柳市镇，倏忽间门庭冷落、一片萧条。位于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2000年前后，连续出现了大量印制冒牌商标、县内市场出售假药等严重事件，严重地影响了全县形象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990年，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了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工厂被查，店铺被封，产品被销毁，合同被作废。与此同时，永嘉虚假广告、苍南假冒商标、瓯北劣质阀门等也频频被媒体曝光。“假冒伪劣＋市容差＝温州”这一某大报的公式标题既在某种程度上固定了外界对温州的看法，也使温州的上上下下压力重重。一时间，温州成了“瘟州”；温州人成了欺诈失信的代名词，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温州货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市场份额急剧下降。聪明过头的温州人终于尝到了自己酿造的“信用缺失”之苦酒。
严酷的现实在教育着人们：依靠假冒伪劣可能获得一时富裕，但绝维持不了长久的繁荣与发展；如果不讲信用，只能是无序与恶性的竞争，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痛定思痛，温州人壮士断臂，毅然决然与失信的昨天告别，开始寻找曾经丢失的信用。
打假治伪，法制先行。在低压电器生产基地柳市镇，打假治劣专项斗争如急风骤雨荡涤大地，1267家电器门市部被查封，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假声中，假冒伪劣产品成了过街老鼠，无处可藏。在印刷业整治重点地区苍南县，半年时间内，捣毁制假窝点201个，取缔无证经营企业396家，查获假冒商标案247起，假冒证据案32起。公安机关还对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刑事拘留115人，逮捕51人。
打击整治是手段，扶持提高才是目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温州信用缺失问题，温州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坚决摒弃把规范市场秩序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一手抓解放思想、立足发展，一手抓整顿秩序、规范管理，于1993年下半年在全国率先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业”战略。信用的基础一是质量，二是品牌。质量是信用的保证，品牌是信用的标志，这两者一表一里，互补互济，缺一不可。当时的温州市政府提出“二次创业”，实施“质量立市”工程，主要抓两件事，一抓基础重点工程，二抓质量系统工程。这一抓就持续了近10年，其间加上了“名牌兴业”，一直持续到2001年。为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策略，六年间，温州市两度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卧薪尝胆、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实施质量工程，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拼搏，使温州的产品质量赶上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国内外市场赢回声誉，重振雄风。
精明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也深刻地意识到诚实信用的重要性，开始了树立维护自身企业形象和整个温州良好社会形象的追求与努力。温州的企业百分之九十是民营企业，盈亏自负，当初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说到底无非也是为了一己之私。然而现在，假冒伪劣的负面影响却将他们逼到能否生存的边缘，既然假冒之路不通，他们就只能转向质量求生存了。这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的，人们之所以遵守道德或者法制，不是因为它们被称为“道德”或“法制”，而是因为它们对人们有利。鹿城区鞋革协会的发起人余阿寿在协会成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370多名同行在倡议书上签字：为了温州声誉，为了长远利益，诚实守信，讲求质量，不做劣质鞋，不赚昧心钱。青年企业家钱金波自创办红蜻蜓鞋业集团起，给自己立下“三诚”规矩，即对员工要真诚，对经销商要真诚，对供应商要真诚。他认为，对员工真诚，能保证产品质量上乘；对经销商真诚，能保证产品出口通.；对供应商真诚，能保证产品原料优良。从表面上看，讲求诚信可能暂时要少赚点钱，但诚信是今天对未来的投资，只要把品牌打响，把企业的形象树立起来，获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就可以把钱加倍赚回来。
就这样，政府的重视、法律的威慑、诚信的感召、利害的权衡，政治、法律、道德、经济等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使“质量立市、名牌兴业”计划很快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界的普遍行动。温州这个昔日的假冒伪劣集散地，如今却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与民营企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被誉为“中国鞋都”、“中国服装名城”、“中国低压电器城”。温州的巨变，充分说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这就是：失信则衰，守信则兴。
温州质量立市的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就全省而言，因诚信缺失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现象还不断地在上演。面对区域竞争压力日益加大，浙江原有的竞争优势却在弱化的现实，浙江党政各界越来越深刻地体认到了信用建设对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如果说在浙江经济比较弱小时，靠这种投机取巧、假冒伪劣一时还能够侥幸赚取几个小钱的话，那么随着浙江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现代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这种“小聪明”带来的机会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如不刹住不讲诚信的歪风，浙江经济必将遭受灭顶之灾。社会共识的形成，为“信用浙江”的提出，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信用浙江”的提出及其建设历程
事实上，在浙江省委提出“信用浙江”之前，浙江在信用建设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的探索和实践。早在1985年，浙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组织开展了“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命名活动，并一直坚持至今。对合同签订好、履行好、管理好、效益好的企业，授予“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称号。通过“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认定活动，规范企业的合同行为，提升企业合同管理水平，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2000-2001年间，为解决合同当事人之间互不信任以及合同履行率较低，合同欺诈比较普遍的问题，浙江工商部门开展了以合同公示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合同信用工程。企业合同信用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合同信用教育、合同行为规范、合同信用指导、合同行为矫正、合同信用公示等五个方面。其中富阳、萧山、绍兴、桐乡、温岭等县市，成效比较明显。如富阳市工商分局率先建立起了以合同公示为主要内容的合同信用工程，实行合同信誉公示，并由此为企业追回历年拖欠款2000多万元。在此基础上，他们紧接着推出了“企业信用公示工程”，将企业全方位地推向社会。仅富阳便为5394家企业建立了“企业信用公示信息库”，同时也为5700多家被吊销歇业的企业建立了“死亡档案”。无论是健在的企业还是“死亡”的企业，其信息档案不仅记载着企业10多年来所获得的各项荣誉，更记录了企业有无制假、漏税、银行不良信用记录、有关司法部门处分等内容。之所以对5700多家被注销或歇业的“企业”进行公示，主要是防止这些“企业”“借尸还魂”在社会上搞信用欺诈。当时《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先后报道了富阳市开展“企业信用公示工程”的情况。富阳、萧山等地的成功实践为建立全省性的企业信用档案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总体上看，全省信用建设还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急需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提高，合力推进浙江信用建设。
据了解，“信用浙江”最早是2001年12月19日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浙江苍南的假冒伪劣事件而提出的。处于浙江南部的苍南，制假售假不法行为屡经打击，2001年底又顶风而上，有抬头蔓延之势。张德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很是气愤，当即批示有关部门“严厉查处”。
2001年12月19日上午，张德江在给省直部门、各地市、县市的负责人作报告时，严厉地点名批评苍南县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行为，告诫参加会议的省市县党政一把手“绝不能让个别地方和个别企业不讲信用的行为损害浙江的声誉；谁砸浙江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要引以为戒，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努力建设‘信用浙江’”。
在2002年初的浙江两会上，浙江省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为“把浙江建设成诚信社会的典范”，建议切实实施“信用浙江”工程，把“诚实守信”的内容充实到浙江精神之中，经过努力，把浙江打造成为全国最有信用的地区，使“诚实守信”成为浙江形象的重要内容。
2002年1月25日，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柴松岳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信用浙江’，进一步发展健全有序的市场体系”，明确提出建设“信用浙江”的战略任务。
2002年6月12日，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正式提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必须把建设‘信用浙江’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善发展环境的重点来抓。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的互促共进，法规、道德、监管三大体系建设的相辅相成，使‘诚实、守信’成为浙江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商业欺诈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行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并将“信用浙江”摆在建设“信用浙江、绿色浙江、数字浙江”的首位。于是，由浙江省委省政府倡导的“信用浙江”决策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实施，浙江大地从此唱响建设“信用浙江”的昂扬旋律。
2002年5月8日，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成立浙江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浙江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成立。当时的常务副省长吕祖善为组长，两位副省长任副组长，各有关厅局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计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