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市场秩序: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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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路径依赖”:信用制度变迁的障碍(7)

浙江深厚的家族文化对浙江信用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浙江人对于金钱、交易、信任等等观念基本上是基于传统家族文化之上的。正如福山分析的那样,华人往往对外人具有强烈不信任感,致使他们偏爱由家人来管理企业,一位企业家打出天下,创业后他把亲戚放在重要的管理职位上,以权威风格治理公司。华人家族虽然很团结,但并不意味内部没有显着的紧张;对外,家族表现得像是坚实的统一阵线,对内,若有任何纷争总是由创办人拿出威严来摆平。由于许多华人企业家都出身贫苦,所以整个家族都愿意辛勤工作,使他们的事业顺利成功;虽然他们也启用外人来担任员工,但是公司财务还是牢牢掌握在家族的手里。在第一代创业者的管理之下,可以使企业欣欣向荣,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费力将家族企业转变成现代化管理的制度,也就是拥有正式的人力部门、科层管理体系,以及权力分散、多重部门的组织形态。这些家族企业还是停留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辐辏体制,组织的各个部门全部向创办人直接报告。“中国式的管理风格经常被人形容为‘人治’,亦即人事决策并非遵循客观的绩效标准,而是根据老板和下属的亲疏关系,即使不是亲戚,也要看私人关系好坏”。创业者百年以后,将企业管理权直接传给自己的子女,华人家族具体地说传到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时候,企业领导人往往失却了创业者的才能和创业精神,企业日幕西山,丧失昔日的辉煌。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历史充分展示了家族文化影响的轨迹。无论哪一个社会,传统的集团都具有将人们凝聚到一起的“力”,任何社会的现代化都应该利用这种“力”。浙江经济发展进程中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利用,对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的家族企业探索现代化的出路有重大启示。家族虽然不是现代社会组织,但是中国人世代被编织在其中,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他的生存方式。中国现代化的阻力来自家族,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也来自家族。由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向现代化的专业化经营转化是中国的企业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就完全是现代化的消极因素,海外华人企业带有家族文化特色的管理成功经验说明个人对家族的忠诚、高度的责任感也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应该重视传统家族文化作为社会组织资源的作用。从人与集团的关系的角度看,我国的传统家族文化中也包含对现代化有利的文化资源。中国没有个人的高度分化以及连接个人的契约基础,因此在中国强调个人主义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社会家、国同构,在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宗族之间缺乏中间社会组织,所以中国传统的组织资源在家和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充分发挥家和国的组织文化作用。

当然,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家族之外的雇员往往不能得到企业的信任和真正重用,不会被吸纳到高级管理阶层,他们自己也缺乏安全感,往往容易跳槽,个人的最终目标总是积累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这已经成为企业规模扩大的最大桎梏。由家族化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过渡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实现这个过渡需要以企业经营者打破血缘信任观念,树立普遍社会信任观念为前提。

(四)利益因素:节约交易成本

利益因素是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一种制度形成之后,会形成某种与现存体制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或路径)有着强烈的需求。人们总是努力去维持和强化现有制度,使它沿着既定轨道持续下去。在经济体制转轨、市场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远远地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计划经济和人治因素在经济生活中依然起作用,关系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重大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利益约束机制很不健全,人们还难以建立普遍的信用关系,人们在与“圈外人”打交道时,不信任感较强,达成某种交换需要更多的讨价还价,因此交易成本较高。而以血缘、亲情、同事熟人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尽管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但在亲缘或“圈子”里产生的信用关系是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它可以缩短人们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节省交易成本。仔细观察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和组织结构、管理,不难发现,在乡镇企业中,家族成员或同乡、朋友等信任关系就是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它对乡镇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成长的意义十分突出。正是这种亲缘或圈子里的高信任度及由此而具有的节省交易成本的利益,使人伦信用在现实社会经济交往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

家族信任之所以在民营企业乃至人际交往中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特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的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可以缩短人们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节省交易成本。就此而言,浙江区域尤具典型性。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效率之所以迅速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隐含着承包责任制可以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而有力地借重于传统家庭亲缘关系的力量,从而有效地利用传统的信任资源。如前所述,这一点在全国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地区都概莫能外,但可以从深受血缘家族文化及其扩展形式影响的浙江区域实践中得到充分地阐明。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像全国一样,浙江各地的传统社区、家族认同被取消,原来的家族和聚落被改造为以“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形式而存在的统一管理的生产和工作单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血缘为原则的聚落内部一体化与互助原则,创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在“大队”和“生产小队”制度下,农民之间更多地是以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而进行交往的,家庭血缘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但是,“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按照“差序格局”理论,在特殊主义文化的信任背景下,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与血缘关系在立体关系网上的远近亲疏和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人们所信任的其他人仍以与自己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家庭成员和各类亲属为主,其中家庭成员得到的信任程度最大。

在人民公社以及“大队”、“生产小队”制度下,既然农民之间更多地是以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而进行交往的,因此,与家庭血缘关系相比,显然存在“信任不足”的问题。而如果人们在交易活动中缺乏信任,他们就必须花费大量资源在度量和监督方面,以防自己受骗上当。但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有效监督的费用必然是非常昂贵的,或者甚至也可以说,有效监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信任不足”问题,显然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农业生产低效率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

与此形成对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借重的是家庭血缘关系的力量,而在特殊主义信任序列中,或者说,在“差序格局”中,家庭处于“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通路上离“己”最切近的位置。毋庸置疑,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己’实体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或自己,而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是从属于家庭的社会个体”。“这样的‘己’,不同于西方的‘自己’,可以描述为‘家我’(family oriented self),它的内外群体界限是相对的。”因此,“以已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排他性。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家族血缘关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正因如此,1982年上半年,在浙江,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春粮、早稻都获得了普遍的增产,农村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联产比不联产好,包产到户比包产到组好”。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无疑具有更高程度的信任。由“亲”而信的人际关系模式即亲缘关系,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信任的担保作用。家庭经济中存在着科尔内所说的保护性“父爱主义”。在家庭资源配置中,主要不是依靠供求关系、法律制度或行政命令,而是依靠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伦理规范等因素的作用,其中家庭伦理、亲情人情等规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家庭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被固定在由家庭和亲属联结的关系网络上,“人们基本的行为模式是相互依赖,即在亲属关系网络中,别人依赖他,他也同样依赖别人。每个人都十分明确对被赋予的东西要回报(尽管回报的时间或许很迟)”。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互利”在家庭经济中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正像“追求利润”在市场上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那样重要。在市场上,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进行竞争,追求自身利益,而在家庭经济中,家庭成员对外竞争,对内采取互惠互利的利他主义原则,追求共同的利益。因此,在家庭成员之间,甚至在其他的亲属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个相互信任的、互惠互利的“保护性”网络。在家庭这一基于血缘的特殊关系的交换和组织中,成员之间具有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有了这种信任关系,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减少组织内部的“搭便车”行为,花费在度量和监督方面的资源就可以大大节省,讨价还价和扯皮的成本就可以大大地降低。

家族信任不仅是家庭联产承包制高效的重要原因,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浙江民营企业成长的逻辑起点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建立在家庭劳动基础上的工业之所以重新焕发生机并且自然地演进为现代工业企业应该是有其自身的特定优势的。家庭工业组织的体制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实现了利益内部化。

第一,家族信任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本和经营者三个要素以家庭为界限,高度凝聚于家庭或家族内部。因为家族企业的血缘关系造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奋斗精神,与其他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更具凝聚力。特别是在创业时期,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地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引人注目的“温州模式”,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农民自己投资、自己创业,组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工业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以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