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于不同的初始特征和内外部条件，内源经济开放转型的路径选择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浙江省内源主导的开放转型，在路径选择上主要选择了一条顺比较优势的“倒逼型”开放路径。这是内源主导型开放的根本特征。本章将比较不同的开放路径及其决定因素，以期进一步讨论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模式形成的一般性因素。
一、开放转型的基本路径与约束条件
（一）内源经济开放转型的三条基本路径
一般而言，内源式民营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至少存在三条可能的路径。
（1）由企业层面启动的国际化，即由企业要素投入的开放推动生产过程的开放进而实现市场的开放。它是顺价值流向而实施的开放，因此又可以称为“顺推型”开放。具体地说又分为两条途径：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控制相应的人力资源等组织要素的投入，且使得生产加工体系进入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二是外资进入本国企业，改造企业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使企业进而进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分工协作体系。“顺推型”开放路径的起点是企业在股权和治理结构上的开放，形成要素投入多元的国际型企业，由此“顺理成章”的推动企业在生产和市场过程上的国际化。这一开放型道路最为典型的是广东地区的民营企业。依靠区域的开放和大量的外资投入，民营企业大都首先形成开放型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进而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走出口加工型工业化道路。
（2）由市场层面启动的国际化，即由市场开放和国际化起步，推动生产过程的国际化，逐渐融入全球分工协作生产体系，进而通过外资的引进嫁接改造企业股权体系和治理结构，完成要素投入的国际化。市场层面启动的国际化恰与企业层面启动的国际化相反，是逆价值流向的开放，因此又可以称为“倒逼型”开放。这一开放的过程肇始于民营经济国际贸易的展开。通过国际贸易逐渐加入全球大型企业的分工协作生产体系，并且通过国际大型企业的产品品质审查，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水平。企业生产体系的开放进而带动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治理结构的变革，通过与国际下游企业的合资合作达到生产体系、治理结构和投融资过程的全面改造，从而形成开放型经济。
（3）由分工层面启动的国际化，即由生产过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施开放开始，进而推动市场的国际化，并“倒逼”企业投入要素的开放。它是由价值链的中间开始开放，向两端延伸的开放过程，因此可称为“扩散型”开放。
这一类型的开放首先是企业在国际大型企业的采购或者OEM体系率先加入全球性的生产分工协作体系，推动产品销售的国际化，并通过企业内部技术与管理过程的改造逐步实现企业治理过程的开放进而投融资体系的开放。
20世纪90年代，苏南的集体企业利用其相对雄厚的技术实力，逐步加入到国际性的生产分工协作体系，依托企业生产分工体系的国际化，不仅推动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吸引大量的外资参与企业投融资体系，完成企业改造，形成开放型经济。
三条路径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初始条件。一般而言，“顺推型”的开放在转型的初始阶段就依赖于大量外资的介入，因此外资的大力引进是其必不可少的前提。“倒逼型”的转型过程要求企业具有强大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依靠国际贸易推动生产过程和技术的改造，进而推动治理结构和投融资体系的转型。而“扩散型”的转型过程要求企业首先加入国际性的生产分工链，这势必要求企业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以及地区的产业特征必须符合这一分工过程。
（二）路径选择的约束条件分析
路径选择受到约束条件的限制，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路径选择。我们根据浙江、苏南和广东的经济发展经验，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来加以分析，发现区际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以下几个现象：（1）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总额受到该地区或国家一时期产品总额的约束；（2）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存在对GDP的边际效用递减趋势；（3）地区在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之间的选择服从一定的规律。
1．基于交易成本的区际与国际贸易
从这一个前提出发，我们假设地区产品的销售市场主要由区际和国际市场组成，不考虑小的消费，则可以构造如下均衡模型。
2．均衡的动态发展
一个固定时间上的点均衡分析之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一地区在时间序列上动态变化该均衡的方式。
一个地区的动态均衡点应该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形状。这里只有交易成本率Cx和Cy起作用，考察它的变化可以有效地确定U的形状变化，进而可以找出均衡点的变化路径。我们以前面提到的U1和U2进行共同分析。假设两者最初源自同一效用线U，由于某种外生原因，在初期经过对交易成本的权衡，各自选择了两者经济发展方向，即U1偏向于国际贸易，U2偏向于区际贸易（一种超边际的决策，与均衡无关）。由于偏向性会导致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加强，从而在开始的一定时期内，会出现马太效应，即Cx2和Cy1进一步下降，这种变化所造成的结果是U1偏向Y轴、U2偏向X轴的一边会变得更加陡峭，从而使均衡点分别向两边分离。如果这时Cy2和Cx1还是没有显着性的降低，那么这种分离是发散的，最终会出现两种极端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完全国际贸易（如中国香港、新加坡等都市经济），或者完全区际贸易。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种现象不太经常发生，原因在于随着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政策也会随之趋同；另外，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因地理区位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差异降低。所以，外生的交易成本率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降低，地区间的差异也会减少。根据经验，交易成本率差距会有一种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根据这一变化，可以得到不同于前面的均衡点轨迹。在c 点，交易成本率差距达到最大，此时也是两条包络线分离程度最大的时候。由于交易成本率差距的减少，包络线开始出现合拢。在d 点，交易成本差距率减至0，包络线完全合拢。由a到d，GDP大大提高，同时交易成本率会有一定的降低。
3．基本模式与约束条件差异的解释
关于交易成本的问题，国际贸易方面，国内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的主要有国家政策和地理区位。而往区际贸易方面，一般认为拥有独立的利益体和发达的市场是区际贸易得以进行的前提，其作用主要是影响在交易成本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政策倾斜于广东，广东不仅率先实现财务包干，并且设立经济特区，与香港的经济交往更是放低门槛，故早期广东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要远小于浙江；另一方面，浙江由于受国家计划经济影响较小，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较早发展，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对地方企业干预市场采取放松管制的态度，加上浙江由于资源贫乏，地方文化倾向于重商主义，在历史上积累了许多的经商经验和商贸渠道。从这一层面上来看，浙江在区际贸易上的交易成本要小于广东。所以，可以近似的以U1代表广东，而以U2代表浙江。该均衡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似的GDP增长曲线下，广东会偏向于国际贸易，而浙江则偏向于区际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广东和苏南都面临着两种发展方向的选择，在图4‐3中即表现在a 点，此时的GDP效用曲线是一致的。这一点，从1978-1980年的GDP总量和外贸依存度的相似上可以得到验证。由于考虑交易成本的差异，三者的发展趋势开始出现分离，直到90年代中期，三个区域的人均GDP均达到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广东进出口总额超过GDP总量，而浙江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却不到50%，以至于形成了两种发展模式，此时在图4‐3上可以表现为c1和c2点。90年代末，全国经济普遍增长较快，东部其他省份和中西部地区开始参与竞争，国家外贸控制权不断下放，同时国内市场对技术和品牌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广东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外贸优势，但是借助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与香港地区相邻的区位优势，以及积累的技术和地方品牌，使得其在区际贸易上出现了一定的优势；而同时浙江在区域内贸易中形成的地区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积累的民间资本，使之在国家外贸政策放开的情况下，国际贸易逐渐发展壮大。
至于国内理论界讨论较多的这两种模式是否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结果。
根据前面的模型，只有在两地的交易成本率相同的时候才会出现，而交易成本率变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地理区位、政策、要素禀赋、人力资源、经济基础、企业家素质等。
二、“顺推型”的广东路径
（一）“顺推型”广东路径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广东经济的开放始于企业层面，它是顺价值流向而实施的开放，因此又可以称为“顺推型”开放。“顺推型”的广东路径一般发展路径为先从资本引进开始，由于外商投资的大量引入，从而这些外资会推动产业分工的进展。
产业的分工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些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往往占到广东总出口的大部分。依靠区域的开放和大量的外资投入，广东的民营企业大都首先形成开放型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进而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走出口加工型工业化道路。
广东在引进外资方面启动最早，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定数量，到90年代三个省份引资都有所加强，广东的引资启动也是最快和最多的，这从一方面论证了本章的观点，即广东的经济发展、出口和经济开放，在某种意义上符合“顺推型”的模式，即先从资本引进开始，由于外商投资的大量引入，从而这些外资会推动产业分工的进展。
而江苏则是在9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末才开始大量的以台资为代表的外商直接投资。浙江的情况比较特殊，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没有特别的发达起来。
通过这三者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的环境下，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大，特别是深圳等城市临近香港，大量的港商以及相互贸易，大大地推动了早期广东的经济起飞。由于这些特点，使得广东最早在股权和治理结构上开放，形成要素投入多元的国际性企业，顺理成章地推动企业在生产和市场过程上的国际化。这一开放路径在国内最为典型的就是广东地区的民营企业，依靠区域的开放和大量的外资投入，大都首先形成开放型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进而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走出口加工型工业化道路（史晋川，2005）。
（二）“顺推型”广东路径的主要特征
1．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贸易方式结构
通过表4‐2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的加工贸易一直占贸易总额的70%以上，几乎是一般贸易的3倍。
订第一份毛纺织品来料加工协议，自此揭开了我国波澜壮阔的加工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时期的加工贸易只存在于毗邻港、澳的地区，且规模都不大。
由于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与对外经济贸易有着密切联系的加工贸易行业发展并不迅速。据统计，1979年广东在利用外资方面签订项目仅1642个，实际外资9143万美元；而到198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绩效已见到端倪。仅仅这一年，签订项目5048个．实际利用外资21419万美元，比1979年分别实现了2.07与1.34倍的增长。1984年，增加到17452个项目、利用外资64379万美元，两者是1979年的10.63倍和7.04倍。这一时期的年均工缴费收入为1.1亿美元，主要是加工出口服装、鞋、箱包等低附加值产品。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大大刺激了外资引入与内资的大力投资。
（2）1985-1989年的蓬勃发展时期。此期间，广东省各地广泛开展了加工贸易，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单就工业制成品而言，1987年的进出口总值为187.45亿美元，到了1989年，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总值上升到316.13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了34.3个百分点；加工装配项目有18199宗，加工费用达7.92亿美元，出口值6.4亿美元。
（3）1990年至今的稳定发展时期。这时期加工贸易的规模继续扩大，表现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增长。1990年，进出口总额仅为287.69亿美元。而1995年，已经上升到746.69亿美元。增长了约1.6倍。2000年进出口总额为1209.51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3.2倍。从2000到2006年，进出口总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其平均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前几年的平均增幅。
2006年进出口总额达35l1.77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2302.26亿美元，增幅达1.9倍。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加工贸易的经营主体。其出口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到2005年为止，广东省加工贸易企业已有7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