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对当代世界经济做一特征描述，可能难以找到统一的答案，但是开放和全球化必定是其中的基本特征。的确，在过去的300多年里，人类社会因为开放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推动了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几乎可以说创造了超过中国5000年历史的物质文明。而浙江，一个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的资源小省，在30年开放浪潮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走在了全国前列。因此，对浙江省30年的开放历程作一具有学理性的总结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浙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6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Thomas Mun在为其公司的扩张业务争辩中写道，“增加我们财富和金银的通畅办法就是对外贸易”（ThomasMun，1664），从而开启了大英帝国近300年的开放兴盛史。而在此前不久，大明王朝迎来了其在中国统治的最后一个皇帝。这个王朝的宪法上赫然写着“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封闭的贸易政策终将这个庞大的王朝逼上内外交困的绝路。200多年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终于胁迫着这个国度走上了开放的道路。但是，这次迟到的开放却伴随着屈辱和掠夺。而在30年前，这个有着全球1／5人口的大国又一次敞开大门，融入全球经济社会的开放浪潮之中。
开放在我们的近代和当代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是因为我们的开放走在全球的前列，也不是因为我们熟悉于开放的进程，而是因为开放是我们史无前例的尝试，是一次积极的、主动的尝试。
浙江，这个自然资源缺乏、人多地少的省份，30年前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后列，既没有国家主导工业化条件下的大规模工业基础，也缺乏发达的交通条件。但是经过30年的开放发展，浙江成长为全国最发达的省域经济体之一，大部分经济指标均处于全国前列。同时，浙江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2004年，在IMD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浙江的国际竞争力在世界60个经济体（包括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9位，体现了浙江在竞争优势获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浙江省的外贸进出口额从30年前（1978年）的0.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768.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4.6%。
为什么在开放的环境下，浙江省经济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浙江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的业绩和活力的动力源何在？开放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或者说这一快速的经济成长伴随着怎样的开放过程？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本书正是试图从对外开放的视角对浙江的发展“故事”进行解读。
我们将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的经济发展和开放历程进行详细、深入的梳理，试图着手以下工作：
（1）浙江省改革开放30年中经济开放是如何实施的？主要在开放的初始条件、推动力量、演进路径、演进机制、开放成效、存在问题等各个层面探讨浙江省开放的历程，并试图审视这一开放历程的独特性，提炼出其显着的、代表性的特征。同时对这些特征加以总括，提出浙江开放的模式特征。
（2）通过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深入探讨这一模式与其他模式的根本性差异，及这种差异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并探讨其理论层面的含义。
（3）这一模式在内涵与外延上的演进特征，对经济体本身所带来的效应，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4）在理论层面探讨浙江开放所具备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以及对封闭地区走向开放的可能路径和进程的借鉴意义。
二、基本概念界定
（一）区域开放
1．“开放”的概念界定
“开放”（open）原意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也可引申为不加限制的状态或者态度。区域经济开放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种进程，即区域经济主体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限制不断放松的过程，这里经济主体既包括经济体内部的，也包括经济体外部的，经济活动也同时包含经济体内部和外部。二是上述进程推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状态，即区域经济开放的程度，一般是这种进程推进到一定的阶段所达到的状态。
开放的对立面是封闭（close），封闭与开放实际上并不仅仅源于区域当局的强制举措，也有可能源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封闭和开放的交织作用实际上可以贯穿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开放意味着交流（communicate）和交换（exchange），这种交流和交换是依赖于特定的制度、技术和文化条件的。
当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封闭是必然的。虽然开放带来福利和进步，但是也同时蕴藏争夺与战争，因此可能受到权力当局的强制限制。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经历了封闭-开放-封闭-开放的反复历程。
在经济学的视野里，开放意味着更大范围内的交易，即市场范围的扩大。
这里的市场并不是狭义的产品市场，还包括要素、资本等各种可能发生交易的市场。因此，经济学给出的逻辑是，只要有交易，就存在开放，当然也存在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学视野里，开放等同于市场，开放的进程等同于市场化的进程，开放范围的扩大就是市场范围的扩大。
但是，经济学中所指的交易，既包括微观的，也包括中观和宏观的。对于个别微观的交易，自然难以称之为开放，充其量是个体的开放。我们所指的开放，更多的是指具有总和性的，即是对相对规模的个体观察和总和的结果。
因此，开放更多存在于中观和宏观层面，而市场同时还包括微观层面，尽管开放也实实在在地作用于微观的行为。
由此，开放的程度也就意味着交易所能企及的水平。这取决于交易所能获得的利益与为之付出的成本之间的衡量。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交融有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从而有助于提升开放的程度。
对于区域而言，开放即是区域内部经济体个体参与的结果，也是区域管制当局主动实施的结果。因为开放存在外部性，开放的技术并不是个人的专利，开放的市场也是区域共享的。因此，开放是一个政府可介入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16至18世纪，西方的航海和贸易都能得到政府的大力资助。
由此，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开放是一个内外互动和社会与政府互动的进程，这个进程推动了各个层面交易范围的扩大，进而市场范围的扩大。
2．开放的内容和层次
从大的方面说，开放包括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文化的开放。经济的开放是动力，解决的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和福利提高的问题。社会的开放是主体，一个社会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包括人际的交往和交流，这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体现。文化的开放是结果，人类的开放最终促成文化的融合，区域性和种族性特征的交互共融，形成更为紧密的文化共同体。
（1）从经济开放的层面而言，主要包括：
①贸易。这是经济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导了人类绝大部分的开放历史。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相当。远程贸易的发展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之一。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有大有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纯粹的封闭经济从未出现过。区域之间的贸易和区域内部的贸易均是开放的体现。贸易成本的高低也体现了开放的程度。
②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自由就业。人在经济中的功能具有双重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要素。作为消费者，选择不同的区域消费，从而促进个体福利的均衡化是开放的重要标志；作为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就业，又促成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因此，人口迁徙的自由程度是经济开放程度的体现，不管是内部的迁徙还是内外的迁徙。
③资本流动和结算自由化。资本流动和结算是开放的高级形式，其自由化是以贸易和人口流动为前提的。没有贸易和人口流动，就谈不上资本流动和结算自由化。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离岸金融市场的蓬勃兴起造就了一批高度开放的区域和城市，这些区域和城市大都是区域性的或者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2）从区域开放的空间层面上看，可以区分为：
①区内开放（intra‐regional opening）是区域内部市场化和一体化，主要解决的是区域内部交易体系的完善和成本降低的问题，使得区域经济体内部的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②区际开放（inter‐regional opening）是区域之间的市场交易可达性和便利性的提升过程。在外延上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达性提高，产品、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障碍不断减低，区域性制度和政策趋于一致等。
③国际开放（international opening）是国家之间的市场交易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进程。在外延上主要体现为国际贸易规模上升、跨国投资规模扩大、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货币兑换的自由度提高等。
（二）开放模式
1．“模式”与“开放模式”
模式（model）原指事物的标准样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称的模式一般指具有某种典型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或者变革的方式（method）、路径（path）、进程（course）或者状态（status）。它是对复杂的实体（entity）或过程（process）的某种假设性概括，既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动态过程，也指相对静态的某种状态。在现有文献中很难找到关于“模式”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尽管在大量的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中使用这个概念。不过经济社会发展现象或者过程被冠以“模式”这一称谓的，大致都具备以下基本要素：
（1）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现象或过程必须具有某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征，或者即使具备，也远远不如该地区显得有代表性和显着性。也就是说，模式必须具备代表性（representative）和显着性（distinguishable）的特征。
（2）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现象或者过程必须具有稳定性（steady）。也就是说这种特征必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存续，而不是迅速地消亡或者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3）模式的概括必须是高度简洁的（compendious），而不是难以表述的。
换句话说，被称为某种模式的区域经济社会现象或过程的概括，必须是体现核心特征的简洁性理论假说。
例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的多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着名的“温州模式”，有学者将其核心特征概括为“市场化＋民营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史晋川等，2004）。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模式概括的一个基本分歧是，到底是立足于经济社会现象的状态本身还是变革的过程。前者意味着模式是一种静态（或者相对静态）的描述，即对区域经济社会的某个（些）领域所发生的具有典型性事件的特征的简洁性概括。后者强调区域经济社会某个（些）领域变革的独特路径或过程，侧重于动态过程的描述。如对“温州模式”的描述，有学者就将其核心特征概括为“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1984）。
立足于静态还是动态过程来描述模式特征，取决于“模式”本身的典型性体现在何处，或者说，代表性或可能的借鉴意义在哪个层面被更加丰满地体现出来。如果是经济社会某个（些）领域的某种状态是极具特色的，则对状态特征的描述可以成为模式核心内涵的有效概括，反之，如果是达到某种（些）状态的路径和过程更具特色，则模式核心内涵的描述应该侧重于路径描述。
按照上述的理解，一个区域的开放模式（opening model）也应该包括状态特征和路径特征。所谓开放模式的状态特征，是指一个区域或者经济体与区域外界的经济体发生交易（transaction）和交流（communication）（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的形式、程度。例如用“两头在外”描述一个地区生产的原材料和销售的市场都在经济体外部的生产贸易模式。而开放模式的路径特征则是指，一个区域或经济体实现从封闭到对外交易和交流过程的程序、路径和过程等。例如用“进口替代”描述一个经济体通过政府特定的产业政策鼓励进口产品的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减少对外部相关产品市场的依赖的开放模式。
2．开放模式的可能性
一个区域的开放是否具备“模式”的所有要素，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一国给定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路径下，一个次区域能否呈现其独特性？特别是以国际开放为主导的对外开放，其政策上的自主权受到国家宏观层面的统一控制，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或状态的独特性是否能得以充分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差距和差异明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分权化、民营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尽管这三个过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分权化为区域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特性提供了空间。
换句话说，分权化过程使得地方行政当局有足够的动力和权力按照区域发展的差异制定差异性的发展目标、策略，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状态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