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源主导型开放是基于浙江省特定区域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和政策环境下的开放路径选择。这个路径选择的主体是内源式民营经济，因此其选择路径的绩效具有特定约束条件下最优的特征。但是，不可否认，内源主导型开放同样存在绩效上的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既有企业主体自身的选择行为所致，也有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所致。本章将分析其中主要的困境，以期为今后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绩效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依据。
一、产品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分离
开放和国际化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既包括市场销售开放即产品的国际化，也包括企业经营管理和产权资本的国际化。正如前述所论，一般而言，不同层面的开放尽管可能存在前后次序的差异，但是作为开放的进程而言，全方位的开放是企业和经济体走向开放的重要体现。而某些层面开放的滞后，可能会阻碍开放的整体进程，也可能会导致单层面开放的各种负面效应的累积和恶化。
（一）作为整体的开放进程
整体的开放进程是市场效率的体现。例如，主流的经济学认为，依托于比较优势的商品贸易可以促进贸易各方的福利提高。但是如果商品贸易的费用（如运输成本）的上升，则可以通过要素流动来达成贸易的剩余。
这便是着名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开放总能促成效率的提升，因为开放本身就是各种要素分散追求更大收益的过程，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总是帕累托有效的。至于具体在什么层面和领域的开放则取决于开放的成本问题。具体地说，开放的利益取向是推进开放的恒久动力，而实际的开放将首先发生在最低成本的领域。而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另一些层面的开放成本将变得更低，于是就出现了开放的阶段转换。
在开放进程的初始阶段，市场层面的开放成本低于其他层面的开放，于是开放首先发生于市场层面，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尽管所有层面的开放成本都会因为开放进程的推进而降低，但是降低的速度是不同的。如果生产层面的开放成本降低的速度更快，则可能出现生产层面的开放成本低于市场层面的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开放进程中的阶段转换。同样的阶段转换发生在要素层面的开放成本低于生产层面的开放成本。
不同的成本关系构成了不同的开放路径。
从逻辑上说，不同的层面的开放在不同的开放进程阶段具有不同的成本优势。尽管具体的阶段顺序取决于区域经济体的内外部特征，但是，在不存在外部制度约束的情况下，阶段的转换总是存在的。
例如，在“顺推型”的开放进程中，起初由于要素层面的开放具有成本优势，从而首先在该层面形成开放。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外部管理制度、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扩散使得企业在生产领域的开放，即生产链的细化和参与开放性的全球分工协作生产体系变得有利可图。但是在要素层面开放未有效推进之前，生产领域的这种开放优势并不存在。优势的活动依赖于要素层面开放所积累或者溢出的企业生产管理能力和技术开放能力。同样的，生产领域的开放和由此扩大的生产能力将使得市场的开放变得有利可图。
因为，此时所获得的技术和生产优势得到了更为显着的体现。
在这个过程中，纯粹市场层面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的起初可能并不存在。
但是要素层面的开放和进而推进的生产层面的开放，使得生产技术获得巨大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层面的比较优势是后发获得的。
而对于“中间扩散型”的开放进程而言，起初可能在要素和市场层面的开放不存在成本的优势。而生产技术方面由于某些外生的原因，如国家的科研投入，对国有企业集中地区的设备投入等，具有一定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技术层面的开放变得有利可图，而且作为经济体的外部经济主体，也企图在生产技术层面进行开放与合作。典型的例子如印度的软件业，其开放主要发生在生产技术领域，而市场销售和要素领域的开放则是随后发生的。
生产技术层面的开放向两头延伸的机制也比较简单，生产技术比较优势的形成必定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构筑生产的比较优势。在此情况下，市场层面的开放自然形成。因为产品本身的比较优势，便比较方便地朝着市场扩张的方向迈进。而对于技术层面的开放而言，相应的管理制度的改进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跟进似乎是保证技术层面深入开放的关键。一般而言，跨国公司与本土公司的技术合作的深入往往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开放，主要是股权的开放。
对于“倒逼型”的开放进程而言，起初在市场层面的开放极具拓展能力，从而促进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但是对于进入高端市场而言，已有的技术往往难以支撑新的市场扩张，在此情况下，市场进入的竞争会逼迫企业开放生产技术领域，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并进而得以进入高端市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提升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但是总体上，通过生产技术领域的开放能更快地适应市场规模扩大的形势要求。而技术领域的开放也会带动企业治理结构的开放和完善。
因此，从总体上说，不管开放的初始点在何处，全方位的开放应该是有效率的开放，或者说是开放的稳定形态和有效率的形态。达到开放的稳定形态只有路径的差异，而没有最终形式的差异。但是，经济体达到全方位开放进程的速度，往往会影响经济体开放的绩效表现。特别是一个阶段的开放进程不能及时地转换至另一个阶段，则可能会给经济体的内生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
例如，“顺推型”的开放进程，如果要素领域的开放不能及时过渡到生产和技术领域的开放，则开放利润就较少，而外部资本会分享本地产业发展的利润，或者说是分割本地的市场，但却无法促进本土生产技术水平的相应提高。
对于“中间扩散型”开放进程而言，如果生产技术领域的开放不能及时过渡到要素领域的开放，则先进生产技术与落后治理结构之间的矛盾将严重影响到技术效应的发挥。同样的，如果生产技术领域的开放不能及时过渡到市场领域的开放，则市场规模难以有效扩大，也会影响到技术效应的发挥。
对于“倒逼型”开放进程而言，如果市场领域的开放不能及时过渡到生产技术领域的开放，则一方面生产只能停留在低技术领域，难以获得高附加值，不利于本土企业的积累；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落后也制约了市场在高端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从而将市场锁定在低端，形成“低水平陷阱”。
（二）产品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的分离
浙江“倒逼型”的开放进程，尽管在市场开放进程中取得了良好的绩效，但是必须看到，市场开放并没有有效地实现向生产技术领域和要素领域的开放，其集中的表现就是产品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的分离。
产品国际化就是产品销售市场的国际化，可用外贸出口额这个指标来代表。从统计数据上看，突出表现在外贸出口和外商投资的高度不对称。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外贸出口额为5240万美元（1978年），与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为1.76%。但是，到了2006年，浙江省的外贸出口总额达到1008.94亿美元，与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为151.03%，内外贸之比超过1.5。也就是说，浙江省每生产5件产品，有超过3件是销往国内的。这说明浙江省企业的产品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从全国的平均水平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的外贸出口总额为167.6亿元（1978年），与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为10.75%。到了2006年，全国外贸出口总额达到9689亿美元，与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为101.09%。这说明浙江省企业的产品国际化速度远远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通过时间序列图我们还可以发现，浙江省的内外贸之比与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发生时间在1999年，正是浙江省外贸出口大幅度增加的时期，也是企业从区际开放走向国际开放的阶段转换之际。
注：内外贸比由出口总额与国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计算所得。
资料来源：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
在这个阶段转换过程中，产品从区际化走向国际化的进程应该说是相当迅速的。这主要得益于浙江省企业的高市场拓展能力和低生产成本优势。
但是，与产品国际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并非如此迅速，或者说是滞后于产品国际化的进程，这突出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偏低。
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首先，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就是国际性企业要素流入的标志。外资企业进行跨国界的投资，本身就表明了这些企业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而大量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前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是跨国公司，尤其集中在全球前500强企业手中的跨国投资。这些投资带来的相关企业的分支机构或合资机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企业构成。其次，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地企业的合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本地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使得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更加与国际接轨，并进而使得企业的发展视野更具全球性，企业的市场范围更为扩大，企业的产品生产技术更是得到提升。再次，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将推动本地企业的升级改造，加速国际化进程。在引进外商投资过程中引进的不仅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这些管理和生产技术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和生产技术，将有助于快速优化其治理结构和提升产品生产技术水平，加快国际化进程。
但是，在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长期以来增长十分缓慢。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0.47%，而同期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26%。这个比重是相当低的。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上升。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1994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高飙升到17.08%，而同期浙江省仅为9.8%，而之后也一直未超过这一水平。作为沿海开放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相当少见的，因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直到2003年，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幅度上升，而是与全国的政府投资规模大幅度上升和浙江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下降有关。总体上说，即使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但在沿海省份中仍然处于落后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不高的直接结果是，浙江省的企业仍然主要依靠产品的销售来推动国际化，但是这个进程是十分缓慢和艰难的。强大的市场开拓是以低成本为前提的，而在国际竞争中，低成本的市场扩展招致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而企业国际化与产品国际化的分离使得大部分以外贸销售为主的企业根本无法获得国际视野，难以提升产品生产技术水平和市场层次。这是内源主导开放所面临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二、潜在市场势力与现实市场势力背离
（一）市场势力：概念及理论
微观经济学假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MC）等于边际收益（M R）的水平，但事实上，企业的这种定价能力与具体的市场结构有关。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价格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竞争性企业接受所给定的价格，调整其产出直到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因此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没有定价能力；而垄断区别于竞争性市场的两个主要特征是：存在唯一的供应者以及进入受到阻碍。第1个条件使垄断者没有竞争的顾虑；第2个条件使垄断者较少考虑或者不考虑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刘志彪、石奇，2003）。因此垄断企业具有完全的定价权，可以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确定产量和价格以获取最大利润。但上述两种市场模型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实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是介于这两种市场结构之间的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中，由于不同企业生产的产品之间存在着差别，因此各个企业可以凭借产品差别特点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从而获取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差额。但由于垄断竞争企业生产的产品相互之间替代弹性较大，因而其市场势力有限；而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少数几个大企业控制着市场，企业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选择自己的产量及价格，寡头定价高于完全竞争价格，但低于垄断价格。由于寡头垄断产业中的企业数量较少，企业行为的互相影响较大，因此寡头企业的市场势力大小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所谓市场势力（Market Power），有时也称为垄断势力（Monopoly Power），是指企业在竞争水平（边际成本）之上确定对自己有利的价格的能力，通常用企业的相对价格加成能力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