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浙江内源主导型开放的阶段划分
如果以直观的市场开放范围为线索，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省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迅速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不足47亿，增加到2006年的5325亿。但是，在改革之初，这种上升势头并不是十分强劲。这实际上是与浙江省市场开放的结构密切相关的。如果将所有的零售贸易按地域加以划分，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交易更多的是发生在县域内部，而城市的交易也是在逐步增加。一般而言，城市更多的承载了区际贸易的功能，而乡镇则主要承载区内贸易的功能。在1990年之前，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而市场范围的限制也直接制约了交易规模的扩大。这种情况随着市域层次交易比重的上升而迅速改观。
另一个方面，从浙江省的货运量来看，公路货运量在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显着的增加，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一个显着的上升，之后经历了三个显着的阶段性上升，分别是1985-1991年，1991-1997年，1998-2006年。公路货运量的阶段性上升也对应了交易（贸易）范围的阶段性拓展。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范围局限在区域内部（主要是县域内部），公路运输量十分有限，因为公路运输主要针对长途运输，短途货物运输一般不做统计。而随着市场范围的迅速扩大，公路货物运输量也快速增长。
按照上述关于市场范围扩展的线索，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内源主导型开放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区内开放阶段（1978-1985年）、区际开放阶段（1986-1997年）和国际开放阶段（1998年开始）。
1．区内开放阶段
浙江省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的情况是：中央投资建设的工业项目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缓慢；地区生产水平和人均生产水平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区域内除港口条件较好之外，自然资源缺乏，交通条件相当落后。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存在着两条基本的分歧路径，即体外循环和体内循环。所谓体内循环是指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在区域相对封闭的体系内完成，由此要求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都布有相应的产业，不仅是消费品生产，还包括原材料、能源、机械等生产资料和中间品，都在区域内部生产消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而体外循环则不然，指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循环过程是在区域外完成的，并不要求本区域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而是通过与区域外的对流循环，支撑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史晋川等，2007）。
从开放的角度而言，体内循环的本质就是实现区内开放，而体外循环的本质就是实现区际开放或者国际开放。
作为地处东南沿海的资源小省，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时期，浙江省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以农业为基础，同时适当发展为省内服务的地方工业（马洪、房维中，1991）。从“二五”时期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省进一步强化了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产业发展战略。前后分别提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基本建成浙江省比较独立的‘小而全’的经济体系”等产业发展战略，形成了立足省内资源，走内向循环的经济发展道路（马洪、房维中，1991）。这种体内循环的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得以延续。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使得地方政府在省域范围内具有更大的政策自主权；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合法化使得交易迅速扩大。但是，区际的交易壁垒仍然是相当严重的。
这种背景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区内开放的进程。
区内开放主要体现在：（1）在市场维度，地方性的集贸市场和专业市场开始出现。突出的特征是乡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比重在50%左右。曾经对浙江省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类专业市场在这一时期纷纷出现，这些专业市场仍然具有原发性和雏形特征。其辐射半径一般仅限于市域范围，大部分是县域甚至乡镇范围。（2）在生产和技术维度，家庭工业迅速兴起，家家户户生产成为一些地区相当普遍的现象。简单的区域内专业化分工体系开始形成。
（3）在资本投入维度，主要依靠自身积累为主投入生产资本，区域内民间融资开始活跃，但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非常有限。
这一阶段，区域内开放的程度也在不断地推进，主要体现在地方性的集贸市场和专业市场辐射范围迅速扩大，一些专业市场开始集中了浙江省某类商品交易的绝大部分。例如温州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十大专业市场，已经具有相当广的辐射范围。
然而，尽管这一阶段少数的市场辐射已经超越区域的范围，就主体而言，仍然是在区域范围之内。而且，在劳动力投入上，由于生产规模的有限加之宏观政策环境的限制，跨区域的劳动力流动基本没有发生，家庭内部雇工和地域范围内的劳动力流动支撑了生产规模的扩大。
区内开放既是内源开放的自然阶段，也是由当时特定的宏观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由于商品经济被限定在比较小的地域和产业范围，使得工业化初期的产品大都局限于基本的日用商品，这些商品主要以满足地方市场需求为目标；而扩大化的销售不仅受到市场区域分割的限制，同时也受到生产能力（主要是雇工和资本投入）的限制。但是区内开放成功地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也促进了内源型市场主体的发生和成长。一大批针对区内市场的家庭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不断产生和发展。
2．区际开放阶段
体内循环所导致的困难和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渐为人们所意识到，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工业遍地开花，但是规模和水平没有相应提升。围绕低档消费品的产业迅速发展，其他产业没有相应成长。
是否放弃体内循环的产业发展战略，当时存在质疑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的体内循环产业发展战略存在一些问题，但关键在于国家财税投资体制的不平衡。实施体内循环的产业发展战略，有助于减少浙江经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实现浙江经济自身平稳的发展。而且体外循环的发展战略需要庞大的市场和流通作为支撑，这势必导致本已十分紧缺的资金被投入到非生产性的流通领域，与中央的经济发展战略相悖，有“重商”、“唯商”之嫌。但是，产业发展应该遵循体内循环还是体外循环，取决于区域的资源禀赋状况和循环的渠道。
主张体外循环的观点则认为，浙江省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小省，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位，这是必须认识到的现实。在这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强调体内循环，建立独立的产业结构体系显然不现实，因此必须立足资源转换的思路，确定产业发展战略。不同物资资源之间的转换是通过商品交换实现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场范围扩大，交换活动频繁，各种不同资源之间的转换关系也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余地也越来越大。”（朱家良，1996）对浙江省而言，必须首先承认资源小省的现实条件，然后立足资源转换和再生产的角度安排产业发展战略。因此，其核心问题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市场的不断扩展，也就是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经济循环过程由省内扩大到省外、国外，产业的成长发展逐步由当地资源开发走向易地资源加工，实现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转变（马洪、房维中，1991）。
大致到1985年浙江省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研讨会之后，政府开始推行主要围绕体外循环和区际开放展开的政策。在区际开放的具体进程上，存在认识和推进政策两个方面的分歧。一种路径主要是在原材料投入上实现区际开放，即所谓的“一头在外”。另一种路径是在原材料和产成品上都实现区际开放，即所谓的“两头在外”。在实际运行中，实施的是所谓“分步走的战略”，即“两个层次、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即第一层次是利用当地资源，加工成品出口，换取浙江省内短缺资源，优化资源结构；第二层次是进口原材料，加工成品出口。“两个阶段”是就当时浙江省的内外部环境而采取的两个阶段战略：第一阶段，以浙江省内资源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扩大外售产业门类和提高加工深度并重，迅速增加创汇，同时发展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提高浙江省外资源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其重点是发展创汇农业，劳动密集型轻纺产品，食品饮料，工艺品，轻工产品和劳动密集的机电产品。第二阶段，转向以浙江省外和国外资源加工的产品出口为主，从而实现外向型经济的要求。
在“七五”时期后期，随着国家收紧宏观调控，浙江省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出现巨大的滑坡，明显落后于沿海其他省份。尤其是1988年第四季度中央实行国民经济治理整顿以后，浙江经济面临又一次重大转折，农业发展滞后，粮食逐年减产；工业增长速度回落，落差比全国平均降幅大得多；发展后劲不足问题日益突出（马洪、房维中，1991）。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的区际开放进程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从学界和政策操作层而言，是回归自我循环，弱化区际开放，还是继续推进区际开放乃至国际开放，存在不少的分歧和争论。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充分发挥港口优势、沿海优势和开放优势，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资源转换，成为后一阶段浙江开放进程的主调（朱家良，1996）。
到1997年，浙江省的年货运总量达到6.1亿吨，比1986年的3.2亿吨增长了近1倍。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1951.96亿元，比1986年的203.45亿元增长了近9倍。一大批针对国内市场开放的专业批发市场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飞速发展。专业市场数量由1985年底的2285个增加到1997年的4488个，成交额则由36.2亿元，增加到2798亿元（史晋川等，2000）。
这一阶段以区际开放为主导的开放进程，其最大的成效在于奠定了浙江省市场大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了浙江省企业家极强的市场开拓能力，也培育了一大批依托市场开拓生存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或直接以贸易而存，或依托强大的市场网络低成本地拓展市场。在内部，发达的市场规模促进了分工与专业化。原先“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简单家庭加工工业因为区际开放的带动，内部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得以极大的深化，企业规模和分工协作体系得以极大的提升，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区。这些产业集群的空间范围远远突破了原先的乡村范围，而大都形成了若干乡镇甚至市、县范围内的专业化产业区。其内部的协作体系也远远突破了原先的简单外包加工阶段，而分化成原材料到销售以及配套的物流、包装等各个生产链的全面分工协作。其生产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展，往往成为全国行业的生产加工基地。比较典型的如温州的皮革、打火机，绍兴的轻纺，嵊州的领带，宁波鄞州区的服装，海宁的皮革，永康的五金，等等。
3．国际贸易开放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中国沿海省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其中，广东省依靠强大的对外贸易带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特色尤为突出。相比之下，其他沿海省份1978-1998年的外贸依存度均未超过40%。
而浙江在这一阶段的外贸总量和比重均是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到1997年末，浙江省的外贸出口总额为101.1亿美元，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17.9%。
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末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浙江省的外贸出口却大幅度增加。而且，作为标志性的事件是1998年浙江省资料来源：The China Data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所编的《中国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0）》，并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年度汇率中间牌价计算。尽管在上一阶段，与除广东之外的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浙江省在外贸出口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省却出现了明显的阶段转变，而这种阶段转变并没有在其他省份发生。
国际贸易在这一阶段大幅度增加的原因在于，内源主导的开放面临着市场空间扩大的新要求。具体地说，在经历了区际开放所导致的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张之后，浙江省优势产业在全国比重大幅度提高，进一步扩张的余地大为缩小。主要行业在全国的比重均超过10%，高的甚至超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