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是和朱熹、张栻齐名的理学家。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十七史详节》在嘉靖前的元明刊本，在国内公立图书馆中藏有十多部之多。当时它比十七史本身更为普及。嘉靖本卷二《王允授计诛董卓》引《后汉书》卷一〇二《董卓传》的《论》和《赞》，并在《赞》末注明“已上见《详节》”。《后汉书》该传《赞曰》：“矢延王辂”，“辂”，《详节》误作“路”，嘉靖本跟着错。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支那学术文艺史》和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由此断言小说依据《详节》写成，似乎与《后汉书》、《三国志》无直接关系，未免失当。如果说不见于《详节》的一些小说情节，可能依据《后汉书》、《三国志》以外的史书如《东观汉记》、《后汉纪》等，不一定来自范《书》、陈《志》，嘉靖本卷二四《姜维一计害三贤》“后裴松之辨姜维曰”一大段172字，却只见于《三国志·蜀书》卷一四，而不见于《详节》。这是小说编定校订者至少参考过《三国志》本身的铁证。至于嘉靖本卷八《献荆州粲说刘琮》引《刘表传》《评》：“绍鹰扬河朔”，“绍”，《详节》误作“术”。无论是根据《三国志》，还是根据史实，都可以作出这样的校正，难以排斥以上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
郑本没有直接引用《后汉书》、《三国志》的《论》、《赞》、《评》，也没有通过《详节》而转引。《十七史详节》署名南宋吕祖谦，盛行于元明两代。引或不引都不能据以判断嘉靖本和郑本孰早孰迟。
二、郑本采用周静轩诗将近七十首。嘉靖本不采用。有可能郑本删去转引《详节》的《后汉书》、《三国志》的《论》、《赞》、《评》是为了腾出空白以引录周静轩诗，既足以表明自己独具一格，吸引读者，又不至于增加篇幅，提高成本。这仅仅是本文的猜测。
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引建阳书坊刻《增广事类氏族大全·皇明人文》卷一八《隐居静轩》条云：“周礼字德恭，（浙江）余杭县人。幼习举业，累科不第，遂隐居以着述为事。已而援例赐其冠带荣身，自号其所居曰静轩。尝着有《通鉴外纪论断》、《朱子纲目折衷》及《续编纲目发明》、《秉烛清谈》等书行世。”刘氏又据《余杭县志·经籍志史部》卷三四，查出周礼进呈《续编纲目发明》在弘治十一年（1498）。按嘉靖本成书于弘治七年，初版于嘉靖元年（1522）。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要成名很久以后，他的诗才会频繁地被人引用，称号而不直呼其名，甚至尊称为“静轩周先生”（见郑本卷一二《张辽大战逍遥津》）。如果从这一项单独得出结论，人们只能认为嘉靖本早于郑本。
三、嘉靖本和郑本的另一重要异点是前者没有关索的大段描述，而郑本则有。关索故事由于1967年在上海嘉定出土的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刻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四种而引起《三国演义》研究者的重视。
这四种是《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后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四川传》（续集）及《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别集）。据本文作者所知，以1984年柳存仁先生的论文《伍伯与花关索》为最早。伍伯考证，日积月累，资料翔实，可为定论。至于花关索，他根据《说唱词话》早于嘉靖本五十年的事实，断言嘉靖本的出现“实在《三国志传》（主要指郑本）一系统作品之后”。此后论者纷纷响应，郑本以及它的同类型的别本早于嘉靖本说俨然成为定论。
柳存仁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谨严态度坦率承认他的考证“大体言之，自然仍系一种猜测”（《和风堂文集》第1522页，上海版）。他的花关索考证可能一时兴至，并未仔细阅读《说唱词话》原文，以致误以为《说唱词话》“所叙之关索故事，又概与《三国志传》（指郑本——引用者）各情节靡不相同”。今按：甲、郑本卷九《关索荆州认父》关索对他父亲说：“父亲自杀本处豪霸，逃难江湖，雁杳鱼沉，不知何所，又值家贫，只依外公胡员外家抚养。”而据《说唱词话》却是桃园结义后，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关羽和张飞约定互相杀掉对方一家老少，关索在母体内未出生而幸存；乙、据郑本卷一三《刘玄德进位汉中王》，诸葛亮奏请“云南五溪等处亦是国家藩篱，乞令关索镇之。玄德依奏仍加关索为镇南校尉，着令镇云南”。而《说唱词话》却说关索与刘备义子刘丰（封）不和，关索被贬。《别集》题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可见《说唱词话》和郑本的主要情节并不相同。不仅如此，早在《三国志平话》中提到关索在云南不危城和太守吕凯对敌，“关索战诈败”，而《说唱词话》《下四川》却把吕凯写成占据巴州的强人，外号转冈（钢）叉，后被收服，改名关三凯。可见关索故事虽然流传很盛，以致我国西南地区不少山岭都以关索为名，但却始终没有定型，在嘉靖本成书时期它仍未摆脱民间传说的未成熟阶段。
根据《三国志·蜀志》卷六本传，关羽只有两个儿子平与兴，没有关索其人。而三国小说以大体忠实于历史为原则，它同纯粹出于虚构、又缺乏艺术魅力的关索传说可说毫无关系。
现在将嘉靖本卷一一、郑本卷九《诸葛亮傍掠四郡》以下两段的题目引录于后：嘉靖本卷一一：赵子龙智取桂阳 黄忠魏延献长沙。
郑本卷九：子龙翼德各得郡（城）关索荆州认父郑本编者为了插入关索认父情节，将嘉靖本《黄忠魏延献长沙》前半段张飞取武陵的大约五百字并入上一段，题目改成《子龙翼德各得郡（城）》，而将《黄忠魏延献长沙》改为《关索荆州认父》。嘉靖本意在打破攻克四郡的叙写平均用力，以张飞、赵云取零陵附在《诸葛亮傍掠四郡》一段，以张飞取武陵附在《黄忠魏延献长沙》的前半，而以赵云取桂阳、关羽取长沙为主。郑本将原标题《黄忠魏延献长沙》改为《关索荆州认父》，可说反客为主；而《赵子龙智取桂阳》改为《子龙翼德各得郡（城）》则是主次不分了。
嘉靖本成书后，郑本插入关索故事有一个明白无误的痕迹：嘉靖本卷一四《瓦口张飞战张合》：张飞“分付魏延、雷铜，各引一枝人马为右右羽翼”；郑本卷一二《张飞关索取阆苑》：张飞“分付魏延、关索、雷铜，各引一支军马为左右羽翼”。三个人各引一支军马，三支军马怎样分为左右翼呢？这分明是硬插进关索而留下的破绽。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释呢？
如果联系到郑本插进不少周静轩诗而泄漏了成书较迟的真相，关索故事是由郑本及其同类型版本而增补的事实，那就更清楚了。
本文认为嘉靖本早于郑本及其同类型版本，理应对一些异议作出答复。
一、嘉靖本卷一二《张永年反难杨修》说：张松看了一遍《孟德新书》就指出：“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杨修将这番话转告曹操，“操曰：莫非古人与吾暗合欤？遂令扯碎其书烧之。”注云：“柴世宗时方刊版，旧本‘书’作‘板’，差矣。”小说原文末一句，郑本正作“遂令破版焚之”。嘉靖本注交代改“版”为“书”的理由，这一条必要而诚实的校记，正好说明嘉靖本并未轻易改动，而不是相反。如果推而广之，以为旧本已被改得面目全非，那可不合逻辑。
二、关羽被擒斩首，对方以他的首级前来招降关羽的残部，嘉靖本卷一六《玉泉山关公显圣》写作“将君侯父子刀马前来招安”；写他的阴魂到玉泉山普净禅师坐禅处“大呼主人何在”？郑本卷一三《玉泉山关公显圣》作“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大呼还我头来”，这些句子显然郑本是（或更接近）原文，而嘉靖本则因忌讳而改动原文，如同它卷一六《汉中王痛哭关公》通过《十七史详节》转引《三国志·吴志》卷九的《评》，将“关羽”改为“关某”一样，同样是嘉靖本的个别修改，难以说它在更大程度上背离原本。
郑本关索故事的增补和嘉靖本对关羽之死的忌讳，虽然表现不同，都是出于对关羽的崇拜。郑本对关羽之死的描述忌讳较少，但也以“归神”代替“斩首”或“死亡”，只是不那么明显罢了。
以嘉靖本和郑本作对照，既有嘉靖本不误而郑本误夺的，也有嘉靖本误夺而郑本不误的。前者举例如下：嘉靖本卷一一《赵子龙智取桂阳》：“二人（指陈应、鲍隆）对赵范曰：刘备乃反汉之臣，更兼恶了曹丞相，若来时合与他相持”；郑本落了“对赵范曰刘备”六字，意思变得相反。
嘉靖本卷五《祢衡裸体骂曹操》的时间是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贺，郑本卷四《祢衡裸衣骂曹操》改为建安五年正月初一日。嘉靖本以《后汉书》卷一一〇本传李贤注引《文士传》为据。
相反的情况，即嘉靖本有误夺而郑本不误的。举例如下。
嘉靖本卷一《祭天地桃园结义》：“（张）角立三十六方，分布大小。方者，乃将军之称也……”郑本同卷对应段落，“大小”作“天下”，不误。
嘉靖本卷一五《庞德抬榇战关公》：“（庞德）手下骁将五百人，问庞德曰五百将皆昂然而告曰旗下庞德，青袍银铠，钢刀白马，背后五百军兵紧随……”；下一段《关云长水淹七军》：“关公令尽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后来收庞德并董衡、董超、成何，其五百人，尚无百十，立在堤上成何依令，向前死战，被关公一箭射落水中，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一人力战德提短刀，飞身一跃，早上小船，立杀数人。被降军五百人，皆上船舡上那员将跳入水中，生擒庞德上船，军士沉水而死。”上引文“止有庞德一人力战”及以下引文，郑本作“止有庞德与伍伯二人力战庞德提刀，跃身一跳，早上小舟，将数人尽杀下水。伍伯拖弓矢下舟栰上将跳下水，生擒庞德上栰，伍伯甲重沉于水底而亡”。上引嘉靖本“五百人”都是伍伯之误，许多文句变得难以理解，如庞德部下怎么可能有五百骁将？有的句子则文理不通，无法理解。柳存仁有专文考证，题为《伍伯与花关索》。伍伯相当于副官。见《和风堂文集》下册。
总之，主要由于嘉靖本对关羽之死的忌讳，由于郑本及其同类型各本插入大段关索故事和大量静轩诗的引录，而另一方则否，才产生两者的差异和孰早孰迟之争，仿佛已经形成二百四十段的明代三国小说的两大系统。本文认为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版本系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具有各自的特色，但主要的差异不外如上所述。另外，文字的出入，引诗的多少及差异，有的出于单纯的技术原因，有的出于各版本的修订，由于各本编校者水平都不太高，而校刻又不精细，彼此都有不少误夺，但不妨碍它们同出于单一的嘉靖本的基本事实。
五、嘉靖本和《火龙经·序》
蒋大器署名庸愚子的弘治七年甲寅（1494）《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现在所存《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始于嘉靖元年（1522），比蒋大器所说的“书成”之时迟了二十八年。可以想象比嘉靖本更早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并非不可能存在，但至今没有发现足以证实它在蒋大器序之前业已成书的任何记载。
任昭坤《栀火龙经·序枛舆栀三国志通俗演义枛》（《明清小说研究》，南京，1988年第一期）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守拙三亭重集校版《火龙经》“永乐十年东宁伯焦玉序”所云：诸葛亮“鏖兵于赤壁，火焚于藤甲火攻之法，至孔明而尽善矣。至若埋地雷于葫芦谷内，非天雨大降，则司马氏之父子必为火中之灰烬矣”。谓“火焚于藤甲”指嘉靖本卷一八《诸葛亮七擒孟获》，其中有“但逢藤甲，无有不着”之句，葫芦谷指嘉靖本卷二〇《孔明火烧木栅寨》，因此得出结论：“《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初成书后便很快流传开去，以至被人们当作史书信以为真，甚至以为诸葛武侯是火器的发明者。这种现象在文史不分家的时代虽然不足为怪，但《三国志通俗演义》当时已如此深入人心，倒是不能不令人赞叹的。”
《火龙经》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部重要着作，受到国内外学者如张其昀、刘仙洲、李约瑟的高度重视，可惜还缺少认真的论证。
据《明史》卷一七〇，东宁伯始封在天顺元年（1457）二月，受封人是焦礼，不是焦玉，年代则比永乐十年（1412）迟四十五年。据《明史》卷一五六《焦礼传》，他是蒙古人。他的父亲把思台，“洪武中归附为通州卫指挥佥事”，同《火龙经·序》自述追随朱元璋起兵，因呈献火器，得到朱氏许诺“功成当封汝开国元勋”的情况完全不相吻合。
成东根据《海外火攻神器图说》焦玉序的署名“时永乐十年仲春吉旦东宁焦玉自序”，认为东宁指他的籍贯今安徽省宁国一带，“伯”字是后代传抄者所妄加。见他的论文《焦玉的真实身份和他的火攻书》（《中国科技史料》第五卷第一期，1984年，北京）。
成东的论文还指出署名焦玉的着作《火龙经》、《火龙神器阵法》、《海外火攻神器图说》和《火龙神书》“四书之间，相同处甚多，应当是同出一源。经过不同人的辗转传抄和改纂，也就形成了四部互有差异的书和不同的书名。现在传世的四部书，都是清代的版本，四书中都有后人加笔之处，尤以《火龙经》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