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古代戏曲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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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2)

如果和前者相近,《水浒传》就应该同《哈姆雷特》、《浮士德》一样作为个人创作看待,作品的优劣是由作家决定的(当然,作家的思想、艺术都是社会的产物,绝对意义的个人创作是不可能有的。这里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只用一般的说法)。就这一点而论,《哈姆雷特》、《浮士德》同任何别的个人制作,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曹雪芹的《红楼梦》,并无二致,《水浒传》也不例外。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比较复杂了。《西厢记》杂剧的成就不能完全归功于王实甫,因为没有董解元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写定的《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杂剧的创作是难以想象的。大的如人物个性、矛盾冲突,小的如具体的情节安排以至于文学语言,杂剧中的精彩之处大都是诸宫调本来就已经具有的,它们是祖祖辈辈的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这是一面。但是另一面,杂剧不仅成功地继承了诸宫调中值得继承的东西,很少点金成铁,而且无论在思想、艺术方面都有所发展,有所提高。王实甫既不是《西厢记》杂剧的一般意义的作者,同时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工者或编辑人,为了方便起见,不妨称之为编着写定者。

《水浒传》究竟同上面哪一种情况更加接近呢?

第一

甲、小说引首词曰: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乙、第一百十四回: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节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

丙、第四十六回:后来苏州城里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指石秀杀裴如海一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教唱道……

丁、第七十回:昔日老郎有一篇言语,赞张清道……

按:引首的词正如《西厢记诸宫调》开端《仙吕醉落魄缠令》套曲一样是作者的自叙,加上引文乙,明白指出:首尾完整的《水浒传》的初次成书是出于书会才人之手。说话人转述或伪托石秀故事所发生的蓟州地方的书会才人作的《临江仙》词,又借重或伪托从前的书会才人作的“一篇言语”以表示这些故事是有来历的。它们原是为了加强故事的真实感而插进去,现在却可以看作前两条引文的补充。

从引首词“评议前王并后帝”云云还可以想见,分而言之,如罗烨《醉翁谈录》所说,《青面兽》属“朴刀局段”,《花和尚》、《武行者》属“杆棒”;但合而言之,一部完整的《水浒》说话却属于“演史”的范围,这一点同《大宋宣和遗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一致的。

据引首词最后一句“再听取新声曲度”,《水浒》说话应当有说有唱。

有人认为第二十三回“景阳冈头风正狂”、第四十八回赞祝家庄、第五十一回赞水浒、第七十回赞张清等几段韵文和小说每一回前的“诗曰”、“词曰”等等(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十回田虎、王庆两部分除外),都是由韵散夹用的词话本修改成散文本时所留下的删除未尽的痕迹。时代较早的文人记录同上面这个说法接近。

第二

甲、第四回:“此乱唤做《卷堂大散》”;第十六回:“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第四十回:“这个唤作《白龙庙小聚会》。”这些都是当时说话人分回演出水浒故事时用的小标题。

乙、每回开端的“诗曰”、“词曰”或“赋曰”,有两种写法:一、劝世语;二、关合本回的情节。全书中例外的只有第二十一、五十一、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等五回。它们所牵涉的内容,有的笼盖全书,有的概括几回。

这应当是当时话本的入回韵文的残留。因为逐日分回演出的只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为了使听众了解这一小部分同故事整体的关系,开讲之先有必要借韵文扼要介绍一下全书或全书中一大段的内容。如果作为书面读物,这就完全多余了。试以第五十一回为例:

诗曰:“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志轩昂。名扬四海称时雨,岁岁朝阳集凤凰。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岗。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报冤率众临曾市,挟恨兴兵破祝庄。谈笑西陲屯介胄,等闲东府列刀枪。两赢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施功紫塞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

——不折不扣地包括了整整一部《水浒传》!如果不是由说唱艺术本身的特点所规定,有什么必要在标目是《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的第五十一回前面来这么一大套呢?

第三

甲、第十回结尾:、正是:说时杀气侵人冷,讲处悲风透骨寒。

乙、第二十三回:、说话的,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

丙、第三十一回开头:、词曰:神明照察,难除奸狡之心……话说这篇言语,劝人行善逢善,行恶逢恶。话里所说,张都监听信这张团练说诱嘱托……

丁、第三十一回:、休道是两个丫环,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

戊、第三十二回:、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来投奔花知寨,险些儿死无葬身之地。

按:上面有的是情节的形容渲染,有的是穿插进去的劝世的话头,有的是说话人模拟听众的口气提问,然后又由自己回答,总之,本来都是说话时用以吸引听众的伎俩,决不是编写供人阅读的书面文字的技巧。

第四

章回小说是由说话艺术的特征所决定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分章分回。

一次说话结束,长篇故事只讲了一个片段,为了使这一回的听众在下一回讲书时再来,就必须在一回结束之时使听众产生悬念:“欲知后事如何?”

这就是所谓卖关节。开讲一回新书,要帮助原有的听众重温前文,又要使新来听众不至于因为没有听过前一回书而不接头,只得将前一回书结尾的内容在讲新书之初加以提示。既要卖关节,又要为新来的听众着想,在前一回书结尾才出场的人物往往要留到下一回书的开头才正式加以介绍。为了使早到的人有所娱乐,迟到的听众又不至于错过正文,入回之初往往有八句或更多的韵文。以《水浒传》而论,在第六、十、十三、十七、二十、二十二、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二、一百十等回的结尾,相应地在第七、十一、十四、十八、二十一、二十三、三十一、四十一、五十一、七十一、八十三、一百十一等的开始,还明显地保留着这样的一些痕迹。

第五

小说本身存留着许多明显的破绽,漏洞和疑问,如:、甲、为什么一定要赚卢俊义上山,并且安排他坐第二把交椅?第六十一回所云:“三绝玉麒麟卢俊义”,何谓三绝?未作交代。

乙、宋江被捕,“甘罪无词”,坚决拒绝留在梁山,在江州又不曾受苦,忽然题下反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指的是什么冤仇?

丙、九天玄女娘娘对宋江说:“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第四十二回)事实上宋江只做到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上卿”二字无着落。

丁、第四十五回云:“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指的是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卷作回讲,或百回本以五回作一卷讲,对第四十五回说,第二十四回都不会是“上三卷书”。显然是原来各个故事的顺序并不和现存的《水浒传》一样,这当中已经作了调整、改动,而“上三卷”三字却原封不动,露出了马脚。

戊、第五十二回,柴进的叔叔名皇城,故事明明发生在高唐州,而柴进却说:“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按:皇城二字不会是一个人的名字,宋朝设有皇城司,在原始的故事里应当是柴进的叔叔曾在皇城司做官,所以称为柴皇城,有如杜甫称为杜工部,写书的人不明原委,以为是人的名字,这是一误;又把柴皇城所住的高唐州看作禁城,这是再误。

己、第八十九回,宋徽宗被称为童子皇帝。按:赵佶十九岁即位,在历代皇帝中不算特别年幼,为什么这样称呼?在原始传说中应当有所交代,写书的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留下了一个疑团。

从以上五个方面看来,在现在所见的《水浒传》中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旧的《水浒》话本的痕迹。当它们各处分散时,可能不太引人注意,但一经集中以后(尽管以上所举的例子远未搜集齐全),就不得不使人重新考虑作者(《水浒传》如果有通常意义的作者的话)和作品的关系了。旧的话本痕迹大量存在的事实,说明写书的人并未进行彻底的重新创作,如像莎士比亚之于《哈姆雷特》、歌德之于《浮士德》那样,因此,《水浒传》不曾像《哈姆雷特》、《浮士德》那样由民间素材一变而成为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接近于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写出《西厢记》杂剧的这样一种情况,既是记录、整理,又是加工、创作,称之为编着写定者是比较恰当的。

《水浒传》的伟大成就如果有一半可以归功于这一位或两位编着写定者,那么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世代相传的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集体智慧,归功于以杭州为主的古代城市中广大的说话听众的无形的批评、指导,是他们的爱好、兴趣、鉴赏力和阶级、阶层的利益影响、左右以至最终决定了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创作灵感(杭州同《水浒传》的特殊关系将在后面谈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是说,他们是大地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如果说,文学史上有成就的个人创作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天才的反映,那么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书上就能辨认出较为直接的人民群众的手迹或印记了。

有人轻易置信《水浒传》的作者曾亲自参与了农民起义,或者以为非有如此一番经历就不能写出《水浒传》,这一方面是过高地估计了《水浒传》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也是把它作为个人创作看待的缘故。如果不是科学地对待《水浒传》的作者即成书的问题,不仅不能正确地说明它的强处,也不能正确地说明它的弱点,如各部分之间优劣悬殊,全书结构比较松懈,等等。

五、《水浒传》的编着写定者施耐庵与罗贯中

上文论证了《水浒传》大约成书在元末或明初,它主要是以杭州为主的城市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世代相继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那么谁是它的编着写定者呢?

较早的几种文字记载如下:

一、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二、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