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会才人”这个名词，最早见于钟嗣成的《录鬼簿》（1330）。后来就一直流传了下来。但是，对于书会才人的身份，前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所以，为了科学起见，本文先将其界定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着写定者”。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集体创作，并不是指同一时间的集体参与（在不同时代的参与者之间当然不可能有彼此间的讨论和质疑），而是指不同世代的民间艺人就历来传承的小说戏曲加以删润和写定。前人无法对后人的写定和删润表示可否，而后人则可以在记录整理时对前代流传下来的作品有所详略，或作其他种种方式的改编，然而他们同样不能对他们的后人所作出的写定和改编表示可否。这里存在着一条可以粗略地称之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律。如果后人的删润和修改，不是后来居上而是每况愈下，他们的业绩可能被后人置之不理或视而不见，重新以他们着手写定前的原来式样为依据。
一般说，经过世代流传之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会有所提高，但也不乏相反的例证。如《拜月亭》的原始题材，流传到后来成为《龙会兰池》（见《绣谷春容》），比杂剧大为退化。《娇红传》（即《拥炉娇红》）则是另一个例子。娇和红应是二美，但二人的身份始终没有处理好。刘东生和孟称舜的《娇红记》都不例外。
上面说的编着写定，包括从被动的记录到完全的创作种种不一的情况。所谓被动的记录，只是依样画葫芦地照传说的原貌记录下来，编着写定者有水平加以纠正也不这样做，如“姓达名奚”（见《古今小说·穷马周遭际卖踰媪》），“杭州金山寺”（见《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其实百分之百的被动的记录是不可能存在的，上述《古今小说》和《醒世恒言》的例子只在按原书翻印时才发生。传说的内容和表达的方式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只要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存在，不管不同版本的分歧如何微不足道，有分歧就会迫使记录者作出抉择。另一方面，百分之百的创作在世代流传的小说戏曲题材中也很少可能存在。白朴的《墙头马上》杂剧依据白居易诗《井底引银瓶》，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则依据元稹的《会真诗》和传奇（文言短篇小说），后来又有赵德麟的《蝶恋花》鼓子词、董解元的诸宫调。甚至像《窦娥冤》杂剧和东海孝妇的故事及司马迁《伯夷列传》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大概可以这么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小说戏曲都经历长期的不止一手的编着写定，才能从不太完美的素材发展成为比较完美的作品。在这过程中，“书会才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究竟什么是书会才人呢？这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数则材料：《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所收戏文《小孙屠》署“古杭书会编撰”。
《宦门子弟错立身》则署“古杭才人新编”。《小孙屠》卷首《满庭芳》说：“往事闲凭想象，梨园格范，编撰出乐府新声。”《张协状元》卷首《水调歌头》则说：“试看别样门庭，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
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引首词云：“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又恐是伤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很明显，“书林”就是书会。这首词把书会的业务和人才的地位，都说得很清楚了。
书会一词，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1235）已有记载。他在《三教外地》中说：“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有《瓦舍众伎》《社会》专条记载说书和演戏，其中却没有书会一词。
可见他记载的书会，有如比他更早的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一七《悼亡》诗注：“予一日忽言穷，令人曰：君今胜作书会时矣……”这里所说的书会和比他更早的苏轼诗《杭州故人信至齐安》所说的“书社”（《全宋诗》第9312页）相似，和“书会才人”的“书会”性质不同。
“书会才人”的书会最早记载见四水潜夫（周密栀1232-1298枛）《武林旧事》卷六。它在“诸色伎艺人”之下以书会和演史、说经、小说、影戏、唱赚、杂剧、诸宫调等并列，可能专指一种说唱技艺而言，同后来的概念不完全相同。
才人就是才子，两者很少有区别。才人在西汉就作为女官的一个等级，鼎鼎大名的武则天就做过“才人”。才子，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谓之八元。”《唐书》卷一六六说，唐穆宗时，元稹被“宫中呼为元才子”。潘岳《西征赋》说：“贾生（谊），洛阳之才子。”大概“才子”一词偏于年少，才以一度用之于“女官”名的才人代之。
钟嗣成的《录鬼簿》（明写本，下同）将它所记载的曲家分成三类：一、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二、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口（传）于世者；三、方今才人相知者。《录鬼簿》既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有它的不足。如“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也不依相反的顺序排列，时代较大多数名公为早的元好问遗山排在最后，他的生卒是1190-1257。
第一名“太保刘公梦正（吉）”的生卒是1215-1274。他所记载的“名公”的官名也不都很正确。如“白无咎学士”，无论是白珽的儿子白贲和另一位白贲（白朴的伯父）都没有做过学士，这里的学士只能作为空泛的美称理解；又如“姚牧庵参军”的官衔应是翰林学士承旨，滕斌玉霄的最后官名不是“（翰林）应奉”，而是江西儒学提举。其次，“方今才人相知者”和不相知者并不是客观的区分标准。如黄公望子久（1269-1354）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而马致远列入“前辈才人”。实际上马致远《荐福碑》杂剧第三折《红绣鞋》说：“本待看金色清凉境界，霎时间都做了黄公水墨楼台。”这个黄公非黄公望莫属。他成名比马致远早。关汉卿被列为“前辈才人”的第一名。《录鬼簿》显然以为，他年代最早。关汉卿有一套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肯定作于蒙古攻占杭州（1276）之后，他在金亡（1234）时很少可能超过40岁。据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石君宝的生卒为1192-1276，他的年辈比关汉卿早。据拙作《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王实甫论书会才人 ——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着写定者的身份也比他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