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夫人回到山东武城县原籍，作恶多端的丈夫和儿子都已死去。小妾留下一个遗腹子，能否被本族认可作为财产继承人还难说。这时晁夫人把价值银子一千六百两的四百亩土地分给同族八人，每人五十亩。另外还分给每人杂粮五石及银子五两作为种地的资金。同族的两个坏蛋思才（思财）和无晏（无厌）要求再分一头牛，被拒绝。他俩又以族长和族霸的身份，要求从其他六家的所得中减下一两银、一石米以示优待。晁夫人坚持公平原则，加以拒绝。然后晁夫人又把原来的卖地人找来，亲自对他们说：“这些顷的地，都是我在（北通州）任上，是我儿子手里买的。可不知那时都是实钱实契的不曾？若你们有什么冤屈就说，我自有处。”然后，各卖地人诉说当初的事实经过：“大约都是先借几两银子与人使了，一二十分利上加利，待不的十来个月，连本钱三四倍的算将上来，一百两的地，使不上二三十两实在的银子。就是后来找些什么又多有准折，或是什么老马老驴老牛老骡的，成几十两几两家算；或是那浑账酒一坛，值不的三四钱银子，成八九钱的算账；三钱银买将一匹青布来，就算人家四钱五分一匹；一两钱换一千四五百的纸钱，成垛家换了来，放着一吊算一两银子给人；人有说声不依的，立逼着本利全要，没奈何的捏着鼻子挨。”
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晁夫人分田睦族是出于被迫。遗腹子临产前．就发生过本族男女聚众前来强分财产的纠纷，不是刚巧县官在这里经过，他们准会得逞。小说的具体描写却把它写成是晁夫人的善心所驱使。这一点和作者的愿望相反，他的实际描写为善心作了正确的注解：善心在很多场合下是出于被迫，出于保卫自己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小说把为首人物以思财、无厌的同音字暗示他们得寸进尺，贪心不足。如果没有县官制止，分田睦族很可能酿成一场暴动而不可收拾。
在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夕，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晚年一直为土地即农奴问题所困扰。他在许多小说中设想了暴力手段之外的一切方式以消除地主和农奴的矛盾，但一一宣告失败。
新式地主的仁政不是遇到怀疑和嘲笑，就是公开被拒绝。这使托尔斯泰极度困惑、失望和痛苦。这是导致他最后出走的契机之一。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无论在文学才华以及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和关切都不能和托尔斯泰相比，然而有一点却可以相通：《醒世姻缘传》是当代农民起义大爆发时代的忠实反映，当时形势比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更为紧迫。
土地出卖者所控诉的他们丧失土地的几种方式正是明代末年土地兼并的一个缩影，只有公开的圈地和强占不包括在内。
《醒世姻缘传》反映的是山东的北方，在江南则早在万历中期就有大地主为了平息民愤，对他们让步，让他们照原价赎回土地而几乎引起暴乱的事实。请看《野获编》卷一三《董伯念》的记载：
董伯念（嗣成）为给事（道醇）长子。先给事登第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以疏论国本，斥为编氓。时（祖父）宗伯（南京礼部尚书董份）资产过厚，怨满一乡。伯念思稍散之，以结人心，宗伯不谓然。而伯念奋然行之，举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价，或许回赎，各有条绪。湖俗故嚣悍，至此不以为恩；反共讦董氏，直谓诸产俱属白占，欲尽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无中悔。而御史彭鲁轩应参来按浙。彭为令，负清劲名，在西台亦铮铮者。巡方入苕（湖州），诸仇董者争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应期。彭受两家词，俱以属郡邑，追逮纷纭。两家纪纲用事者尽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经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为乃祖所恨詈，乃谋之吴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鸣冤。范于今上初元曾备员讲官。上见疏大怒，给事孙鹏初羽侯等复合疏纠彭之横，御史逮去，并抚台王洪阳汝训亦罢归。董氏事渐以消弭。而伯念与宗伯以忧劳成疾，相继下世矣。
这件事又见于《明史》卷二三五《王汝训传》。大戏曲家汤显祖曾有《湖州事起》等诗对为民仗义而受迫害的御史和地方官表示同情。尽管正史和野史都有偏袒董、范两家之赚，事实真相大体是清楚的。退田的情节即《野获编·董伯念》的前半部分，和《醒世姻缘传》十分相似。这件真人真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它和小说所写的假人假事，地区南北相隔在一千里以外，时间先后相差五十年之久。可见此事发生在农民大起义的前夕和同时决不是小说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当时无数大小事件的缩影。董、范两家没有书中晁夫人那么幸运地受到县官的庇护，当地县官以及他的上司浙江巡抚和巡按御史都竭力主张对不法的豪门大族采取强硬手段。他们不曾官官相护，反而站在农民一边，迫使退休官僚范应期自杀。最后皇帝亲自出面，巡抚、御史和县官都被革职。
请注意，《醒世姻缘传》的第二十二回实际上是在伟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主张之前，和平地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次书面上的尝试。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小说以它的形象指出：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从当时动乱的末世重新回到西周盛世。这就是小说作者署名的深刻含意。小说中仅仅由于范围很小、而又在成败所系的紧急关头得到县官的解救，分田才得到成功。这无异于表明：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企图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单凭小说对现实的土地问题的及时反映，作为社会问题小说的《醒世姻缘传》在中国小说史上就占有它的一席独特的地位。
三
《醒世姻缘传》第三回珍哥说：“这可是西门庆家潘金莲说的：三条腿的蟾希罕，两条腿的骚老婆子要千取万。”这源出《金瓶梅》第八十七回：
“三只（足）蟾没处寻，两腿老婆愁那里寻不出来。”说话的人是周守备的管家。西门庆死后，潘金莲被吴月娘送到王婆那里发卖。周府管家奉主人之命来买潘氏，王婆要价一百两，加到九十两还是不卖。管家恼了才这样说。说话的人不是潘金莲，但说的是她的事。同书第二十八回，秋菊在藏春坞找出宋蕙莲的一只绣鞋说：“怎生跑出娘的三只鞋来了？”潘金莲责骂她：“好大胆奴才，你敢是拿谁的鞋来搪塞我，倒如何说我是三只腿的蟾。”
《醒世姻缘传》作者在引用时，不必查对原书，虽然文字略有出入，这恰好说明他不仅阅读了《金瓶梅》，而且印象颇深，可以得心应手，随时加以引用。
《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六回，智姐的丈夫张茂实被素姐用棒槌痛打，智姐没法，把丈夫的裤子扯下来，迫得素姐用袖子遮脸，含羞而走。这原是《金瓶梅》第八十六回，陈经济用以从众婆娘的殴打中脱身的狡计。可见《醒世姻缘传》曾以《金瓶梅》作为借鉴。
《金瓶梅》以北宋末年为背景，它的官制和政区划分糅合宋元明三朝而在人情风俗上则又不同时代相混杂。它在形象地反映明朝史实方面显然不像《醒世姻缘传》那样处处吻合。
就小说结构而论，《金瓶梅》以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为中心，时而旁及里巷市井中的小人物。其中第五十六回的水秀才，第五十八回的磨镜叟，他们的故事半游离于全书的主干之外，在书中是少见的例外。另外一些小人物的逸事，或诙谐而寓讽刺，或滑稽以供调笑，往往在书中人物讲述的笑谈中出现。它们虽和小说结构无关，却对全书的市井色彩起烘托作用。
《醒世姻缘传》则比较散漫，插曲性的、游离于全书主干之外的人物和故事以数十计，这就使得它和后来的《官场现形记》之类作品更加接近。
《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它和民间文艺有不解之缘。这就使得它的语言异样生动泼辣，民间谚语、成语、江湖切口、歇后语和文言词汇融和在白话当中，形成它含有浓厚市井风味的独特语言风格。《醒世姻缘传》则是个人创作，它的语言合乎规范而略嫌平板。
两书都有强烈的封建果报迷信色彩，尤以《醒世姻缘传》为甚。色情描写则在后出的小说中大为收敛。
以小说中人物姓名的谐音揭示他们的个性，这是文字游戏，不是艺术技巧。幸好多半只限于一些次要角色。《金瓶梅》的应伯爵（白嚼）、卜志道（不知道）、韩道国（寒到骨）、温必古（屁股）、游守（手）、郝贤（好闲）可说是始作俑者。《醒世姻缘传》的晁思才（财）、晁无晏（厌）、郎德新（狼的心）、汪为露（枉为儒）是它的后继者，甚至后来的《红楼梦》也留下了消除未尽的痕迹如卜世仁（不是人）等。
后来师法《金瓶梅》的小说不外乎三类：一是《红楼梦》，发扬它的精华而摒弃糟粕；二是《醒世姻缘传》，无论正反两面都不及前人，而自有不可忽视的特色；三是《绣榻野史》、《肉蒲团》一类，它们的取舍恰恰和《红楼梦》相反。
《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各有其他书中少见的一些熟语和俗谚，而它们却彼此互见，试举数例如下：
一、男人脸上有狗毛 见《金瓶梅》第四十三、七十三回，《醒世姻缘传》第八回。
二、山核桃差着一格子 见《金瓶梅》第七回，《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三回。
三、曹州兵备管的事儿宽 见《金瓶梅》第三十二、四十二回，《醒世姻缘传》第三、四十八回。
四、老婆当军，充数儿罢了 见《金瓶梅》第二十六回，《醒世姻缘传》
第五、八十八回。
五、猪毛绳子套（人）见《金瓶梅》第七十五、七十六回，《醒世姻缘传》第八十七回。
前已证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山东人，两书都以“相”代替“像”，这是山东方言的特点。《金瓶梅》既然有这么多的熟语和俗谚与《醒世姻缘传》相同，它的作者当也是山东或淮北地区人，不会如同有的论者所设想的那样是南方人。（后记）
徐复岭《醒世姻缘传系兖州人所作》、《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是贾凫西》（同见《济宁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令人信服地证明小说中以兖州方言为主。这是研究这部小说作者问题的一个可喜进展，乐于在此向读者推荐。但要归结为兖州人所作仍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书中所写的山东城镇都是真实的地名，独独章丘称它的别名绣江？拙作已指出“《醒世姻缘传》所穿插的诗词没有一首说得上是佳作”；北京平则门、顺承门，小说作平子门、顺城门——难以设想它出于文人如蒲松龄、贾凫西之手。
1990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