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写的是群雄割据的历史故事，《水浒》则叙述农民起义的英雄传说，题材本不相同，刘、关、张桃园结义却很接近草莽英雄的风貌。
刘备擅自招募义军；关羽杀县令，避祸他乡；张飞打常侍，鞭督邮，占古城，号无姓大王，建黄钟宫，立年号为快活。这些都是“寇盗”行径，同水浒英雄不相上下。张飞鞭督邮后往太山落草，一会儿又说是太行山。很明显，它同《大宋宣和遣事》元集所写，晁盖等二十人“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都带有南宋时太行山一带义军奋起的痕迹。张飞是三国英雄中的李逵。李逵和《隋唐演义》中的程咬金同使一柄板斧，可说是易地而处则同的一对角色。《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水浒》中的宋江，因刻画过分，都使人有诈伪之感。
《水浒》、《平妖传》都写到九天玄女娘娘和天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写到天书，九天玄女娘娘换成南华老仙，作用却相似。天书的得主在三部小说中都是反叛的头头。
《封神演义》成书比《三国志通俗演义》迟。它显然接受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封神演义》第二十四回《渭水文王聘子牙》使人想起《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七十三节《刘玄德三顾茅庐》；《封神演义》第四十回的赤兔马，第六十八回的七擒七纵来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关羽的坐骑和诸葛亮征孟获的故事。《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马超大战葭萌关，刘备自领益州牧》，《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九节则为《葭萌关张飞战马超》。葭萌关在今四川省昭化县。此地既不在纣将伐西周的路上，也不在武王伐纣的路上。它居然出现在《封神演义》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五、四十、五十一、七十一、七十四各回。地名则以音近有一处记为佳孟关，其他都作佳梦关。除了受《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响外，不可能做出别的解释。
《封神演义》同题材相近的《西游记》的关系远比它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复杂。《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孰早孰迟目下尚无定论。假使两者成书年代都已确切地考查清楚，雷同的片段也未必都是迟的因袭早的，因为两者都经历了长期的流传过程，包括民间艺人说唱阶段在内。如果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彼此渗透，成书早的作品也可能受到成书迟的作品的影响。成书迟的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反而比成书早的作品起源（流传）更早，这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作比较考察时，种种复杂的情况都应该估计在内。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如果嫌它们太少，代表性不大，更多的例子见拙作《再论栀水浒传枛和栀金瓶梅枛不是个人创作——兼及栀平妖传枛、栀西游记枛、栀封神演义枛成书的一个侧面》），可见《西游记》早于《封神演义》和《封神演义》早于《西游记》的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它们互相影响，不是片面的单向关系，正如《金瓶梅》和《水浒传》或《平妖传》和《水浒传》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是双向的彼此影响，不是单向的一个作品影响另一个作品。这种情况只有在两者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经过共同的长久的流传过程才能产生。两者之中，只要有一种是作家个人作品，双向的交流就不可能发生。
《西游记》早于《封神演义》和《封神演义》早于《西游记》两种情况同时并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两书共有的哪吒故事。
宋僧普济的《五灯会元》卷二附《西天东土应化圣贤》列有哪吒的简单小传。全文如下：“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通，为父母说法。”汤显祖的《重得亡蘧讣》22首七绝作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比现存任何一种《封神演义》都早。第20首说：
我儿偏爱说哪吒，拆肉还娘骨付爷。
肉到九泉娘解否，要爷收取骨还家。
汤显祖曾为《五灯会元》写序，士蘧早慧好学，去世时28岁，他很可能看过《五灯会元》。从诗句“偏爱说哪吒”看来，不会局限于那么简单的28个字。宋元以来的民间传说，可能包括平话和平话所衍生的一些说唱故事，当是“说哪吒”的具体内容。
汤士蘧的生母早已去世，所以汤显祖的诗说：“肉到九泉”，而收骨的是作者自己。《西游记》只有第八十三回一小段对哪吒出身的介绍，它也说“割肉还母，剔骨还父”。可见《五灯会元》、汤显祖、《西游记》所记载的哪吒是一个系统。《封神演义》从第十二回到第十四回是完整的哪吒出身故事，它的内容虽大有增加，却没有将肉、骨分写，只有笼统的一句“我今日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可见《封神演义》是另一系统，迟于《西游记》。《封神演义》哪吒故事比《西游记》生动、完整，则是后来居上的又一证明。
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两书既有《西游记》早于《封神演义》的佐证，同时也有相反的迹象，不限于上文所引的赞词一项。《封神演义》的哪吒故事是《西游记》同一故事的提高和发展。发展到后来哪吒一个人物形象分化成为哪吒和红孩儿却为《西游记》所独有，不见于《封神演义》。
据《西游记》，红孩儿是牛魔王和罗刹女的儿子，号称圣婴大王。后来被观音菩萨降服，成为善财童子。哪吒故事通过红孩儿由道家重新回归佛家，可说是一种返祖现象。哪吒、红孩儿都有混天绫、乾坤圈、风火轮、火尖枪，都是童身，带有金围或金箍（《封神演义》哪吒的另一武器金砖以及第三十四回写他向汜水关前将军余化索取买路钱则借用华光的传说）。
《西游记》同一回描写红孩儿“捶了两拳，念个咒语，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喷出，闸闸眼，火焰齐生。”这里的描写是不是同吴昌龄的杂剧《哪吒太子眼睛记》有一些瓜葛，由于文献不足，难以推断。
哪吒以火作为威慑力量，《封神演义》第六十九回有这样的描写：“哪吒登风火轮，前有一对红旗，如风卷火云，飞奔前来。”
令人感兴趣的是《封神演义》第七十一回描写火灵圣母的赞词和《西游记》第四十一回描写红孩儿的赞词雷同。《封神演义》火灵圣母和她的三千火龙兵，和《西游记》火云洞红孩儿的五辆车子显然同出一源。《西游记》的红孩儿当由哪吒和火灵圣母分化扭合而成，应在哪吒传说之后。
有时不止一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向同一作品引入不同的各自认为值得引用的片段，如《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引入《如意君传》的色情描写，《隋唐演义》褚人获本第七十回则自《如意君传》引入才人武媚娘（即后来的武则天）和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在唐太宗弥留时私通的情节。《如意君传》：“会高宗起如厕，媚娘奉金盘水跪进。”《隋唐演义》这段引文的文字几乎全同，但删去“如厕”二字，取水洗手便失去原由。剪裁失当而留下的痕迹显然可见。嘉靖八年（1529）进士黄训的《读书一得》已有《读如意君传》之作，它比《隋唐演义》这一段的祖本更早。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四回有一段描写：“一个韩金钏儿霎眼挫不见了。
（应）伯爵蹑足潜踪出去。只见（金钏）在湖山石下撒尿，露出一条红线，抛出万颗明珠。伯爵在隔篱笆眼，把草戏他的牝口。韩金钏撒也撒不完，吃了一惊就立起，裩腰都湿了，骂道：‘硶短命，恁尖酸的没槽道。’面都红了，带笑骂出来。”《隋唐演义》褚本第三十六回写道：“炀帝尚要取笑他（袁宝儿），只听得蔷薇架外扑簌簌的小遗声响，炀帝便撇了宝儿，轻轻起身走出来看（下接五十二个字的空白），不觉拍手大笑。”《隋炀帝艳史》野史主人本《凡例》说：“风流小说最忌淫亵等语……兹编无一字淫哇”，因此第二十六回删去这一段，《隋唐演义》则在付印前削去这一段，可说殊途同归，《金瓶梅词话》这一段却使人得以想象删去的五十二个字的大体原貌，但是《隋唐演义》在褚人获改订前的祖本和《金瓶梅词话》这一段究竟谁是原作，却因文献不足难以判断。可见中国早期长篇小说的成书问题相当复杂，有的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成为不解之谜。
上文指出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都由无名的说唱艺人世代累积而成，往往由文化水平不高的文人将它们写定成书。元代至治（1321——-1323）本《三国志平话》可能是由说话艺人的底本逐渐向读物演变的中间产物。大量的同音假借字当是主听的说话艺术留下的痕迹，如诸葛作朱葛，华容作滑荣，武当山作武荡山，葭萌关作嘉明关等等，几乎在书中随处可见。它的插图则又表明当时已作为读物开始流传。
这些小说的改编写定者大都缺乏应有的文化修养，书卷知识较差，不时留下一些败笔，可是凭仗他们娴熟高妙的技艺照样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如果充分考虑到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并且在竞相流传过程中存在着自然而然的彼此影响和互相渗透的种种现象，在评价传统的小说艺术时，我们应当看到它们并不亚于西方小说中常见的细致描写，它们以情节的连贯和生动吸引读者，情节不在于离奇曲折，即使离奇曲折也以自然为上；小说从头到尾往往经历数十年以至百年以上；很少有后代说书那样说了老半天，女主角还没有从楼上走到楼下，虽然早就来到楼梯上，或如俄罗斯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那样，小说进行了三分之一，同小说同名的男主角还没有起床完毕；中国小说很少冗长的心理描写；由于受到主听的说话艺术的先天影响，它不会有如同狄更斯《荒凉山庄》的伦敦大雾的描写，或哈代《还乡》中艾顿荒原的描写。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描写往往简洁到如同叙述。现代文学理论往往推许描写而贬低叙述。其实两者不是互不相干的存在，简直可说是唇齿相依，描写中有叙述，或以描写为叙述；反之，叙述中也有描写，也可以以叙述为描写。两者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高下不等的艺术成就。以生动的描写同乏味的叙述相比，或以平庸的描写同引人入胜的叙述相比，难以得出公允的结论。应该说无论叙述或描写，两者的潜力都是无限的。不能说世界上已经有作品或作家曾达到艺术创作的极限。我看这种极限并不存在。
也许上面的一段话嫌抽象，请允许我以比喻表达。描写有如西方的油画，叙述则有如中国的水墨画。两者都有足以雄视一世的画家和作品。以市场价格而论，油画明显高于中国水墨画，但市场价格不等于真正的内在价值。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出现时，当时还没有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从半文不白的话本语言很难熔铸出纯正的文学语言，加以改编写定者缺乏必要的修养，人们容易发现小说语言的粗疏和失误，却难以找出它的精彩所在，然而就整体而言，却又在读者心里留下难忘的印象。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魅力有待人们探索。
如果充分考虑到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并且在年代以十计百计的流传过程中存在着自然而然的彼此影响和互相渗透的种种现象，也许对小说主旨的种种微言大义式的探索，如《金瓶梅》的苦孝说，以潘金莲影射郑贵妃说，以小说为荀子思想的具体化说，《西游记》的另有全真教道教本说②，以及由于本文作者孤陋寡闻尚不得而知的种种探索将很难自圆其说，因为人们对王世贞父亲的所谓冤案，对郑贵妃专宠的不满，难以在说话艺人之间世代相传，很可能他们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他们不像现代的研究者们那样通今博古，而同一哲学学派或宗教派别也难以吸引几代民间艺人仅仅聚精会神于他们的教义而两耳不闻天下事。
退一步说，如果最早的或某一改编写定者确实曾经服膺荀子，或皈依全真教，或确实对王世贞父亲的所谓寃案，对郑贵妃的对手王恭妃怀有同情，那么在以后多次的有意或无意的改动中也难以保持原来写定人的意图而不发生偏离。这有如多种力量推动一个物体向前运动，它的速度和方向不取决于某一分力，而取决于各分力组成的合力。有的分力可能大部分被抵消，有的可能基本上被转向，最后合力的方向和速度可以和各分力本来的方向和速度都有差异，而又或多或少地起了各自的作用。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也正是如此。
199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