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古代戏曲小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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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瞿佑的《剪灯新话》及其在近邻韩、越和日本的回响(1)

瞿佑《剪灯新话》包括文言小说二十篇,外加自传性文言小说《秋香亭记》一篇。它完成于洪武十一年(1378)。

自序说:“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只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这是说二十篇大都以真实的“近事”为依据,即使有的夹杂着鬼神怪异之谈,作者也是将它们作为真人真事而叙述的。艺术虚构往往由无意的以讹传讹的失真而形成。集中一些精彩的爱情故事,如《金凤钗记》、《联芳楼记》、《牡丹灯记》、《渭塘奇遇记》、《爱卿传》、《翠翠传》可能都是如此。

另外题材则可能就前人的文献加工,如《水宫庆会录》之于旧题苏轼《仇池笔记》卷下《广利王召》,《天台访隐录》之于陶潜《桃花源记》,《永州野庙记》之于陆龟蒙《野庙碑》等。当然口头传说和文献并没有绝对的差别,口头传说可以是还没有记录下来的文献,文献则可能是已被记录的口头传说,以口头传说为主也可以同时参考文献,依据文献也不排斥同时从口头传说汲取营养。

瞿佑的词曲集《乐府遗音》有《一剪梅·舟次渭塘书所见》。词云:“水边亭馆傍晴沙,不是村家,恐是仙家。竹枝低亚柳枝斜,红是桃花,白是梨花。敲门试觅一瓯茶,惊散群鸦,唤出双鸦。临流久立自咨嗟,景又堪夸,人又堪夸。”小说《渭塘奇遇记》的青年男女主角和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呼之欲出了。

《归田诗话》卷中《三高亭》与小说《龙堂灵会录》为伍子胥抱不平也是一脉相通。松江渭塘和吴江三高亭都离作者家乡不远。小说和《乐府遗音》的《一剪梅》词以及《归田诗话》关于三高亭的记载可能是同时的作品而略有后先。

《乐府遗音》《木兰花慢·金故宫太液池白莲》云:“记前朝旧事,曾此地,会神仙”以及别的句子的句法,同小说《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或相同或近似。《剪灯新话》完成于作者三十岁出头时,金故宫无论指燕京或指南京(开封):据现存记载,瞿佑都没有去过,而南宋故都的聚景园却近在他的家乡。显然,作者是借他家乡的景色描写金故宫了,也许相反,金故宫引起了他的乡思。正如小说中的滕穆凭吊宫女卫芳苹的祭文所说:“中原多事,故国无君。抚光阴之过隙,视日月之奔轮。然而精灵不泯,性识长存。”归根到底还是那一缕凄婉的怀旧之情,在明初而怀念动乱之前的元末那一段承平生活。《剪灯新话》对读者的魅力不在于小说的情节紧凑,故事生动,而在于他感情的深沉和执着,这恰恰是他作为《乐府遗音》的作者所独有的,如果以一般的小说艺术来要求它,未免不着边际了。

都穆《都公谈纂》根据嘉兴周鼎的说法,以为《剪灯新话》原是杨维桢的作品。他说的杨维桢同瞿家的交往是可信的,老诗人杨维桢对少年瞿佑确实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杨维桢有诗集《丽则遗音》,瞿佑也有集《乐府遗音》;杨氏晚年自号风月福人,瞿佑则以乐全叟为号。《剪灯新话》卷一《联芳楼记》可说由杨氏的诗引起。《剪灯新话》吴植、桂衡和凌云翰的序文都说是他们友人瞿佑的作品。《谈纂》的说法可说事出有因,而难以作准。

在唐宋传奇之外,收录在北宋《太平广记》里的卷帙浩繁的作品大都由委婉曲折、生动有致的文言短篇小说缩成为简短的笔记。所谓笔记小说原来可以分指笔记和小说两类,长短和艺术虚构处于它们两者之间的作品,不妨称之为笔记小说,它成为一种单一的文体。《剪灯新话》在明初的出现可以说是唐宋传奇的复兴。它同唐宋传奇一样主要以爱情故事为题材,大约占《新话》的半数。

《剪灯新话》传诵的不是科第中人和北里名媛之间的风流韵事,而是兵火之余发生在如画的江南水乡的恍惚迷离的悲欢离合。它不是旧传奇的简单复活,而带有元末明初特定的社会背景。同一般想法不同,它不带有民族矛盾的烙印,而对旧时代殷富的江南城乡带有脉脉柔情。令人惊奇的是元末明初的遗老遗少同任何朝代兴废交替的感觉相同。包括瞿佑在内,他们同明末清初的文人简直很少差别,尽管民族背景大异。

悲欢离合的恍惚迷离情调同样贯穿在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文言短篇小说《秋香亭记》中。《剪灯新话》中带有自传和非自传色彩的作品如此协调地融合在一起,这是这些作品获得成功的秘密。

唐宋传奇中的女主角多半假借女仙、名妓或公主等特殊的身份以超出礼法的束缚,《剪灯新话》则以易代之际的离乱以解脱因袭的约束,手法虽异,目的则同。作者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效果并不因此而削弱。

《剪灯新话》以文言写成,浅近而不鄙俚,浓艳而不刻露,同爱情题材十分适合。同时插入一些诗词或骈文,适可而止,并不令人生厌。不考虑它的内容,片面地责备它文笔冗弱,有失公允。它的成功也不是“闺情”

“艳语”取悦时人所能说明。

《剪灯新话》成书四十一年后,出现了李昌祺的拟作《剪灯余话》,以后又有万历年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可见它对后世影响深远。《新话》二十篇中,《金凤钗记》、《翠翠传》、《三山福地志》被改写为白话编入初、二刻《拍案惊奇》;沈璟据《金凤钗记》改编为《坠钗记》传奇,《联芳楼记》则有南戏《兰蕙联芳楼记》,《渭塘奇遇记》则有无名氏杂剧《王文秀渭塘奇遇》和叶宪祖的《渭塘梦》杂剧,《翠翠传》则有叶宪祖的杂剧《金翠寒衣记》,《绿衣人传》则有周朝俊的《红梅记》传奇,在昆剧、京戏、秦腔和其他地方戏中一直被作为保留剧目。

《剪灯新话》以它特有的诗情画意见长,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

在中国古代,诗包括诗和词两种主要艺术形式。词尤其适合抒写缠绵悱恻的柔情。

元末张士诚时而叛乱,时而归顺。瞿佑的童年在宁波流亡时度过。

诗人杨维桢(1296-1370)同瞿家是世交。回到杭州后,杨氏专攻《春秋》,而又以香奁诗闻名,被人称为“文妖”。他既有《正统辨》那样有关《春秋》大义的奏章,主张元朝是宋朝正统的继承者,将辽金排斥在外,这是一种曲折的民族思想的表达,另一方面他又以香奁诗闻名。青年瞿佑既有《通鉴(纲目)集览镌误》(未见),又有《香奁八题》和《沁园春·鞋杯》(鞋杯指以酒盅置放在妓女的绣花鞋子中劝酒)。可见他在两个方面都接受了杨维桢的影响。

瞿佑曾仿效元好问的《唐诗鼓吹》,编选宋金元三朝的律诗一千二百首,名为《鼓吹续音》。他题了一首诗附在卷后。末句说:“举世宗唐恐未工。”这也正是杨维桢对他的影响。

瞿佑在20岁时曾重到苏州,那是吴王张士诚覆灭的前一年,刚好没有受到牵连而受到明朝的惩罚。

瞿佑有一篇缠绵悱恻的自传体爱情小说《秋香亭记》。男主角商生是作者借孔门弟子商瞿为自己取的化名,女主角釆采是已故诗人杨载和他祖姑的孙女儿。两小无猜,就被家人作为未婚夫妻看待,却因战乱而离散。采采出嫁之后仍然不忘旧情,商生也一样。瞿佑到苏州,是为了旧梦重温。这时釆采已随丈夫住在南京,她和商生仍不时以寄诗表情达意。

后来恍惚凄迷的恋情成为《剪灯新话》的基调而诗词则是必不可少的穿插。

瞿佑少年多才,杨维桢、凌彦翀、邱彦能、吴敬夫等元朝遗老和他订忘年交,这加强了他创作中的追忆旧时代的情调。

瞿佑32岁时完成了文言短篇小说集《剪灯新话》二十篇的创作。

洪武后期,瞿佑先后任仁和、临安和河南宜阳的学官。在家乡仁和和临安是训导,后升宜阳教谕,相当县一级的教育行政长官兼教师。

54岁升南京国子监助教,中央一级的教育长官所属的低级官员,从八品。

永乐元年(1403)升为周王府的右长史,正五品。长史处理王国的政务,又负有辅导国王的职责。周王是永乐帝的同母弟,居功自大,向封地外的一些府州县擅自发布公文被告发。朝廷既对周王有所猜忌,又不愿轻易地被人看作兄弟相煎,瞿佑以辅导失职充当替罪羊,下狱后充军(编管)到塞外保安(今河北省涿鹿)。这时他已60多岁了。

74岁那年,同被编管的友人胡子昂带了他保存的《剪灯新话》来访。

次年,瞿佑写了一篇《重校剪灯新话后序》,而这位友人却因驻地兴和(今河北省张北)失守而死难了。

瞿佑的妻子同他分别18年后去世。这时他已79岁高龄。友人劝他纳妾以缓解他的独居之苦,他没有接受。同年,他完成了《归田诗话》。

《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它“所见颇浅”,疏于考证,同时也赞许它所记载的元末文人事迹可供采择。

由于太师英国公张辅的保奏,他在这一年从关外召还,在张家做家庭教师。他庆幸自己平安归来,以乐全叟为号。

三年后,他启程回到南京长子住所,次年回到次子松江训导达那里。

在故乡杭州,他已经没有自己的住所,但还是回去了一次。纪行的诗编为《乐全稿》和续集。

1433年,他以87岁高龄去世。

中国同近邻友邦的交往以朝鲜为最早。朝鲜同明朝的关系限于封建时代宗主国和藩属的关系,明朝没有对它发动战争或进行直接统治。相反,在日本入侵时,明朝还出兵援助朝鲜抗战。因此,朝鲜金时习在《剪灯新话》影响下所写的汉文文言短篇小说集《金鳌新话》没有像越南阮屿的《传奇漫录》那样对“北朝”和“吴兵”作指斥和控诉,还在《醉游浮碧亭记》和《南炎浮州志》分别采用明朝的年号“天顺(1457-1464)初”和“成化(1465-1487)初”。不仅如此,《醉游浮碧亭记》一开始就标明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朝鲜,平壤被称为箕城。女主角自称“殷王之裔,箕氏之女,我先祖实封于此。礼乐典型,悉遵汤训,以八条教民。文物鲜华,千有余年。一旦天步艰难,灾患奄至。先考败绩匹夫之手,遂失宗社。卫瞒(汉籍作卫满)乘时窃其宝位,而朝鲜之业坠矣。”日本学者小野湖山评小说“有麦秀殷墟之叹”句说:“殷墟二字,不泛。”这是不错的。女主角自己认为是国王箕准的女儿,为“此国之鼻祖”即传说中的檀君接引而升天。显然这是对朝鲜开国的两个最有影响的箕子传说和檀君传说的结合。小说以男主角受封“河鼓幕下为从事”升天而结束。这则爱情故事实质上是对中韩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讴歌。

《南炎浮州志》,南炎浮州当是佛经中所说的南阎浮提州的误传,阎误作炎,然后又望文生义地同“火炎涨天,融融勃勃”加以穿凿附会。这是作者的虚构。小说又以南炎浮州(南阎浮提州的误传)同阎罗王相联系,这是中国民间以讹传讹的“创造”,作者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

小说说:“故与浮屠交,如韩之颠、柳之巽者,不过二三人;浮屠亦以文士交,如远之宗、雷,遁之王、谢,为莫逆友。”韩指韩愈,颠指韩的友人僧大颠,柳指柳宗元,巽指柳的友人巽上人;远、遁指释慧远、支遁,宗、雷指宗炳、雷次宗:王、谢指支遁的友人王羲之、谢安。小说又说:“夜则凄风自西,砭人肌骨,吒波不胜。”“吒波”是“吒吒波波罗罗”的简化,原出佛典,指人在寒冷时自然发出的声音。可见作者对中国古籍的修养很深,如果再作进一步提高,南阎浮提州误会为南炎浮州的事就不会发生,那就不会有这篇小说了。

最易见出《金鳌新话》来源于瞿佑《剪灯新话》的是《龙宫赴宴录》,这是瞿佑《水宫庆会录》的套用,人和地都由中国换成韩国。结构雷同,原为新构宫殿改为营建佳会阁,迎请人间文士到龙宫(水宫)撰写上梁文,上梁文各以东、南、西、北、上、下为韵也一样。

另外两篇《万福夺樗蒲记》和《李生窥墙记》都写才子和女鬼的情缘。

前者少女“当寇贼(倭寇)伤乱之时,死于干戈,不能窀穸”,后者则才子和佳人原已由窥墙而幽会,终于正式成婚,“辛丑年(恭愍王十年,1362)红贼据京城……女为贼所虏,欲逼之。女大骂……贼怒,杀而剐之”,后又人鬼结合。女鬼要求丈夫“拾骨附葬于亲墓傍。既葬,生亦以追念之故,得病数月而卒”。这两个爱情故事都以诗词传情。都以战乱为背景,这两点正是《剪灯新话》爱情故事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