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经济体制一旦确立又不仅会对技术、生产力的变化产生反作用功能，而且会规定文化发展的方向，对一个社会或地区的文化精神产生导向作用。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功能，是以一定的方式对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进行激励和约束，从而给经济主体的行为风格和精神面貌打上深刻的烙印。毋庸置疑，不同的经济体制会对人（经济主体）形成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从而会形成人的不同的行为风格和精神面貌。正因如此，发生在经济领域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必然会给浙江区域文化精神领域带来深刻的影响。换言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浙江的区域文化精神也发生了深刻的嬗变。
1．自主、自强意识显着增强
强烈的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精神的显着特征。正是在这种区域文化精神的作用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了哈耶克所谓自然演化的特征。浙江人在资源贫乏、国家投资甚少的情况下，实干苦干，白手起家，“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了“气候”。浙江人改善自身生存和社会生活条件，较少地依赖于政府，而更多地诉诸个人的奋斗与社会个体间的协作；浙江外出经商务工者众，但不同于内地其他地区的是，浙江人在外不当打工族，绝大多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是或大或小的老板族，这些现象都体现了浙江人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新的精神。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专业市场的兴起，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崛起、全国各地“浙江村”、“浙江街”、“温州村”的形成、自筹资金建设城镇（“全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是典型代表）、旧城改造资金自我平衡，乃至于台州温岭等地的民主恳谈会等，也都更充分地显示了浙江民间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的精神。
浙江区域的这种文化精神，也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的社会调查数据中得以充分的显示。据周晓虹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处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浙江农民的依赖意识已经急剧地减弱，而自主、自强意识显着增强，尽管他们对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存还抱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对离开田地做工、经商、上大学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向，其中为数不少的人甚至做好了随时“远征”，另行开辟天地的准备。“浙江村”的问卷发放由于缺乏户籍资料，只能在浙江人聚集最多的邓村、马村和后村按居住门牌间隔选择填答对象，研究对象的选取数量是400人，选取原则是16－65岁的农业人口，但由于外出人口以青壮年为主，故实际的研究对象以18－25岁和26－35岁两个年龄组的人为多。
问卷调查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村”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对“农民的孩子应以种田为本”的说法持十分明确的反对态度。“同意”或“比较同意”和“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总数的7.1%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分别达到34.9%和20.8%（其余选择“说不准”或为未答者）。“浙江村”的“村民”对“改革虽有风险，但比吃大锅饭强”
的说法，表示“很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分别高达45.4%和29.2%，“说不准”的只有17.5%，而“不太赞同”和“比较赞同”的总共只有7.6%。
毋庸置疑，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等，乃是浙江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这种区域文化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人就已经显示了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的意愿。比如，1994年10月，项飚随北京有关部门在“浙江村”开展外来人口调查时发现，这里30岁以上的男性业主6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动经历。而王春光对“浙江村”的调查表明，这里年纪在32岁以上的男人80%在改革开放以前有过外出的经历。1994年春节，项飚还向乐清工商局的领导打听有关乐清人口外流的情况。这位领导张口就不容置疑地说：“乐清人嘛，‘文革’的时候就全国到处乱跑！”项飚问：“后来呢？”“后来就越跑越胆大了！跑到北京就有了‘浙江村’。”费孝通、林白、王春光等许多学者都已经强调温州地区有人口外流的传统。据调查，温州全市的无证摊贩在1970年时有5200人，1974年有6400人，1976年达到11115人。“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和“黑市”也是广泛存在。在1976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中，民间市场交易额竟然占了九成。上述现象不仅限于温州，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其他地方尤其是台州、金华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温州较为典型。这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无疑显示了浙江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等自主、自强区域文化精神的萌动。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等自主、自强是一种注定要被抑制的文化精神。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定的基础上。这种假定可能是外显的，可能是隐含的，可能是人们在理论体系中明确表达的，也可能是日常经验和无意识的。这是因为经济体制的约束、激励、配置资源等功能只有通过人才能发挥作用，经济体制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实现个人目标和体制目标的“激励相容”问题，经济体制中个人的行为是否会偏离“激励相容”的设计初衷，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效率。完全的社会公有制、完全的集中计划和按劳分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要素。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暗含着两个极为重要的人性假定。一是计划者具有完全理性。计划者要制定准确的计划，就必须具有无限扩大的认知能力、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与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二是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人假定。道德人假定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理性、会计算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道德人暗含在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的差别和冲突，他们是在思想、道德上充分发展和完善的个人，个人也不再是经济人，个人需要与社会的需要完全一致，甚至能够服从社会的需要”。计划经济之逻辑整体，要求用激发思想觉悟替代利益激励导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要求其行为主体不计报酬，出于某种高尚情操而无私奉献。按照周建漳的看法，义务、奉献在先的道德人行为的普遍与持久化需满足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即“合作群体中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与公共利益目标不一致的行为。一旦此中出现了一个，甚至仅仅是怀疑有一个混在‘众人拾柴’队伍中的‘搭便车者’，其行为就会很快‘传染’、‘扩散’，人心浮动，直至合作瓦解”。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之逻辑所暗含的道德人假定，可以将通过人员外流、“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民间市场和“黑市”等现象而表现出来的浙江人之自主谋生、自主创业冲动，看作是对计划经济道德人假定的偏离（甚至是严重的偏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自主谋生、自主创业是在生存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是与道德人精神相反的有理性、会计算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精神。而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力量和效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将现实中的众多的经济人改造、转换成道德人。因此，在计划经济时期，自主谋生、自主创业、自主创新等自主、自强是一种注定要被克服的文化精神。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浙江属于国家投资少，国有企业少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区域，但在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和极左政治势力和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浙江人之自主谋生、自主创业冲动，也不无例外地受到了严厉的限制。
浙江省江山县勤俭大队的事例，就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据1970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的短评，勤俭大队是被作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个先进单位”而向全国宣传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向江山县勤俭大队学习，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从当时的材料看，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勤俭大队尽管是政治上的“先进单位”，但社员也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比如，“1967年秋，一百多天没下雨，粮食严重减产，发生口粮困难”。
大家“修水库，挖白田，大种秋菜和小麦，向老天夺粮”。同时，勒紧裤带，“抓紧节约用粮，计划用粮”。据说，1968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每人平均口粮比1967年多95斤”，但是，“到1969年春天，有的社员粮食不够吃，动用了队里6千斤储备粮”。在温饱尚成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勤俭大队的社员“私心杂念”也是比较严重的。“有些社员原来认为，‘农民嘛，有点私心，搞点小私有，没啥关系’。”“过去集体收了花生、桕子以后，有的妇女、小孩到地里把一些零落的花生粒、桕子粒拣回家去，并且认为这是合理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私心杂念”自然会成为“扑灭”的对象。勤俭大队独特的“扑灭”方法，就是学哲学。“学了哲学以后，大家懂得了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认识到对于资产阶级的‘私’字决不能小看。有的贫下中农说‘一块番薯，开始时有一点烂，还是番薯，但是不及时处理，就要越烂越大，大部分烂了，就起了质的变化，变成烂番薯了。’”“现在认识到拣回家的不是几颗花生、桕子的问题，而是拣回了自私自利思想。因此，都自觉交回了集体。很多社员在挖荸荠时，捉到了几条泥鳅，也交给集体畜牧场喂猪。”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人民公社低效率的生产组织下，勤俭大队社员迫于生存压力，也曾萌生了试图冲破体制束缚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业冲动。勤俭大队第八生产队“为了抵制资本主义倾向，订立了一系列规定。例如，国家统购的农副产品，不准多留多分，不准自由买卖，不准高价出售，等等。‘大门关得紧，歪风吹不进’。以为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尽管如此，“问题”还是出现了。“生产队买化肥要一笔钱，有个别人就提出把花生拿去卖高价，还说什么‘国家任务一斤不少，集体种子也留足了，余下的多卖点钱，既增加社员收入，又解决买化肥的资金，有什么不好？’”结果，就挑起花生卖高价去了。后来，也“有人用低价柴禾向我队换高价鱼”。但是，不久以后，这种符合有理性、会计算并追求利益最大化之经济人精神的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业冲动，就被上纲上线为“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而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有的贫下中农说，‘自由买卖’是腐蚀我们的迷魂药，如果中了它的毒，钱是多了，路却歪了。有的说：增加的不是钱而是私心，发展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正如前述，道德人的人性假定是计划体制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但是现实中的个人却是有利益追求的（不排除少数人可能是例外）。因此，与计划经济体制相一致的道德人并非是现成的、大批量的存在，而必然是对于现实中大量自利理性的经济人回炉改造的一种结果。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文化运动的实际历程，人们不难从中辨认出这样一种抑制和改造自利理性的经济人，塑造毫无自利之心的道德人努力的清楚线索。尤其是1957年以来的思想改造过程，乃是一个不断地压抑个人对利益追求的过程。在这种宏观社会背景下，勤俭大队种田人之“学好用好哲学”，可以被看作是将追求自身利益、具有自主谋生和自主创业意愿的农民，改造成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组织相一致的道德人的一种尝试。用勤俭大队社员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大批判”可以提高“大家的觉悟，使新制度建立在思想上，落实到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