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轻纺成为战略转型的突破口
实施轻纺优先战略是浙江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就在1978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对于经济发展，仍是“基础工业大发展”的方针。要求电力自给有余，燃料、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石油化工都要有一个大发展。然而到1979年5月，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加上党中央的正确的发展思路，风向就完全变了。
（一）避开短处发挥长处
中共浙江省委和原省革委会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回顾总结了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大家认为，以往那种发展路子，是离开客观实际，集中力量攻短处，结果是短处攻不下，长处也不能发挥，整个经济工作就不活。只有避开短处发挥长处，才能以短补长，整个经济以快养慢，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轻纺工业就是浙江的长处。从1952年至1978年，浙江轻纺工业投资为5.9亿元，轻纺工业向国家提供的积累则高达80.4亿元。浙江一向以丝绸之府闻名天下，当时浙江轻纺产品中，桑蚕丝、丝织品、麻袋、罐头、饮料酒等产量均居全国较前位次。浙江的轻纺工业具有原材料、工艺技术、出口等方面的较好基础，是浙江工业的优势。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片面强调“抓缺门、攻短线”，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走了一条避开长处攻短处的路子。1952年至1978年，在列入国家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中，轻工业只有重工业的2／5，1976年到1978年，轻工业的投资只占重工业的1／6，轻工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十分明显，只有跳出“保煤夺钢”圈子，大力发展轻纺工业，浙江工业才能有新的起色。1979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根据国家加强轻工业的方针，提出要“加快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主要是依靠现有企业，大搞挖潜、革新、改造，在增加数量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上。
在这一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又就浙江经济建设展开深入讨论。认为搞好浙江的经济工作，必须在指导思想上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搞好综合平衡，以长补短，以轻养重，充分发挥浙江的经济优势和特长。
（二）创造性地实施轻纺六优先
这是指中央提出的，在原料、燃料和电力，挖潜、革新和改造，基本建设，银行贷款，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交通运输六个方面，优先解决轻纺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浙江在实施当中，又有所创造发挥。
从投资比例到燃料、动力、物资供应，给轻纺工业“吃小灶”。1979年，全省重工业投资比上年削减32.8%，轻纺工业投资增加25.2%，轻纺工业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从8.9%上升到11.3%。与此同时，1979年，从省级机动财力中拨出2000万元作为轻纺工业的专项贷款，还增拨1.2万吨钢材、3000吨生铁、600多吨钢、3000立方米木材和1400多吨聚氯乙烯，用于轻工业生产。
为了保证轻纺工业的用电，当时省里停产17座硅铁炉，挤出7万千瓦电力保证轻工生产。
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扩大轻纺工业原料来源。当时省里对棉花、蚕桑、畜牧、山区特产等农副产品的生产都作了专门部署，要求各地农村在增产粮食的同时，根据当地特点，大力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全省除落实了蚕桑生产和蚕茧收购政策外，还拨出专款和一部分设备，扶持山区和丘陵地区的社队发展新桑园，当年增加新桑园10万多亩，当年蚕茧增产20%以上。还落实了棉花、黄麻、制皂、牛羊奶、酿酒用粮等轻纺工业原料的增产措施和有关政策，逐步改变了造纸、皮革、乳制品、酿酒等行业“吃不饱”的状况。
依靠已有企业，大搞挖潜、革新、改造。浙江由于长期对轻纺工业投入较少，因而老企业多，小厂多，设备旧。1979年，原省革委会通过多种渠道，给轻纺企业增加了技术措施资金和各种贷款，有利于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同时对于手工业企业，也拨给了一定数量的技术措施贷款。
协调工商关系，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省里多次召开工商协调会议，组织调查市场需要，研究市场规律。在要求商业部门增加收购和推销轻纺产品的同时，允许轻纺企业向省内外推销商业部门收购以外的产品，允许工业主管部门和工厂自设产品销售门市部，允许工业部门举办产品展销会。
有计划地组织重工业和其他部门开展工艺协作和联合，支持轻纺工业发展。1979年以来，杭州钢铁厂增产了轻纺工业急需的小圆钢、小角钢、硅钢片、铸造生铁等品种。杭州市化工系统为轻纺工业增产了纯碱、烧碱、聚氯乙烯、皂蜡等20种化工原料，其他如燃料供应部门，物资、财政、商业和其他重工业部门，都为发展轻纺工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突破过去只在大中城市兴建轻纺骨干企业的框框，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创办新的轻纺企业。如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产棉区县、市兴办中小型棉纺织企业，1978-1987年的10年时间里，先后在平湖、海盐、镇海、宁海、慈溪、金华、衢州、舟山等地，新建了8家以3万纱锭、500台布机为规模的纺织联合企业或单纺厂。浙江一大批轻纺企业脱颖而出。
（三）轻纺造就浙江模式
回顾浙江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有两个基本因素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民营企业，另一个就是轻纺工业。可以说是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今日的浙江模式。2000年，一位朋友曾对笔者说，“浙江有什么呢？无非就是两件衬衫一瓶水”。话虽言过其实，但确也于无意之中点出了轻纺工业对于浙江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工业非常弱小，轻工业比重高达90%以上。这种结构当然说不上合理或不合理，但从浙江现代经济增长当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言，只能说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到了1978年，由于大量资金长期向重工业倾斜，轻工业比重已下降到59.5%，但轻工业在浙江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仍能略见一斑。
在1978年至1986年的那段岁月里，轻纺工业再次成为浙江快速增长的引擎。这一期间，浙江工业年均名义增长速度为19.2%，轻工业年均名义增长速度则为20.4%，轻纺工业对浙江工业的贡献份额达到65.9%。
轻纺工业的工艺技术相对简单，投资相对较少，市场需求较大，十分适合处于起步阶段的民营企业。一个刚刚起步创业的人，没有技术、缺少资本、缺少人际关系，他会有什么选择呢？广东依靠地理优势，利用外资占全国的1／3；江苏具有现代经济增长的先发优势，总体发展水平较高。而浙江既没有较多的国家投资，也没有利用外资的地理优势，更没有历史形成的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知识和资本积累，唯有一大群富有创新精神、敢于白手起家的农民。因此，生产经营以轻纺为主的中低档次产品，是经济处在起步阶段的浙江人的唯一选择。
轻纺工业成为浙江模式的一个重要发展平台。比较典型的是纺织、服装及皮毛羽绒三个行业。1980年，这三个行业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24.5%，1985年达到25.9%，1990年上升到29.5%。这三个行业对于同期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1980-1985年为27.9%，1985-1990年上升为31.8%。也就是说，1980-1990年，在浙江工业增长中，1／4多至近1／3，是纺织、服装及皮毛羽绒三个行业作出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国这三个行业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浙江这三个行业却仍较快增长，占全国比重逐渐上升，日益成为全国最有竞争力的轻纺基地。1985年，浙江的纺织、服装和皮毛羽绒三个行业产值占全国的8.0%，此后这三个行业的比重扶摇直上，2004年达到最高，占全国同行业产值的24.4%，也就是说，全国有近1／4的纺织、服装和皮毛羽绒产品是浙江生产的。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04年以来，浙江工业增长速度连年居全国第二十位以后，主要原因就是这些传统行业增长乏力导致的。由于这些行业占有浙江工业较高份额，导致增长弹性较高的机械、化工、电子、电气等行业占浙江工业的比重较低，因此在出口市场逐渐饱和、国内需求又没有及时跟上的情况下，省内工业增长出现颓势。
笔者比较了全国和浙江12个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的变化。2000年，全国这些行业的比重是24.5%，2007年估计下降到了19.9%。而浙江呢，这些行业2000年的比重是36.1%，2007年则是28.5%。虽然下调快于全国，但传统行业比重仍要高出全国近9个百分点，几乎比全国高一半。这些行业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了较大困难，从而累及整个浙江经济，这显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前调整浙江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三、市场崛起
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发展，是浙江在改革开放早期，实施战略突围的有机组成部分。
流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合商业的三级批发体系是中国流通体系的主体，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和垂直等级，不仅难以与民间创业兼容，而且成为窒息民间创业的体制障碍。浙江各地基层政府和农民在创业进程中，突破种种束缚，甩开这一僵硬的计划经济体系，构造出了一个与民间创业相适应、商品市场为主体的流通体系。
（一）市场大省
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杭嘉湖宁绍一带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温台和浙中一带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这两种不同的体制模式，当时从各自特点出发，采用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来为自己服务，以便与整个国民经济相融。
杭嘉湖宁绍一带的乡镇企业，创业伊始主要是给城里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做配角，与他们形成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最初主要是通过厂长或销售员等人与国有企业及城镇集体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关系建立起来的，所以当时也称之为“人缘经济”。在当时，这是一种典型以人格化关系构造起来的经济，并不是以有形市场为基础的。
浙江的有形市场起步于温台和浙中一带。改革开放前后，这一带有两股力量汇成了对于有形的商品市场的需求。
一股力量是农民推销其生产的低档工业品的需要。温台和浙中一带，特别是温州和浙中一带，改革开放前后，大量农民用城里企业的下脚和边角材料生产低档次的日用工业品，如再生腈纶制品、编织袋、徽章等。这些商品产于千家万户、用于千家万户，是不可能依靠若干个活动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供销员，完成整个流通过程的。与此同时，这些小商品生产的原料需求，也分散在千家万户，因此必须寻找一种低交易成本的采购方式。
另一股力量是城乡居民购买质优价廉工业品的需要。当时，城里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以及一部分农民，利用原有流通体制低效率的弊病，冲破计划管制的束缚，钻各种计划分配或专卖等的空子。他们或是在生产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贩运活动，或是在批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销售活动。有的直接地利用浙江农村原有的集市贸易体系进行各种销售活动，有的则采用提篮小卖、三轮车沿街叫卖等形式进行商品销售。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杭州市内的武林门广场、一公园边上的原省人民大会堂等几个地方，经常会有数辆或十几辆三轮车，载着布匹、袜子、儿童玩具等商品，停在人行道边上兜售。所有这些销售活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低于正常流通环节的价格，销售商品，赚取差价。当然也不免鱼龙混杂，以次充好等。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最早的商品市场体系出现在温州，绝不是偶然的。先是瓦市、虞师里等一批农副产品市场恢复起来，接着开放巽山、上陡门等11个粮油市场。到1982年，温州市开放了市区铁井栏工业品市场，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浙江第一个工业品市场。1983年，又相继开辟了环城东路和妙果寺等工业品市场，建立了一批工业品贸易中心。到1986年，温州市的城乡市场发展到472个，其中专业市场267个，当年市场成交总额13.2亿元，相当于全市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1.5%，闻名于全国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商品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随着乡镇集体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各种布匹、羊毛衫、服装、皮鞋等生产的迅猛发展，不仅与原有低效率的国合商业流通体系日渐不相适应，与由生产企业直接与贸易企业之间的点对点式的贸易关系，也日渐不相适应。一些个体经销商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原有的农村集市贸易体系，摆摊经营乡镇企业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