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包产到户简单地等同于分田单干，然后坚决反对，这是当时习惯采用的一个做法。基于当时中共浙江省委的政策主张，1980年10月后的《浙江日报》上，以省农委负责人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党和政府一贯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要分田单干。农村各级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理直气壮。决不能有半点含糊和动摇。少数地方已经搞了分田单干的，要坚决纠正。”这篇文章最后说，对于一些地方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决不能放任自流，让它们滑向分田单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只是小面积推开。到1980年10月，全省只有2.5%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
（二）何为浙江的事实？
所以说，笼统地讲坚持实事求是，笼统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如何从当地实际出发来坚持实事求是，如何以科学的标准来看待实践。
事实上在1979年，即使以当时眼光看，浙江农村也并不富裕。当时全省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包括投肥）为119.5元，而城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的月收入，大致为30元。笔者于1976年底，成为宁波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正式职工，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农民辛苦一年从生产队分配的收入，只有城里小青工三个多月的工资。这样的情况，应该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浙江的实际吧。
环杭州湾地区农民收入相对高一些，其他地区则均较低。1979年，最高的是嘉兴地区，社员人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包括投肥）为199.3元。社员分配收入低于100元的，有金华地区（包括现在的衢州），只有97.6元；台州地区只有82.9元；丽水地区仅为76.0元；温州地区更低，仅为66.2元。这四个地区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均不到嘉兴地区的一半。
另外，浙江的农业生产，当时也远未达到较高水平。1979年是一个粮食丰收年，达到了1611万吨，在1978年增产19.8%的基础上，又增产了9.8%。
但随后两年，粮食产量徘徊在1400万多吨，是整个80年代，浙江粮食产量最低的两个年份。从1984年浙江粮食大增产的情况看，这应该与当时没有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有一定的关系。
农民具有包产到户的强烈冲动，是因为这种经营方式经营效果较好。
1981年7月，金华县东孝乡东关大队第三生产队实行旱地包产到户后，番薯长得很好，而其他集体种管的番薯都因天旱无人管理而全都晒枯。同年，浦江县秋粮生产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因包干到户推广较早，全年合计全县粮食仍是增产的。萧山南钱清大队在1982年的“双夏”时连下雷阵雨，搞联产到组的生产队，社员先收已经分到户的稻草，而不是先去收队里的谷子。相反，第七生产队晚稻种下后搞了包干到户，社员干活非常主动。十分明显，人民公社“出工一窝蜂”、“记分一直杠”的分配机制，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必须实行改革。
这些就是当时的实际，但一些干部就是看不到，听不进。对于包产到户，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退退到五三年”。一些干部事后回忆说，农民想干的事，干部不支持，这是个什么问题，原来是我们患上了“恐资症”。长期来，我们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分田单干，一些干部受此影响，又上纲上线把包产到户上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大包干是“倒退”，结果自己把自己吓倒了。
（三）“顶牛”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少数地区发生了强行合并“小小队”，生硬纠正包产到户等做法，与群众产生了“顶牛”。1980年11月上旬，原遂昌县联溪公社党委决定实行包产到户，但随即被地、县、区党委“纠正”。1981年7月，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浙江通讯》，刊登了奉化县葛岙公社党委书记的一篇文章，《我们是怎样由“堵”到“导”的》，透露了当时农村基层领导的思想矛盾。
去年十月间，中原、孙家塔、沙东头三个大队的23个生产队，根据中央〔1980〕75号文件的精神，搞了春花作物联产到劳责任制，盼望公社党委给予支持。当时我从地委党校学习回来，却认为是“越轨”行动，急忙组织力量，分组下队，决心要把它纠正过来。
我到带头搞春花作物联产到劳的中原大队作为突破口，与支部书记石万友进行整整一天的舌战。我一面指责他们这样做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会削弱集体经济；一面又以关心爱护干部的口吻劝他说，“你入党20多年了，再犯错误犯勿着”。谁知他去引证中央75号文件的有关章节，反问道：“搞联产到劳责任制，犯什么错误，为什么不允许？”说服无效，我采取限制措施，一不供应农药化肥，二不贷给生产资金。同时指定干部下队坐镇，限期纠正，但还是没有效果，这些大队普遍采取明纠暗不纠的办法对付我们。
还有的队尝到甜头以后，又在酝酿水稻联产到劳，我们感到越搞越被动。
1981年春天，湖州市（当时系县级市）苕南公社三田洋大队部分生产队冲破禁区，带头实行了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然而，省委、地委和市委一些领导或亲临现场发表意见，或作出批示，或派出工作组，不赞成这一做法。一些领导提出要予以“纠正”。1982年春节前夕，地委又派出工作组到三田洋大队，做纠正联产到劳的工作。结果，农民口头上表示愿意纠正，但实际上是明纠暗不纠，工作组前脚走，不仅明纠暗不纠的队后脚又公开搞起了联产到劳，而且原先没有搞的一个队也铺开了。类似这种“拉锯战”，在当时湖州市的农村，从1981年春至1982年夏，持续了一年多。
针对这种“拉锯战”，湖州市的荃仁公社采取了“四停”措施，“停止供电，停止排灌，停供农药化肥，停止乡村企业利润返队”。不过农民也有办法，这个公社竹子斗大队第六生产队，32户农民家家户户签名盖章，同心具结，要求联产到劳。
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长期来党和政府替民间设想了很多非常美好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政府偏好无法替代民间偏好，政府选择无法替代民间选择。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选择权还给群众，人们必然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最适合他们当时当地实际的制度方式。
政府所要做的并不是替群众选择，而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有当政府偏好与民间偏好相符时，政府才能有效地实施和推行其政策。而当政府硬要违背农民意志，强硬让农民采取不切实际的生产形式的时候，只能导致党委政府与农民的矛盾激化，并严重影响生产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