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占据了人类心理生活的核心地位。意识的本性，一直以来是人类思想——不论是宗教、哲学还是科学——所面临的最艰深议题。随着认知科学或心智科学（mind science）的兴起，科学已经无法再回避曾一度被其视为禁忌的意识现象。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意识研究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各种进路（诸如认知心理学、哲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超个人心理学等）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对意识本性的理解取得了极为深远的进步，然而意识现象的独特性仍然为人类理智和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如“难问题”（hard problem）——一个传统心-身问题的现代版本、意识起源、意识结构、自我与自我感、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方法论等问题。这些难题犹如飘在19世纪末物理学上空的“乌云”一样飘在当代意识的哲学-科学研究的上空。
危机也是契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就曾预言，“佛教西渐”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已逝的神经生物学家、意识研究东西方对话的开拓者之一的瓦雷拉（F.Varela）甚至有言：“亚洲哲学，尤其是佛学西渐，乃是西方文化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其对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堪比欧洲文艺复兴时希腊思想的再发现。”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佛教在欧美社会各阶层有了广泛的传播，这为意识研究的东西方对话奠定了丰厚的土壤，以至于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家为了弄明白意识和心智的本性而转向东方“心学”传统，他们开始自觉地在东方传统中寻找资源和灵感，希望这种对话能为当今意识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作为另一套高度发展的、不同于西方观念系统的心智科学，东方心学传统与西方哲学、心理学和当代心智科学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对话议题，诸如心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的本性、心/脑关系、心理健康、人格的改变与转化、高峰体验、宗教体验和神秘体验、意识水平和人类成长的极限等。其中最充实、最有成效、也最具影响的对话出现在现象学、超个人心理学、神经科学与东方佛教传统（如禅宗、密宗、唯识学、南传佛教等）之间。
当前意识研究的东西方对话涉及哲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不同层面，涉及的议题包括自我、意识结构、静心和开悟状态的神经生理学研究等。
下面我们就其中的一些议题以及当前对话的特点作简要的评述。
意识结构
“唯识学的意识理论与现象学的意识理论是世界文化中罕见的两种专门探讨人类意识结构的学说。” 因此，关于两者意识结构理论就成为现象学与佛教唯识学比较研究的基本构成部分。在现象学中，意向性往往被视为意识的最一般结构，它由两个要素构成，即意向活动-意向对象，但同时胡塞尔也说过：“每一个行为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但每一个行为也被意识到。”“每一个确切意义上的‘体验’都内部地被感知到。但这种内感知（inner sense）并不在同一的意义上是‘体验’。” 意识结构的这个内感知方面不但被现象学所关注，也被心智哲学的分析传统所探讨，譬如罗森塔尔（D. M.Rosenthal）等人提出过不同版本的高阶（higher‐order，HO）理论 来解析意识结构中的自指性或自呈现（self‐presence）的结构特点。与之相应的是唯识学“四分理论”，即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见分-相分即是一般的意向性结构，而自证分乃至自证自分则是对意识活动自指性的揭示。这方面的对话为最终印证意识结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静心与意识的神经科学
静心（meditation）（或称为冥想、静虑、禅修、禅定）是东方各传统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最古老、最能被验证和最能被重复的”、使心理活动转向内部对身心进行调节的系统。静心训练不仅可以使人的身心或意识状态发生转变，而且可以较日常的内省方法更精微地报告有关意识的构成、过程和内容，因此，静心训练和静心状态成为揭示意识经验的结构和层次，研究心身或心脑作用、心理潜力和改变的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ASC）等的有效方法和适宜的对象。静心的这些特点和功能使之成为意识研究东西方对话中被探讨最广泛的领域，其对话成果也最为丰硕。兹具几个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奥斯汀（J.H.Austin）的《禅与脑》。奥斯汀自1998年以来出版了三本有关禅与脑的着作，在其1998年出版的Zen and the Brain： Tow ard an Understanding of Meditation and Consciousness一书中，他首次系统且详尽地将禅宗与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全面考察了禅修、禅定状态、人格的转化与脑神经回路和系统之间的关联。贯穿其着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是“禅的训练意味着脑的训练”。他认为人脑可被多年的修行塑造、蚀刻和转变，并且只是因为人脑经历了实质的改变，觉醒和开悟意识经验才会出现。
瓦雷拉与神经现象学。为了回应“难问题”造成的困境和更好地研究意识的主观经验，瓦雷拉1996年在Neuroph enomenology： A Methodo logical Remedy for the Hard Problem一文中提出了意识研究的神经现象学方案。神经现象学的核心工作假设是：人类经验结构的现象学描述与认知过程的科学描述之间能够彼此互惠增益。其所指的“现象学”是指一种研究和分析经验的训练有素的、第一人称的方式；他认为西方哲学中的现象学传统与佛教的静心传统皆是此种方式的典范，并且这些开发第一人称能力的禅师或现象学家在意识的科学研究中将起到积极的和创造性的作用。2001年瓦雷拉去世后，他的工作由其学生鲁兹（A.Lutz）和其合作者继续，主要研究禅修者的脑电特征、神经动力特征、禅定超稳定状态的神经整合机制、静心修行在注意调节和正向情绪中的作用和神经机制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电子与控制工程系的罗佩祯课题组在静心活动脑电分析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作。
当代对话的一个重要特点
同科学与宗教对话的一般学者的特点不同，推动当代意识研究东西方对话的一些主要学者不仅有深厚的哲学-科学素养和专业背景，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信解行证，亲临禅修。例如奥斯汀是世界着名神经心理学专家，美国密苏里大学健康中心神经学教授，是一位美国神经科学家，他在日本参加过密集的禅宗训练，并且有过深刻的开悟体验。再者像瓦雷拉、认知神经科学家戴维森（R.Davison）、超个人心理学家威尔伯（K.Wilber）和阿玛斯（A.H.Almaas）等都有过长期的禅宗、密宗或南传佛教的禅静心训练。
从他们身上体现了科学和佛教共有的实证精神。
李恒威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