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心智社会
我们在一些细节上已经知道大脑是一个高度协作的系统。虽然如此，大脑并不是始终如一的结构化系统，因为它是由许多本身以各种方式联结的系统组成。正如我们为视觉系统所勾勒的那样，整个系统就像一个由复杂的拼补过程组装在一起的亚网络的拼凑物，而并非来自某些整齐、统一的设计系统。这种结构暗示着我们不要去寻找包含所有网络行为的巨大、统一的模型，而是应该去研究其能力被限制在特定认知活动上的网络，然后再寻找联结这些网络的方式。
认知科学家开始以各种方式重视这种认知结构的观点。在本章中，我们也将看到它如何为认知科学与人类经验的正念/觉知进路之间对话的接下来的阶段提供自然的切入点。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和西摩·帕普尔特（Seymour Papert）最近提出将心智作为社会来研究，为了使讨论更清楚，我们将在他们所建议点的基础上探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因为这个建议将认知的拼凑结构（patchwork architecture）当作基本原理。
明斯基和帕普尔特提出心智是由许多“行动者”（agent）组成的。这些行动者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了：每个行动者都只在小尺度的微型世界或者“小型的”问题（toy problem）上个别地运作。问题必须是小规模的，因为对于单个系统而言，当问题成比例增大的时候它们就变得难以控制了。对认知科学家而言，后面这点仍不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多年以来人工智能试图发现整体解决方案（例如，在通用问题解决器的形式中）受挫之后的结果，也是寻找局部任务解决方案相对成功的结果，但这个解决方案不能超出特定的领域。因此，任务就是将这些在特定领域运作的行动者组织成为有效的更大的系统或者“行动机构”（agencies），这些行动机构继而组织成为更高层次的系统。通过这样的方式，心智作为一种社会涌现出来。
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此记住，尽管这是通过对大脑的密切观察得出的启发，但是这个模型是心智的模型。换句话说，它不是神经系统或社会的模型；它是从神经科学所掌握的细节抽象出的认知结构模型。所以，行动者和行动机构并不是实体或物质过程；它们是抽象的过程或功能。尽管读者现在无疑已经熟悉了多层次这一主题，但是这点仍需要特别强调，尤其是因为明斯基和帕普尔特有时在写作时，就好像他们是在大脑层次上讨论认知。
将心智看作是为数众多的行动者构成的社会这一模型是为了包容认知研究进路的多样性，这些研究进路涵盖从分布式的、自组织网络到局部化的、串行符号加工的经典认知主义概念。这样，心智社会意味着当今认知科学中的一条中间道路。这种中间道路对心智的同质（homogenous）模型发起挑战，无论这个模型是以分布式网络这种形式为一个极端，还是以符号加工者的形式为另一个极端。
当明斯基和帕普尔特认为不仅分布有优点而且隔绝（insulation）（即对使各个过程保持分离的机制）也有优点时，这一步尤其明显。行动机构内的行动者可以以分布式网络的形式相联结，但是如果行动机构自身以相同的方式联结，那么实际上它们将组成一个更大的网络，其功能是均一（uniformly）分布的。但是这种均一性（uniformity）将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ina productive way）限制把单个行动机构的运作结合起来的能力。这些运作越是分布的，就越难将它们其中的许多激发起来而同时又不彼此干涉。然而，如果有一种机制使各种行动机构彼此隔绝，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些机构仍然是相互作用的，但却是通过更加受到限制的联结，诸如那些典型的序列的符号加工。
当然，这种观点的细节是有争议的。但是这样一种图景，即心智并非统一的同质实体，甚至也不是实体的集合，而是各种过程的网络的非统一的、异质的集合体，看上去不仅是吸引人的，而且与认知科学所有领域所积累的经验有强烈的共鸣。很明显，这样一个社会可以在不止一个层次上来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改变关注点，那么那个被当作一个行动机构的东西（即诸行动者的集合）可以仅仅作为一个更大行动机构中的一个行动者来加以考虑。相反地，如果我们更关注细节，那么那个被当作行动者的东西，也可以被看作由许多行动者组成的行动机构。基于同样的方式，将什么看作是社会将依赖于我们选择的关注层次。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明斯基以这样一个例子作为《心智社会》这部着作的开头，有一个行动者，他的特长是用玩具积木（toy blocks）来建塔。要建造一座塔，需要启动这座塔的建设，添加新积木并且决定什么时候完成。所以这个行动者——建筑者——需要诸如“启动”、“添加”、“完成”这样的子行动者（sub‐agents）的帮助，并且这些子行动者需要更多的行动者（诸如“寻找”和“捡起”等）的帮助。所有这些行动者的活动共同完成了建塔的任务。如果我们将建筑者视为单一的行动者（也许是一个拥有意志，能够执行行动的小矮人），那么建筑者就是任何启动所有这些行动者的东西。然而，从涌现的观点看，所有这些行动者组合一起产生了建造玩具塔的作为行动机构的建筑者。
当然，明斯基和帕普尔特的心智社会对直接经验的分析并不关注。但是明斯基描画出了令人欣喜的人类经验的广阔范围，从玩耍儿童积木到能够觉知和内省的个体。在很多方面，明斯基的工作是对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的扩展性反映，它致力于“亚人的”（subpersonal）层面，但并不希望长时间忽视人的和经验的。在某些点上，明斯基甚至觉察到他的某些观念与属于佛教传统的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因为他的着作有六页是从引用佛陀开始的。
然而，明斯基并没有遵循他自己的引文所提示的线索。相反，他主张，尽管在认知科学中没有真正存在的自我的位置，我们也不可能放弃对这个自我的信念。在《心智社会》的结尾，科学与人类经验完全是分离的。既然我们不能在两者中作出选择，我们最终陷于精神分裂症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通过我们的构成）我们“被宣判”去相信某些我们知道其实并不真实的东西（我们的个人自我）。
我们要强调的是，并非只有明斯基持有这样的结论。事实上，就像我们在对杰肯道夫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认知主义强迫我们把作为表征的认知与作为意识的认知分离开来，而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导向这样的观点，用杰肯道夫的话说就是，“意识毫无用处”。因此，杰肯道夫不是在计算心智与现象心智之间建立真正的桥梁，而只是将后者还原为前者的一个纯粹“映射”。然而，像杰肯道夫也注意到的那样，“意识似乎对生命太重要了——太有趣（too much fun）——而不能认为它毫无用处”。这样，科学与人类经验再一次完全分开了。
只有通过扩大认知科学的视野从而包括对人类经验的开放的分析，我们才能避免这种困境。回过头来我们会更加仔细地思考这个明斯基式的僵局。然而，目前在这一点上我们将转向从不同于认知科学的视角来考察经验的两个学科或方式，看看它们是如何讨论社会观念和涌现性质的：我们将简要地讨论心理分析学并更加详细地讨论正念/觉知的静心传统。
6.2对象关系的社会
在心理分析学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这个学派与弗洛伊德理论大相径庭，以至于可以称其为一次范式的转换。这就是“对象关系理论”。
弗洛伊德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理论的萌芽形式。对弗洛伊德来说，超我来自于作为内化的父母形象的父母道德的“内在化”。弗洛伊德也按照自我与这样一个内化的父母的关系讨论了特殊的心理状态，比如悲恸过程。对象关系理论已把这种观念扩展至包括所有的心理发展，并将其作为成人机能（adult functioning）的一个解释框架。在对象关系理论中，例如在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工作中，基本心智发展过程是在各个方面一系列的人的内化。法尔拜恩（Fairbairn）甚至用对象关系术语重新定义了动机概念；法尔拜恩认为人们的基本驱动力并不是快乐原则，而是形成关系的需要。霍洛维茨（Horowitz）通过把内化的对象关系描述为人际图式（inter personal schemas）将对象关系理论与认知科学相结合。这些图式和子图式非常类似于明斯基式的行动者。
以对象关系理论形式出现的心理分析与人工智能领域中作为社会的心智概念的结合是引人注目的；特克勒（Turkle）提出这种结合对双方都有益。由于将相互依赖的、流动的心理过程具体化为独立的、静态的心理结构，对象关系理论一直广受批评。然而，在心智社会对行动机构涌现于行动者的描述中（正如我们在前述的建筑者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已相当明显的情况是：一个人如何能在没有具体化（reification）的情况下建构这样一个概念系统，也就是说如何将对象关系理论所指向的心智不统一的方面整合起来。
心理分析不仅仅是理论，也是一种实践。那些去找对象关系治疗师治疗的苦恼的病人学着按照对象关系来探索他们的心智、行为和情绪——他们开始用内化的行动者来审视他们的反应。我们会问，这会导致他们彻底地置疑基本的自我感吗？在天才的治疗师与忠诚的病人之间的确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更一般来说，在当今英国和北美的文化背景下它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心理分析已经在一个重要的程度上被精神病学所吸纳了。
因此，它往往被当作是医学的而不是获得关于心智本性知识的手段。就像其他分析一样，一个成功的对象关系分析旨在使病人得以恢复，获得改善了的对象关系，以及更为舒适的情绪；设计这个关系并不是促使他提出疑问：“当我只是一套对象关系图式的时候，我是如此积极地追求‘我的’对象关系和‘我的’满足，这难道不奇怪吗？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呢？”更一般地，明显的是：就像其他的沉思传统一样，对象关系分析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即分析所发现的自我的缺乏与我们正在发生的自我感之间的矛盾。然而要说对象关系理论形式的心理分析已经面对了或者说完全认可了这种矛盾，这一点并不那么明显。确切地说，对象关系理论似乎依其表面价值接受了我们的持续不断的自我感的基本动机（基本执着），并且使用通过分析发现的自我不统一来迎合对正在发生的自我感的需求。由于对象关系的心理分析并没有系统地处理这个基本矛盾——经验上单一自我缺乏与正在发生的自我执着感之间的矛盾——以至于分析中可能出现的开放性品质（尽管这种品质出现在所有心理分析，尤其是基于对象关系的治疗中）就受到了限制。欧洲的拉康式的（Lacanian）分析可能是个例外，但它的力量和坏名或许也部分来自这种品质。然而，要充分讨论心理分析与现代认知科学以及最终与静心传统之间建立诱人的联系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所以我们再次转到正念/觉知以及对阿毗达摩的阐释。
6.3缘起
如果我们没有自我，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却存在一致性，那会怎样呢？如果我们没有自我，而我们却继续思考、感受和行动，就好像我们有一个自我——无止境地想要强化和扞卫那个找不到的、无从经验的自我，那又会怎样呢？经验元素、五蕴以及心所法（mental factors）的瞬间生起如何以及为什么彼此在时间上继起从而构成了循环模式？
据说佛陀在觉悟前夕不仅发现了诸蕴生起的瞬间性，而且发现了因果关系的整个大厦——习惯性模式的循环结构，即一种锁链，每一个环节都彼此制约和决定——它构成这样一种人生模式：无止境的循环追逐以期把经验锚定在一个固定且永恒的自我中。这种洞见在梵文中被称作pratity as a mutpada，它的本意是“对有各种起源的（ samutpada）条件的依赖（pratitya）”我们将使用“缘起”（codependent arising）这个词语，因为那个注释最好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为心智社会的语境所熟悉的观念，即聚集元素的转瞬即逝、却又反复出现的涌现性质。
这种循环被称为生命之轮（Wheel of Life）或业之轮（Wheel of Kar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