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射在皮肤上的图像模式并没有“视觉”内容，除非个体通过用头、手或身体的运动来指挥摄像机而能在行为上有所主动。当盲人以这种方式主动行为时，在几个小时的经验后，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不再将皮肤感觉解释为与身体相关的感知，而是解释为投射到空间的图像，该空间是身体指挥的摄像机的“凝视”正在探索的。因此，要经验“外在的真实对象”，这个人必须（用头或手）积极主动地指挥摄像机。
另一个可从中能看到知觉与行为之间关系的感知模态就是嗅觉。经过多年研究，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设法将一组电极插入兔子的嗅球中，这样一来，当动物自由活动时，其全局活动的一小部分就能被测量到了。他发现，除非动物多次暴露于一种特定的气味中，否则在嗅球中就没有清晰的全局活动模式。进而，这种活动的涌现模式似乎能从不一致的或混沌的活动的背景中被创造出来而成为一个一致的吸引子。就像在颜色的案例中那样，嗅觉并不是一种对外在特征的消极映射，而是基于动物的具身历史的一种生成意义的创造性形式。
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快速的动力学是神经元集合构形（configuration）的基础。这一点已出现在与视觉刺激相连的猫和猴子的视觉皮层的报道中；它也在诸如鸟类大脑甚至无脊椎动物（Hermissenda，一种海蛤蝓）的神经中枢这种差别极大的神经结构中被发现。这种普遍性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感知运动耦合以及生成这种机制的本质。要是这种机制是一种更为物种特异的过程，比方说仅仅在哺乳动物皮层上是典型的，那么它作为一个工作假设就不大令人信服。
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一观点，即认知结构出自各种循环感知运动模式，这些模式使行动受知觉的引导。这个领域的先驱和巨人是让·皮亚杰（JeanPiaget）。皮亚杰开展了一项他称之为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的研究纲领：他的任务就是解释儿童发展：从出生时不成熟的生物有机体到具有抽象理性的成年人。孩子刚开始只有感知运动系统，而皮亚杰希望理解：感知运动智力的演化如何使孩子发展出含有定位于时空中的恒常物体的外部世界的概念的，以及如何使孩子发展出其自身既作为一个处于其他物体之中的物体又具有内在心智的概念的。在皮亚杰的系统中，新生婴儿既不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她只有她自己的活动，甚至识别一个物体这种最简单的行动也只能根据她自己的活动来理解。通过这种活动，她必须建构整个具有其规律和逻辑的现象世界的大厦。这是一个清晰的例子，从这个例子证明我们看到认知结构是出自感知运动的循环模式（用皮亚杰的话说，就是“循环反应”）。
然而，作为一个理论家皮亚杰似乎从不怀疑预先给予的世界的存在，他也从不怀疑对于认知发展有着预先给予的逻辑终点的独立认识者的存在。
即使是在感知运动的阶段，认知发展的规律也是对预先给予世界的同化和顺应。因此，在皮亚杰的着作中我们有了一个有趣的张力：一个客观主义理论家，他设定了他的主题——孩子，作为一个生成行动者（enactive agent），但却是一个不可动摇地演变为一个客观主义理论家的生成行动者。皮亚杰的工作——已经在一些领域发挥着影响——将受到更多来自非皮亚杰主义者的注意。
所有有机体都要施行的最基本的认知活动之一就是分类。用这种方法，每一经验的独特性都被转化为更加有限的一组习得的、有意义的、人类和其他有机体响应的范畴。在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时期（也是人类学中文化相对主义的鼎盛期），范畴被当作是任意的，而心理学中的分类任务则仅仅用于研究学习的规律。（这个任意性的意义也反映了当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的倾向，它强调所有经验中解释的要素。）在生成观点中，尽管心智和世界在生成中一同出现，但它们在任何特殊情形中的出现方式却不是任意的。
考虑你现在正坐着的物体，你问问自己这是什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如果你现在坐在一张椅子上，你会认为这是“椅子”而非“家具”或“扶手椅”。为什么？罗施提出，在具体对象分类学中存在一个分类的基本层次，在这个基本层次上，生物学、文化以及对信息性和经济性的需要都要满足。在一系列的实验中，罗施等人发现分类的基本层次就是最具包含性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范畴成员：（1）被类似的运动活动所使用，或与之相互作用；（2）有类似的知觉形状，并能被想象；（3）有可辨识的、对人而言有意义的属性；（4）可被小孩分类；（5）（在多种意义上）具有语言学的首要性。
因此，分类的基本层次看来是一个认知和环境同时得以生成的关键点。
对象通过给予（affording）了某种相互作用而显现给知觉者，而知觉者以这种被给予的（afforded）方式通过身体和心智来使用这些对象。形式与功能，通常是作为相反的属性来加以研究的，实际上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有机体对这二者的协调高度敏感。由具有基本层次对象的知觉者/行动者所施行的活动，是共同体生活的文化和约定有效的形式的一部分，在这些形式中，人与对象是情境性的——它们是基本层次的活动。
马克·约翰逊提出了另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基本分类过程。他主张，人类拥有非常一般的认知结构，他称之为肌肉运动知觉意象图式：例如，容器图式（schema）、部分-整体图式和源-途径-目标图式。这些图式源于身体经验，能通过某些结构要素来定义，它们有一个基本逻辑，并能隐喻性地进行投射，把结构赋予一个广泛的认知域。因此，容器图式的结构因素是“内部、边界、外部”，其基本逻辑就是“里面或外面”，而它的隐喻投射把结构赋予我们视觉场（事物进出我们的视野）、人际关系（一个人处于或不处于一种关系中）、集合的逻辑（集合包含其成员）等的概念化。
在对这些案例详细研究基础上，约翰逊认为，意象图式来自某种基本形式的感知运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所以它给我们经验提供了一个前概念结构。他指出，既然我们的概念理解是由我们的经验塑造的，那么我们也拥有意象图式概念。这些概念有一个基本逻辑，它将结构传递给被想象地投射的认知领域。最后，这些投射并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隐喻和转喻映射过程完成的，而它们本身的理据则来自身体经验。斯维策尔（Sweetzer）在语言学中提供了对这一过程专门研究的案例。她认为，语言中语词意义的历史变化可被解释为隐喻的扩展，即从基本层次范畴和意象图式的具体的、身体相关的意义到更为抽象的意义——例如“看”（to see）意味“理解”（to understand）。
聚焦于分类，莱考夫（Lakoff）根据许多人已做的工作写了一个纲要，它被看成是对客观主义观点的挑战。最近，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t）认知进路的宣言。其中心论题是：有意义的概念结构有两个来源：（1）来自身体和社会经验的结构化的本性；（2）我们天生的、从某种身体和相互作用的经验的良好结构的方面想象地投射到抽象概念结构的能力。理性思考就是这个非常一般的认知过程——聚焦、扫描、叠加、前景-背景反转，等等——应用于这类结构。
这一陈述与我们所论证的作为生成的认知观似乎是一致的。
作为生成的认知观的一个具有挑动性的可能扩展，就是进入人类学中的文化知识领域。民间故事、鱼的名字和笑话等这类文化知识位于何处呢？
它存在于个人心智中，社会规则中还是文化的人工物中呢？我们如何解释在跨时间和信息提供者中发现的变化？通过考虑在心智、社会和文化之间而非其中之一或它们全部中发现的知识，我们或许能获得人类学理论的伟大杠杆作用。知识并不预先存在于任何地方或形式中，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的——当一个民间故事被叙述或一条鱼被命名时。我们把对这种可能性的探索留给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