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危机爆发后的沟通策略中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1）面对危机，应考虑到最坏的可能，并及时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
（2）在危机发生时，要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危机控制中心，调配受过训练的相关人员，以实施危机沟通计划。
（3）了解公众情绪，倾听公众意见，满足公众需求。
（4）掌握舆论主导权，尽力以政府发布的消息为唯一的权威性来源。在危机发生而真相未查明前，可向媒体提供背景材料，介绍发生危机的初步情况、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以及与事件相关的资料等来占领舆论阵地，千万不能“压制”舆论和媒体。
（5）统一信息传播的口径，对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问题，避免使用行话或专业术语，要用清晰的大众语言向公众表达。在危机沟通传播中也应使用清晰、不产生歧义的语言，以避免出现猜忌和流言。
（6）如果新闻报道与事实不符，应及时予以指出并要求机关媒体进行更正。
（7）决不允许用猜测或不真实的信息来填补信息的空白。
（8）坦诚地对待公众和媒介。
（9）危机沟通人员要有稳重可靠的形象、一定的亲和力以及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10）对危机沟通过程要及时进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最好建立专门的危机沟通案例库，作为之后或者以后类似事务沟通的借鉴。
（三）危机恢复重建期的沟通方式与策略
危机如果处理得当可以成为反败为胜的“转机”，也可以成为获得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契机”。所以，尽管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危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特殊的正面社会功能，甚至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如大规模战争），但危机可能引发组织结构的改变、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重建，给组织和社会带来转型、再造的机会，恰当地应对危机事件和有效地宣传危机管理所取得的绩效，对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校正都有着潜在的积极意义。作为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一部分，危机对于一个理性的、有活力的政府而言，能够成为公共政策改进和完善的外部动力，调整公共政策的导向与价值选择。正如L.科塞所阐释的那样：作为社会安全阀机制和调整规范适应新环境的激发器，危机事件激发新的规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强化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使社会关系的调整成为可能。因此，危机事件解决后，作为危机管理主体的政府在尽快恢复社会结构和功能、重建社会秩序的同时，要有效地利用媒体发动全社会对危机事件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做多侧面、多层次的分析，挖掘危机事件的原因，寻求今后避免此类危机事件的发生及改进社会政策的办法和途径。
西方有学者把危机管理的基本步骤归纳为5P，分别是：Perception（端正态度），Prevention（防范发生），Preparation（时刻准备），Participation（积极参与），Progression（危中找机）。危机进入消退期的时候，已经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社会生活也逐步走向正常。此阶段仍旧要进行沟通管理，主要目的便是对整个危机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把危险转化为发展的机遇。借助媒体的反思是最具普遍意义的反思方式，通过媒体表达的反思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因此影响舆论，进而可能影响公共政策。媒体后期的反思功能实际上是为下一轮的预警功能服务的，关键是通过反思使得社会在以后面对类似问题时能够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反思不够则会引发新的危机。
五、危机沟通管理中的媒体联动
（一）大众媒体依然是沟通管理的核心介质
大众媒体（这里专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传统的传播媒介，也是危机沟通的核心介质。随着政治传播学的兴起，大众媒体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舆论形态，而被认为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政治因素，其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成员和社会公器，作为一个重要角色渗透于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和解决过程中。同时，公共危机作为一个“特殊的新闻事件”进入媒体视线，媒体在报道中将面对市场利益和社会责任、自由报道和政府管制、媒体利益与公众利益、公众知情权和“必要信息保护”等众多两难困境。超越这些困境，实现媒体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建构良好的媒体管理，对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特殊意义。
1.大众媒体的地位及功能
首先，大众媒体是危机管理的“智库”。现代信息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的同时，也削弱了人类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从而破坏了一个有效的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公共智慧。大众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公众和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完整的信息基础。公共危机中，媒体可以通过信息传播来协助政府进行危机预防、应急和恢复；也可以通过发表评论，对危机的产生原因、过程、目前的状态等进行解释和反思；还可以通过民意调查来表达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得失，从而为政府进一步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指出，在太多的时候，电视已经成了何种事件构成危机的判官。这意味着媒体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信息界定权，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做好政府处理和解决公共危机的“外脑”。
第二，媒体是危机管理的“向心棒”。媒体通过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增强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度，从而帮助政府赢得社会支持。认同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础，美国学者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把认同分为三种：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误认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同情认同就是通过强调共同的感情与受众建立亲情关系，以缓解心理上孤立无援的情绪，公众在知晓公共危机后会与受难者、媒体达成认同，从而理解和支持政府的相关行动；对立认同则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使公众的目光聚焦到“外部的一致敌人”，从而促进内部团结、形成巨大合力；而误认同则是“无意识的认同”，潜在的受害者通过媒体的报道意识到其所受到的威胁，为了避免或减少危机对他们的影响，就会支持危机治理工作。这三种认同方式并无明显界限，无论何种认同都能增加社会凝聚力，获得公众对政府危机治理的支持。
第三，媒体是危机管理的“动员器”。动员的目的是制造舆论，在某个政治议程上获得社会其他成员的支持，而媒体说服公众的程度往往是动员成功与否的标志。若公共危机具有明显的肇事者，媒体可以作为舆论战场给危机事件的制造者以舆论震慑，压缩危机制造者的媒介生存空间。同时，媒体也具有强大的力量动员社会各界联合起来战胜危机。
综合以上所阐述的大众媒体的功能，对于媒体的报道功能所具有的扩散效应。
所以，有效的媒体沟通可以发现危机征兆、满足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影响政府决策、塑造政府形象。
2.大众媒体的双重特性
应该说，大众媒体的功能使得其在公共危机中承担了舆论导向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成为公共危机中社会心理状态的指示器。但同时，大众媒体的传播使得危机的“恐惧”心理也在人群中快速地彼此感染，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互动使该力量成倍增长，“心理传染”和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容易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因此，如果说与危机事件直接相关的一部分人生活在“现实危机”之中，那么与危机事件不直接相关的更多的人则生活在大众媒体构造的“拟态危机”中。“媒介实况”与“拟态危机”折射出大众媒体在功能上的“双重性”趋向，大众媒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促成”与“促败”的双重功能。换言之，媒体既是“危机管理”不可缺少的积极力量，也可以成为“制造危机”和“升级危机”的“妙手”。理解大众媒体的这一“双重性”，是进行有效的危机沟通管理、把握好沟通的“度”的必要前提。
媒体的“促成”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其独有的功能和独立的责任，最大可能地进行社会动员、协调社会矛盾；通过评论等形式直接营造有利于危机解决的舆论氛围；在信息的选择、加工和刊载上贯彻危机沟通方案中的方针和意图，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另外，在发现危机征兆、满足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影响政府决策、塑造政府形象等方面媒体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大众媒体在公共危机中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守望者的传声、描述角色，更能以一个公共责任者、人文关怀者、危机协理者的面目在公众视野里出现。
公共危机因其“公共性”与“紧迫性”与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大众媒体也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破坏性、震撼性，既符合“新闻事实”又具备“新闻价值”，还具备“新闻效果”。在一些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为了达到其新闻目的，往往容易对危机事件进行赤裸裸地展示和宣传，广大受众在无意中被强行拉入“危险世界”、见证危机事件，从而使本来与己无关的、非常态的危机事件转化为身边的、共同的、经常的媒介事件，造成最大规模的社会心理震荡和群体性恐慌。2002年10月的“莫斯科人质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些记者不顾人质安危一味寻找“爆炸性新闻”；一些电视媒体几乎是24小时跟踪事件进度，从人质被劫、谈判破裂到突袭营救的全程跟踪，表现出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俄一名官员说：“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会使恐怖分子提前觉察，从而导致更多人质的死亡。”所以，公共危机中大众媒体在本质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危机爆发后媒体对消除公众的无端猜测和过度恐慌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如果媒体不介入或“失语”，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会立刻受到挑战，不同群体、组织与个体马上会按各自的愿望发出不同的信息和声音。但另一方面，媒体本身的特性及公共危机的特殊性会使得媒体与公共危机的“相遇”变得复杂。媒体往往容易按其自身的逻辑介入公共危机，通过有目标的运作来设置公共危机这一“议题”。“议题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换言之，媒体的正确引导，能稳定公众情绪，避免社会恐慌，统一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力量，缓解社会矛盾，重建社会秩序，从而共同战胜危机。
媒体缺席或信息传输不当，则会误导民众，加剧恐惧，激化危机事态，造成连带危机或者危机后的新“危机”。在危机的特殊情境中，媒体有时候无法区分其传播活动是正面引导还是负面误导，这就需要政府危机管理部门与其进行有效而真诚的沟通。
3.公共危机中媒体的自我管理
在媒体与受众的双重建构下，公共危机会从单一的危机事件，转而呈现多种表达和诉求；从单纯的内容传播，发展为复合式的系统；从局部的情绪变化，扩展为大范围群体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进一步说，情绪化的或者得不到媒体完整公正报道的公众将会不明智地迫使政府做出不明智的决策。所以，加强大众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重视大众媒体的伦理建设，对防止和消解因不当报道造成的负面效应极其重要。大众媒体自我管理的第一准则是自觉遵守新闻操守和职业伦理，强化自身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自觉拒绝商业化运作。公共危机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任何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新闻媒体不仅是公众认知世界的桥梁，而且也是监督社会的公器，不仅是政府危机治理的助手，也是动员公众参与危机治理的公权代言者。因此，在公共危机中新闻媒体更应该将公众与社会的利益作为自身工作的出发点，主动引导整个社会在危机面前形成正向合力。
4.公共危机中政府的媒体管理
媒体对危机事件及处理的影响，是通过持续性和规模化的报道形成与既定目标相一致的公众舆论来实现的。公众舆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所以能有效地诱导公众向它靠拢。危机处理中媒体管理的关键是对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引导和把握，使其朝着有利于组织的目标方向发展。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强化公共危机中的媒体管理，明确公共危机中媒体管理的规制，提升媒体的应急能力和应对素质，实现非常规的有效决策和执行，是处理和解决公共危机的必然要求。
危机管理中选择媒体一般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确定需求原则。首先确定组织的危机处理目标，然后研究不同媒体的编辑方针、读者定位、内容风格等，最后才选定目标公众喜欢和日常关注的媒体。其基本要点是，根据需求寻找有效的媒体来影响全部或某一专门领域的读者。二是熟悉与信任原则。媒体也存在着公信力问题，在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们只接受他们所信任的媒体信息。因此，要根据媒体的公信力选择具有信誉的媒体、选择人们乐于接受的媒体。三是配合行动原则。媒体行动要与其他行动同步而且目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