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研究即对某社会现象的例子进行深度检验，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现象的一个或几个案例上，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者一个青少年帮派。到底什么是个案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可以是一段时间，而不是特定的群体。个案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性的，但也可以提供解释性的洞见。个案研究者可能只是寻求对个别案例的独特理解，也可能形成一般通则式理论的基础。布洛维认为，拓展个案法还有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并修正现有理论的目的。
如果说分析性概括从方法论高度证明了个案研究法的生命力，那么扩展个案方法则是这一结论之下具体方法的体现。分析性概括旨在说明，个案研究法的魅力不在于要像大规模抽样调查那样，用样本的结论推断总体的特征，不在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而在于其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
扩展个案方法具有里程碑意义，乃是其走出个案自身的狭小范围，转而站在宏观场景，特别是宏大权力的领域中，居高临下地观察具体的日常生活；同时借由具体个案反观宏观因素，从而实现理论的重构。扩展个案方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分析性概括将其引入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从个案研究本身的独特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注重理论的角色。扩展个案方法则在分析性概括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跳出个案本身，走向宏大场景。
在扩展个案方法中，理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反思性的四个原则——介入、过程、结构化、重构的实现都需要理论的力量。理论引导了介入的方式，将处境性知识构造成社会过程，并将社会过程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此外，理论重构则是扩展个案方法的目的所在。可见，整个扩展个案方法的实施过程都贯穿着理论的角色。透过宏观俯视微观，经过微观反观宏观，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双向作用都需要理论作为指导，同时也构成了理论重构的源泉。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方法实践，予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借助理论实现的一系列跨越。
案例1 （根据2007年12月22日浙江省第六监狱访谈笔录资料整理）
“我（WZH），男，1972年出生。2004年9月到2006年12月共入室盗窃34起，偷的主要是现金和金银首饰，折合人民币27.2万元，基本都用在赌博上了，判了个无期。我是用万能钥匙（‘黑金刚’）和口香糖开锁的。回想我为什么走上犯罪道路，跟我在深圳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我当兵前，我从来没有进过城，没见过汽车。小时候我就跟着村里人采金，我们那儿山上有金矿，村里很多人就靠采金生活。1989年11月份到1992年11月份我在深圳武警部队当兵。在深圳我看到城乡差别，有钱和没钱的差别。那儿的老板花钱动不动就上千，一到夜总会就几千上万。对我们也是吆来喝去的。那时候深圳很乱，走私的、蛇头都很多。内地到深圳要有边防证，我们就是卡口查证的。
有些蛇头拉一车人过来，有的没有边防证，老板就给我们钱，1个人50元。我干过几次，弄了几百块钱。
我一直想过有钱人的生活。复员后我回到村里，还跟人采金。那时候山上已经没有什么金子了，有人说河道里有金子，但没有设备采不了。1993年我一个战友来看我，说他们那儿有采金船，30多万一条。30多万对我们农村来说是太多了，想都不敢想，但我一想有了它就能采河道里的金子，赚大钱，我就决心干。我自己筹了11万，又再三说服村里人入股，终于凑够了钱买了一条采金船。开采当天就进账3000多块，我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别人知道。但一个月后，很多人都知道了，有人也集资准备买船。半年后，我赚了80多万，就把船卖掉了。我当时的决策是对的，后来有几十条船，河里的金子被淘光了，政府也开始治理河道采金，他们的船只有当废铁卖掉。
我在城里买了套房子，认识了一个城里的女孩，准备结婚。她有个舅舅是做生意的，听说我有钱，就说合伙到山西去挖煤。可能是运气不好，不是渗水就是塌方，没挖到煤，我亏了30多万。女朋友也分手了。后来，又有人叫我去贵州采金，我就去了，1年多赚了30多万。
我回来后，住在城里，平时没什么事，有时也有人叫我去看金脉。几个朋友就合伙开了一家赌场，我犯了开赌场的忌讳：自己也赌（我们村子里，很多人都赌钱，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很快几十万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为了逃债，我跑到了金华投靠一个卖早点的朋友。他一天才挣二三十块钱，呆了十几天，我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我悄悄地离开朋友，一个人四处闲逛，几天下来连吃饭也没钱了。一天晚上，我站在一座桥上，想到死，但又一想父母怎么办？
犹豫了半天，我还是决心活下去。没跳桥，我就豁出去了，反正这条命是捡来的，只要能搞到钱，我什么都敢干。如果当时有人从我面前过，他有10万8万，就是杀人我也把它抢了。
这样我就开始盗窃，我买了各种锁研究开锁的方法，有我开不了的，我就把它装在我租的房子的门上，叫开锁师傅来开，我在旁边看，他一走我就按他的方法开，一般都能成。我开锁靠技术。”
WZH是个有抱负，有冒险精神的人。通过道德炼丹术①又可以表述为是个有野心，有赌徒心理的人。买采金船，开煤矿，到贵州采金，开赌场，系列盗窃皆为一场场赌博。为什么一个17岁前“从来没有进过城，没见过汽车”的一个山里孩子，会有这么大的抱负（野心），并敢于冒一切风险？就像他本人认识到的，深圳大老板的做派，使他把“当有钱人”设定为自己的目标。人生目标的设定无论多高都没有问题，况且，WZH的理想正是主流社会认可的文化目标。问题在于他看到和想到了有些老板靠走私和偷渡致富，或许他夸大了这些手段的效用和使用者的范围。
但在他潜意识中埋下了“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敢干”的种子。特别是他站在桥上准备自杀而又放弃计划时，遵守规范的成本（死）已大于违反规范（可能活）的成本，此时，越轨很可能随时发生。
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违法现象和违法行为，如走私、偷渡、赌博。
由于这些事实存在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他已经习以为常，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村子里，很多人都赌钱，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也就是说，社会交往中他人和自己无惩罚后果的越轨，降低了规范的威慑力和认同度。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普遍失范的环境中，越轨本身被合理化了，人们甚至认识不到这是“越轨”。
本案主的个别化特别矫正目标：肯定其抱负，否定其手段，并帮助建立合法的替代手段。
案例2 （根据2008年3月14日宁波黄湖监狱访谈笔录资料整理）
“我（CZC），男，1968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农村。家里有4个姐姐，1个哥哥，1个弟弟，我是7人中读书时间最长的，13岁读到初一，辍学。我不喜欢读书，有时逃学。但有挣钱头脑，很小就在山上砍柴卖。辍学后跟老爹学木工，跟姐夫学油漆工。先后到新疆、天津做油漆工。1988年在天津一家家具厂刷油漆，有时一天能挣到40块钱。但由于对油漆过敏，1989年回到临海老家，把攒下的5000多元钱全部交给了老娘。
回来后没事干，经常和村里几个朋友到省道边玩，省道要经过一道岭（坡），上坡时车速很慢，有时我们会爬上大货车拿水果吃，没有司机发现。我们一看不错，就偷东西来卖，有废铜、废铁。有一次弄了一个仪器（后来知道是轮船上用的，价值1万多），看没什么用处，就扔掉了。1990年我们被抓了，我被判了个无期。（有个年纪比我大点的，他次数少一些，因为父母有‘关系’，只判了4年，缓刑4年，当然，他是主动投案。）1991年9月我被投到四监改造。
我偷东西还跟一件事有关，天津回来后我被人骗了900元钱。本来这900元是（我妈给我）买邻居房子的，后来邻居反悔就没有买成。这时候，有个以前的同学来找我，说买个台球桌在临海赚钱，我就把900元钱给了他。他说到上海去买，就没了音讯。为这件事，老娘老讲我，我就搞了一次，想弄点钱把被骗的钱补回来。
我2006年假释，2006年12月份结婚，老婆是同一个村子里的，离过婚。2007年6月1日生了一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