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伟的山峦俯瞰历史的潮起潮落，奔腾的河流展开时空的瑰丽画卷。
60年光辉岁月，60年沧桑巨变。60年光阴荏苒，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3位，由世界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对外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3位，利用外资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敞开怀抱，融入世界，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当前，中国正面临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黄金时代，同时也处于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脉搏同世界经济共同跳动，同时也都面临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各种新旧发展问题。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开放和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区域产业集群大都集中于传统行业，多数产品处在价值链低端，但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区域开放经济中，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出口商品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极大，结构亟待进一步优化。
区域经济开放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日益突显，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减缓矛盾、深化开放、促进发展，也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第三辑《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评论》便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评论》是浙江省首批科学社会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这一浙江省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刊物。出版两辑以来博采众长，采编了众多学者的佳作，对区域开放与发展等问题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认知与把握，推动了学科发展。
本辑《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评论》在前两辑的基础上继续构建区域经济学术之塔，涉猎更加广泛，在这丹桂飘香的金秋伴随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浓浓喜意结出了累累硕果。本辑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主题：产业转型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开放模式和区域金融创新。
经济增长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同时推动着经济增长。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产业升级，就是实现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张小蒂和赵榄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揭示沃尔玛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基于渠道控制的市场势力构建模式的特征，阐明了由销售网络扩大所致的市场份额提升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可以压低产品进价，导致要素的报酬递增并获取丰厚利润；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降低公司的长期平均成本，尤其是节约物流、订单等环节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交易效率；通过构建与供应链内关联企业的战略联盟，形成激励相容，可以获取“链”内外部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使得市场份额扩大与先进信息技术引致的成本下降和利益增进可持续。这三个维度的形成与互动是沃尔玛提升渠道控制力，构建市场势力的关键。朱春兰和严建苗采用L‐P方法衡量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并在模型中引入进口渗透率，以浙江为例分析本地研发资本存量和通过进口贸易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从长期看，本地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于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本地研发投入对浙江省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大于贸易伙伴国溢出的研发投入。而在短期内，本地和溢出的国外研发资本投入对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不显着。黄先海和周俊子以浙江省1994－2006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浙江省的产业技术政策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对科技活动的直接资助、企业对科技活动的相对投入和教育经费的投入给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产业技术政策的绩效带来了积极的贡献，并且政府的科技投入对企业的科技投入有显着的溢出效果；然而，外资的引入反而产生了负面作用，抑制了自有技术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外溢效应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较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FDI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地区表现不一致。李晓钟和张小蒂利用我国2002－2006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FDI对区域一般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明显存在，且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不明显；但对区域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仍然存在着某种“替代”甚至是“挤出”的负面影响。论文详细分析了FDI对我国创新能力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和产生“挤出效应”的原因，并揭示了FDI的梯度转移是激活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潜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跨国公司通过其内部化及关键技术“黑匣子化”等实现对核心技术控制值得关注。马述忠和宋利青用面板数据模型从地区层面分析得出：总体而言，FDI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投资环境是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重要因素。在东部地区，FDI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中部地区，FDI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着；而在西部地区，FDI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外溢效应为负，即产生了抑制作用。林高榜研究认为在总体上，FDI对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东部表现十分突出，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则不明显；同时，现阶段人力资本投入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FDI并非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尚未跨过FDI的自主创新作用的“门槛”。在逆向性FDI研究上，肖文和侯田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决定中国逆向型FDI投资流向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目前中国逆向型FDI的动机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学习型和技术获取型不明显。
肖光恩基于新贸易理论发展视角对新经济地理理论发展的历史演进进行理论综述。王婧和余燕春借助生态系统价值评价方法——能值分析方法，全面、客观、综合地计算了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能值流量，分析了中美、中欧、中日贸易中的生态要素转移，并利用一系列能值指标综合对比分析了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生态利益。她们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整体来说是能值贸易净进口为正数，流入的生态要素大于流出的生态要素，中国对外贸易是有利于我国生态利益保护的。我国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处于能值逆差，流出的生态要素数量大于流入的，我国属于生态利益受损国，我国在同欧盟贸易中亦然如此。我国同日本的能值贸易是能值顺差，但也不能盲目乐观。王东通过电子商务研究指出浙江经济开放中实施电子商务的企业利润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电子商务利润链。交易便利度、信任度和价格敏感度是网络经济环境中企业利润的主要影响因素；需求价格弹性、个性化度和创新度是交易便利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友善度、企业能力和正直度是信任度的主要影响因素。针对这些因素的政策激励与研发应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浙江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在区域金融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中，顾国达和俞开江指出人民币利率调整不但会通过信贷（生产性信贷和贸易性信贷）途径对我国出口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引起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产生间接影响。此外，人民币利率调整还会通过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变动进而对出口产生间接影响。在我国人民币利率上调和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背景下，保持我国外贸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促进外向型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财税扶持，特别是金融支持，是解决当前外贸发展难题的首要任务。强永昌和龚向明通过研究出口的总量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分析出口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状况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惠晓峰、马辉探索了如何突破两岸金融合作中的种种障碍并找到两岸金融合作的准确定位。他们认为在现阶段下，促进双方金融机构进入对方市场、建立两岸的信用体系以及设计适合的金融监管合作制度是有效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的突破点。
《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评论》前两辑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倍感责任重大。这也激励我们孜孜以求，不断开拓创新，继续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学术繁荣与区域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于求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