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秦在这方面有时候也的确做过了头，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关于人质，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例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会互派人质，目的是让对方有所忌惮，不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这是诸侯彼此缺乏信任之后各国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你可以不讲信义，但总不能不顾念亲情吧！你只要投鼠忌器，我就算达到了目的。所以，人质，就是用亲情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是，嘿！我秦国就是不顾念亲情，你怎么滴！人质绝对不会成为虎狼之师的软肋。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曾经在赵国当人质，可是，在这期间，异人的爷爷秦昭襄王却不停地攻打赵国，几乎忘记了还有个孙子在赵国作人质。难怪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说：秦人和戎狄没什么区别，都有如狼似虎的野心，他们贪婪无比，见利忘义，不懂礼仪，没有德行。为了利益，就不管什么亲戚兄弟了。简直和禽兽没什么两样啊！
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血缘关系淡泊，宗法观念不强，表面貌似民主平等，但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秦建国以后采取军事中央集权制，而没有“裂土分疆”采取“西周封建”模式的内在根源。
被逼出来的郡县制
没有公室贵族，只不过是秦实行郡县制的前提，但绝对不是秦采取郡县制的理由。秦建国之初就实行了郡县制，除了“秦无大夫”这一潜在的前提以外，还有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考虑。
秦的成长是伴随着和西戎的长期斗争一路走来的。秦要得到周平王许诺的土地，必须要将西戎赶走；要扩大地盘，还要到他们的手里去夺。夺回来后还要时刻看着，防止他们来搞破坏。西戎等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是职业的强盗，是农耕作业的天敌。你生产出来的粮食，一不小心，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所以，秦以耕战立国，耕是耕耘，耕耘了想有收获，就要战，就要在城郭中安插布置军事力量，时时刻刻提防来犯之敌。
三年爰土易居。
郡县就是这种战争的产物，尽管后来广泛意义上的郡县制的作用并不仅仅用来应付战争。郡县，郡县，郡和县其实是不一样的。县指的是城郭，而郡则是县城四周的军事重镇，也就是今天的军区。所谓“百里之县，县有四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城市的四周布置四个军区，用来保护县城。一旦有敌人来犯，军区里的士兵就要承担起保卫县城、驱除鞑虏的任务。而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些士兵就把军服一脱，和老百姓一样去种地。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老百姓平时是农民，在国家分配的土地上耕地种田，按照所分配土地的份额交纳实物税。这个时候，我们叫他们“庶人”。当城郭受到侵略的时候，“庶人”就按照军队方式编排起来，打仗服兵役。
这个时候，“庶人”就不叫“庶人”了，而叫“更卒”。
无论是耕田还是打仗，秦国进行的都是军事化管理。战争就不必说了，我们来看看秦国的农业。秦国自从开始农耕生活后，采取的是“爰田”制。国家定期把土地按上中下三等分配给庶人去耕种，劳动者要向国家缴纳“彻”这种土地税。这种“彻”法也称为“赋”，这种“赋”根据土地征收，也就是向耕种这块土地的人按土地数量征收一定实物。秦国建立之后不断扩张，每占一片土地后，就把当地百姓和奴隶按军队方式编制起来，分配给每人一定土地耕种，并且规定每三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和房屋。
无论是庶人，还是更卒，接受的都是军事化的编制。只要是秦国的子民，你对国家就有两个义务：一是种地耕田，并向国家交税；二是服军役，一年中必须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当兵。有紧急任务时，更要随时集合。秦国，这样一个从战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国家，对军事化管理有着变态的信赖，战争好像能解决一切问题，军事化管理好像是天底下最有效的管理模式。战争思维的渗透，必然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统一组织，整体出击。这里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意志，只有整体的行动。
打仗的时候进行军事化管理是没有错，但是，种地也要进行军事化管理，就是秦国的特色了。秦国就是这样，打仗像种地，种地像打仗。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也只能采取郡县制了。地方必须隶属于中央，郡县的郡守或者县令，必须要由国君任命，由国君垂直管理，以政绩决定任免进退，否则，军事化的管理就无法推进，首长的权力和意志就不能彻底贯彻、高效运转。正因为这样，秦国的官制和其他国家也都不一样。其他国家都是卿大夫当官，而秦国则有庶长。卿大夫靠封地吃饭，既是统治者，又是地主。但庶长却不同，他是国君任命的公务员，吃国家的皇粮。大夫可以世袭，庶长却不能，而要靠君主的任命。干得好，就可以待在这个位置上或者升迁。干得不好，很有可能就会被炒鱿鱼，甚者受到惩戒处罚。庶长所在的郡县，土地和土地上的子民，都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国家。每年的收成，缴纳上来的实物（那个时候秦还没有货币），统统要上缴国库，庶长没有资格享有。总之，庶长没有统治权，他们仅仅在国君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庶长是秦国在春秋时期最早设立，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官职。《续汉书·百官志》中刘昭注释说：庶长原是行军打仗的军事长官，所以叫将军，只不过后来秦开始了耕稼生活，又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县”管理，庶长于是兼任了县的行政长官和军事将领双重身份。庶长，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庶人”的头，而“庶人”又是行军打仗的“更卒”，所以，所谓的“庶长”既是地方的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首领，还兼着农业部长。后来秦国的官制又发展出了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驷车庶长等官职，都是因为庶长统帅庶人、更卒作战和生产而得名的，只是因为职权大小有别才区分出不同的名称。
军事化的集权制度，郡县制的政体结构，还有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国有计划经济，都是军事化作业的产物，它的核心是权力的集中运作。权力始终保持在中央领导手里，畅行无阻，上下贯通，在当时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在战争几乎是国家的全部事务的大背景下，这种体制显得威力惊人。战争自然需要统一调配，而农业自然也需要高度集权。秦统一六国以后，虽然封建制时有复辟，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持续两千多年的集权制度。
在春秋末年，实行郡县管理的不仅秦国一家，还有楚国和晋国。在钱穆先生看来，郡县管理的出现，有两大动力推动：一是土地兼并，二是内减公族。土地兼并越来越多，国家越来越大，又没有那么多宗室公族可以分封，国君只好自己派人进行垂直管理。再者，在国君看来，和自己争权夺利的往往是那些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贵族，因为只有他们有这个实力，有这样的野心。那些原来最可靠的人，现在却成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人，不把他们都杀了就连觉都睡不好。于是，那些靠篡权上位的大夫，当了国君以后，就不顾念什么亲情了，而是斩草除根，把那些能够对自己形成威胁的公室宗亲统统杀光。这就是内减公族。亲人被杀光了，封建制存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因此自然而然地转向了郡县式管理。